土木堡之变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土木堡之变的历史分析


明朝武士图

有明一代,北部边防甚重。元亡而未亡,元顺帝带领几乎完整无缺的中央中枢逃亡漠北。从洪武朝到永乐朝,明朝最雄才大略的两位帝王强势打击北元残余势力,北元朝廷崩溃,蒙古势力又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卫。鞑靼具有黄金家族血统,因此具有正统地位的优势,所以,永乐一朝,对鞑靼部实行了重点打击。

在鞑靼阿鲁台被朱棣沉重打击之时,瓦剌部却在暗中积蓄发展力量。鞑靼被削弱之后,瓦剌渐渐显现出野心。

永乐十一年(1413年),马哈木率兵到达明朝边境兴和窥探明方动静。朱棣敏锐地感觉到瓦剌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三月间,朱棣亲征瓦剌,一番大战之后,瓦剌军被歼灭上万人,实力受到一定打击。

这时鞑靼又乘机重新积蓄力量,朱棣再次拉拢被沉重打击的瓦刺,共同对付鞑靼部。马哈木之子脱欢继承了父亲顺宁王的爵位,乘机向东南方发展势力范围,他率军击败东察合台汗国歪思汗,迫使其迁都到了亦力把里。

明成祖朱棣此后的三次亲征都是针对鞑靼阿鲁台,鞑靼部损失巨大。脱欢又给阿鲁台来了一个雪上加霜,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瓦剌军在饮马河打败阿鲁台。之后,脱欢又合并了不服从自己的土尔扈特部,瓦刺实力进一步增强。

如果朱棣能多活几年,也许会对崛起的瓦剌再次实施打击,可惜,天不假年,英雄最终谢世在榆木川。

瓦刺崛起

正统三年(1438年),瓦刺杀阿岱汗,一统漠北。脱脱不花成为了全蒙古大汗,而脱欢则成为太师。

次年,脱欢去世,其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也先继续率领瓦剌强势扩张。正统十二年(1447年),也先征服兀良哈三卫,蒙古各部全部臣服在也先麾下。

蒙古骑兵
土木堡之变画作

随着势力不断增长,也先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他胁迫脱脱不花可汗南侵明朝,声称能得到大城池即可,如果得不到,达到骚扰明边境的目的也可。

从正统初年到正统末年,瓦剌通过四面征伐,势力范围已经西到巴尔喀什湖东南,北到安格拉河南边、叶尼塞河上游,东边到了克鲁伦河下游和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此时的瓦刺已经成为自北元崩溃以来,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一个政权。他们兵力雄厚,战斗力极强,已经具备了跟明朝一争高下的实力。

蒙古瓦剌等部跟明朝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朝贡贸易。瓦剌以朝贡为辞,派出大量人员进入明朝。明朝方面厚待来使,给他们赐宴,提供食宿、粮草,还要大量赏赐财物。

后人提及土木堡之变发生的原因,很多人都要归咎到王振减损马价事件。比如《北使录》就提到因为王振减少瓦刺朝贡团的马价,导致也先大怒,从而发兵扣留了英宗皇帝。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也将也先南下原因归咎为王振裁减其马价。

要说明事情的原委,先来看看每次瓦剌以朝贡为辞,来到北京给明廷造成了多少困扰。朝廷秉承厚往薄来的原则,对朝贡使团都是极其大方,高额的招待费用不说,使团来明后飞扬跋扈,而且还夹杂着特务人员,负责窥探明朝内地虚实。这一切都让朝廷忍无可忍,尽管明廷一再下诏强调瓦剌部只需一年一贡即可,可是瓦剌却装傻充愣,对明朝皇帝的话充耳不闻,照样一年之中频繁来明朝贡。

明廷要求瓦刺朝贡使团限制为三百人,也先派来的人却动辄上千。就拿正统十年那次来说,瓦剌使团一来就是两千多人,明朝接待使团动用了牛羊三千多只、酒三千多坛、麦一百多担,至于鸡鹅花果这些更是不计其数。官粮的供应已经不足,只好让卫所来出银两完成供应。

正统十四年,也先又派遣使者来明朝进献马匹,这次使团一共两千多人,诈称三千人。王振验看使团人员,发现瓦剌虚报人数,他大怒,命令将马价减少。以往瓦剌使团也常常以劣等馬当成好马卖给明朝,以往明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了冤大头,花了不少冤枉钱。没有想到瓦剌人得寸进尺,把明朝当成了摇钱树,变本加厉,这次不但送劣马充好马,更是虚报使团人数以期得到更多赏赐。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振这次忍无可忍了。他在减少马价的同时,又下令按照瓦剌使团实际来明人数赏赐,并不许多给。

平心而论,在减损马价这件事上,王振并没有做错。在外交上,明朝处理此事有理有节,并没有因为瓦剌虚报人数而给予其他处罚,只是照实际人数赏赐,马价也是按照实际劣等马的价格给予。可以说,于情于理,王振的处理方式都无可置疑。

但在那些文人笔下,此事演变为王振无事找事惹怒了也先,从而导致了战争。那按照这些文人的逻辑,若是王振吃了哑巴亏,继续认怂,任凭也先使团为所欲为,就能避免战争了?很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瓦剌挑动战争是迟早之事,王振减缩马价之事只是战争的借口罢了。

瓦剌势力不断膨胀,也先的经济贪求不断增长,他想的是通过军事征伐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如果有可能,还可以乘机攻占明朝的领土,这才是瓦刺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

英宗亲征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兵分四路全面入侵明朝边境。中西路由也先亲自率军侵入大同,东路脱脱不花大汗率军进攻辽东,中东路阿剌知院入寇宣府,西路派人攻击甘州。

七月十一日,也先亲率的中西路军大举进攻大同城。镇守大同的参将吴浩带兵在猫儿庄与瓦剌军血战,最终失败阵亡。同时,阿剌知院率瓦剌军围攻宣府东北的赤城堡。

当天,猫儿庄之败报就传到了北京,明英宗在这一天下诏亲征。

朝会上英宗宣布亲征令之后,下面站立的文武官员各怀心事,多数人不赞成此意,可是看着眼中喷火的年轻皇帝,再看看英宗旁边的那位“杀伐果断”的王太监,大家选择了集体沉默。

亲征令发布的次日,英宗开始给京军将士们发放兵器、粮饷和赏银。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牵头,带领京官们联合署名,上奏英宗劝谏亲征。大家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后勤保障困难,二是皇帝亲征,国家事务不能及时处理,三是亲征难保无虞,万一失利,皇帝安危事大。兵部尚书邝埜和兵部侍郎于谦又各自单独上奏疏,请英宗以社稷为重,不要亲征。

但是,群臣的劝谏都没能够阻止年轻的皇帝。

七月十五日,驸马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率大同军又在阳和城与也先瓦剌军激战。结果明军全军覆灭,宋瑛和朱冕阵亡,石亨独自一人逃脱。也就是这一天,明英宗朱祁镇命弟弟郧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带着25万京军加私属浩浩荡荡,踏上了北征瓦剌的征途。

朱祁镇亲征瓦剌之事,一向被文人士大夫们认为是王振最大的罪过。一句“挟帝亲征”就给王振定了性,如果没有这个死太监,英宗陛下岂能亲征,若不是亲征,又岂能落入敌手,成为瓦刺俘虏?

清修《明史》中就言之凿凿地认为正是王振逼迫皇帝亲征,才导致了土木之难。

王振胁迫皇帝亲征的目的是什么?事后,明廷众臣认为王振是山西人,他看到瓦剌军锋直逼大同,担心故乡被攻击,为了保护故乡,同时又想带着皇帝到自己老家炫耀一番,才想出了亲征的主意。

只不过,这种挟帝亲征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英宗朱祁镇当年已经24岁,是独立处理国政的皇帝,而不是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亲征决策不是他自己提出,王振又怎么能挟持?

其二,英宗正是在明军猫儿庄大败之日,收到消息,做出了御驾亲征的决策。以英宗和王振判断,精锐的大同边军竟然惨败给了瓦剌,局势之严峻也到了必须御驾亲征的地步。

其三,永乐朝京军设置了三大营之后,皇帝处在军队最高统帅的地位。武将只能统帅部分军队,或者担任偏将,率领全部京军出征之最高统帅必须是皇帝本人。这就是朱棣之所以五次亲征漠北的重要原因,也是明英宗在意识到局勢危机之后,带领几乎全部精锐京军,亲征瓦刺的原因。

其四,御驾亲征在明初一直是传统。从明太祖朱元璋身冒镝锋,打下江山到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再到明宣宗朱瞻基平定汉王之乱和巡边兀良哈,历代皇帝都建立了赫赫武功。朱祁镇羡慕历代先帝的武功,想模仿他们,御驾亲征,再次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其五,三征麓川的大胜和东南三方民变的平定,也让英宗朱祁镇信心满满,觉得瓦剌军在他面前也会迎刃而解,大败而逃。

总之,英宗朱祁镇自己做出了亲征的决定,并不存在什么王振胁迫的可能。他只是高估了明军实力从而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亲征的决定又不能说完全跟王振没有一点关系。王振在正统年间,一直提醒小皇帝不要忘记战事,从明英宗初年两次检阅京军到力主用兵麓川,王振的这种思想对英宗影响不可谓不大。

这次明英宗提出御驾亲征之决定,王振也属于坚定的拥护派,也许在他心中,还有个理想,想协助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大败瓦剌军,从而进一步提高皇帝的威望,建立不世之功。

从英宗下达亲征之命到七月十六日正式出征,皇帝仅仅给了出征大军5天准备时间。当然,当时军情紧急,明廷确实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亲征了。

25万京军和私属仓促就道,大军8日之后,抵达宣府。到了宣府,天气忽然变坏,大风大雨。跟随皇帝亲征的文武官员纷纷请求皇帝在宣府驻扎,不要继续前行,以免出现差池。

面对这种畏战情绪,英宗大怒,命王振将劝说驻军的大臣们遣送到军队里面,跟着大头兵们一起行军,让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气氛。

第二天,亲征大军继续西行,到达鸡鸣山。这时候军中的畏敌情绪更加严重。为了压制此风,在英宗授意和默许下,王振故意凌辱群臣,命成国公朱勇觐见时膝行向前。管理大营的户部尚书王佐和兵部尚书邝埜无故擅离职守,王振罚令二人跪在草地之中,夜晚才让他们回去。军情紧急,王振身边的亲信,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劝说他:“敌人强大,不可继续前进,万一皇帝失利被俘就坏了。”内阁学士曹鼐也以皇帝之命关系社稷安危相劝,要求退军。结果,都被王振拒绝了。

王振明白,年轻气盛的天子朱祁镇不可能同意回师。他满怀信心地要建立不朽功绩,25万大军没有跟敌军交手就退师,岂不成为了天下的笑柄!

明军继续前进,到达前线大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告诉王振,若大军继续出战,将正中也先下怀。郭敬显然是得到了某些军事情报,才禀告了王振。因为就在明英宗进军时,以往战无不胜的瓦刺军竟然悄无声息地退到了塞外。

说来也巧,亲征大军到达大同当天的夜里,一向晴朗的天空风雨大作,令人胆寒。

在群臣和王振的极力劝说下,明英宗极不情愿地同意大军班师。

班师回朝

针对回师的路线,亲征大军的文武官员又产生了极大的分歧。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建议大军从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却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他的路线是向东,从居庸关回师北京。

关于回师路线,《明英宗实录》给出的说法是王振想邀请英宗亲自驾临其蔚州故乡,才决定亲征大军从紫荆关回师。但是,王振又考虑到亲征大军会踩坏了故乡的庄稼,给乡亲们造成重大损失,才又建议英宗改道宣府经居庸关回京。也就是他这一建议,才导致了英宗在土木堡中了瓦剌埋伏,全军覆灭。


土木堡之变地图

如果真是这样,王振对土木堡之变可要承担重要责任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明英宗自己不想从紫荆关返回京城,而是执意要从居庸关回师。

王振跟郭登意见一致,也请求英宗从紫荆关回师,这样更远离敌军,相对更安全一些。《明英宗实录》刻意将这个决定的责任推到王振身上,就是为了给明英宗推脱责任,从而坐实了宦官误国这一说法。

明英宗不选择紫荆关回师是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回师就是他极不情愿的决定,如果走居庸关东北一线,在山川众多、地形不利于敌方骑兵展开的情况下,还有可能遭遇瓦剌军,打上一场胜仗,给自己的班师挽回些面子。年轻气盛的皇帝是不甘心一战不打,就这样灰溜溜退军的。

其次,即使选择走紫荆关一线也并不能保证万全。正统十四年之前,明朝从大同到蔚州的路途中,并非后世人们想象中那种城堡众多,贯通联结为一体,密不通风的防守工事。当时的边墙只是断断续续,在正统年间之前,据《明实录》记载,明朝只在永乐十年有过一次修筑边墙的行为。明朝大规模修建长城是嘉靖朝的事情。土木堡之变时的宣府边墙长度只有嘉靖时的十八分之一长,没有墩台、城堡、关隘,大小城堡之间各自为战,难以相互救援,也无法形成合力阻击敌军,宣府等边鎮犹如一个到处漏风的篱笆院,瓦剌骑兵可以随意进入内地,防不胜防。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即使选择走偏南的紫荆关一线,也充满了危险。万一,瓦剌骑兵深入内地,就可能在南线一带平原地区追击上明军,发挥骑兵优势,将明军全歼。

经过7日行军,英宗大军回师于八月初十日到达宣府。

前面我们说过,英宗在拒绝了郭登和王振从蔚州回师建议之后,沿着北线行军以便寻找瓦剌主力决战。初七日,亲征大军到达了白登后,大军又转向东南,向着蔚州方向前进40里。为何英宗又走了一段被自己否定的路线?

这就跟英宗内心的反复不定有关系了。在阳和城外见识到了尸横遍野的场面,一心要寻找瓦剌军决战的英宗内心也有所触动,毕竟是第一次亲征,众多文武还有王振出于对皇帝安全的考虑,也在旁一直劝说皇帝走蔚州方向,英宗也考虑到蔚州一线虽然平川无险,但是毕竟远离边塞,瓦剌骑兵到来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在众人压力之下,才有了这绕道40里的行程。

在洪州方城堡休息了一夜之后,英宗不甘心就这样回师,又改变了主意,不顾文武官员的极力劝说,继续执意前往宣府,以便于寻找瓦剌军决战。王振见英宗陷入巨大舆论压力下,主动站出来替皇帝圆场,说英宗皇帝不去蔚州,是担心大军践踏了家乡庄稼。这才有了之后实录里面的记载,将绕道之罪归于王振。

其实,仲秋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并没有庄稼可以供大军践踏,王振此说辞只是为皇帝解围随口一言。

清修《明史》里面抓住了这绕道四十里之事,说绕道导致了亲征大军疲倦不堪,从而耽误英宗安全返回。可是,绕道四十里之后,接下来连续3天,大军都在夜间休息驻扎,充分休整应无大碍,而且一路顺风的,没有遇到什么瓦剌军队。

不过,八月十三日这天,驻扎在雷家站的大军正要启程,警报终于拉响了。明军得到谍报,也先亲率瓦剌军,准备袭击亲征大军后部。此时明英宗不但没有加速回师速度,反而还按兵不动,并派出断后部队截击瓦剌军。

雷家站地势开阔,北临八宝山,南边是一望无垠的广阔平川。这是非常有利于大军团展开作战的地形,正是跟瓦剌对战的好地界。

一路上一心要寻瓦刺主力决战的朱祁镇,终于等到了跟敌军对战的机会。听说敌人追击的消息,他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期待与瓦剌军面对面决战。

那此时也先参加追击战的军队有多少人?瓦剌统一蒙古草原之后,可动员的兵力至少不少于20万。这一次四路入侵明朝,可谓是倾巢而出。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带领九万多军队围攻北京。根据这一人数逆向推算,土木堡之战中,也先应该至少动用了十万多兵力参战,而非常见史籍中所言的两三万人。

不得不承认,也先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他得知明英宗御驾亲征的消息后,故意示弱退却,然后在漠北设下埋伏,引诱明军进入包围圈,一举围歼。若明军没有上当,他就攻击大同,阿剌知院进攻宣府,这两地都是明朝亲征大军必经之路。

两路瓦刺军队在围攻的同时,通过探报传递消息,一旦亲征大军到了有利于他们围攻的地区,他们两部就迅速合兵一处,将亲征大军围而歼之!

更加糟糕的是,早在七月十二日,瓦剌大军已经开始围攻马营。这就意味着宣府北边的独石城已经落入敌手。独石城的城防能力在整个宣府地区仅次于镇城,此地不守,意味着其他更小些的城堡更加无力抵抗瓦剌军的猛攻。

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将杨俊不战而逃。他这一逃,带来的恶劣影响,就是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效仿,弃城逃跑。这样一来,有十一处城池落入敌手,整个宣府北路和东路的防守全线崩溃。永宁卫的丢失,又使得瓦刺军可以来去自由,长驱直入,切断了明军可能取水的水源地桑干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明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独石、怀来、永宁等城池的成功攻占,使得瓦剌大军已经具备了合围明朝亲征大军的可能。而明军的探报系统却根本没有探测到如此重要的情报。

二十多万亲征大军丝毫没有意识到,正是从踏入雷家站开始,他们已经一步步走进了也先设计好的包围圈口袋。

土木被困

八月十三日,明英宗朱祁镇正信心满满准备在雷家站痛击瓦剌主力,这时他突然接到探马回报,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原来,瓦剌军已经袭击了亲征大军的断后部队,勇将恭顺侯吴克忠、其弟都督吴克勤所部3万人陷入敌军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吴克忠兄弟英勇战死殉国。

得知消息后的明英宗立刻派出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精锐京军四万人迎战敌军。

结果大军进入鹞儿岭,又被瓦剌军伏击,4万人全部覆灭,主将朱勇、薛绶阵亡。

至此,亲征大军已经损失了7万兵力。明英宗朱祁镇在这一刻,才真正见识到了瓦剌军令人恐怖的战斗力。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瓦剌10万大军已经切断了宣府镇和亲征大军之间的联系,宣府镇的杨洪就是有心救援,也无力出城了。

八月十四日,十八万明军进入了土木堡,他们的士气,已经被前面两次惨败打击得荡然无存。恐惧占据了每一个士兵的心头,马上就是八月十五中秋团圆之日了,可是彪悍的瓦刺骑兵却要用手中的利刃收割他们的生命!没有人能预测到,自己能否活着回到京城,再见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亲征大军这一日行进了33里后,在土木堡驻扎休整。

土木堡20里处有一处城池,就是怀来城。

明末清初的谷应泰,在他的《明史纪事本末》中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语句:“王振让亲征大军停下,等待一千多辆车的辎重,那些都是他的私人财物,落在了后面。因为这一等待,才错过了大军进入怀来城的时机。从而最终导致了车驾陷落土木堡。”

而《明英宗实录》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亲征大军每当到达一地驻跸,英宗都要派遣司设监太监吴亮勘察地势,选择营盘所在地。王振因为大军屡屡失利,心中愤懑,心不在焉,也没有让吴亮勘察地形,就选择了在土木堡地势较高之处驻营。

这高地是大大选错了,大军又饿又渴,掘地二丈,都没有发现一滴水。驻营的高地南边15里处,有一河流,已经被瓦剌占据。实录由此提出,正是王振选择驻跸土木堡的重大失误,最终导致了大军的崩溃。

其实,谷应泰和明实录的说法都站不住脚。首先,瓦剌设伏鹞儿岭的军事行动,是在亲征大军到达雷家站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千余辆辎重应该是在成国公朱勇和恭顺侯吴克忠的断后大军中,两路大军被瓦剌击败,那千余辆车的辎重岂能完好无缺?必然已经是落入瓦刺之手。

再说王振行军为何要将自己大量私财带入军中,哪里有打仗还要带着自己的财产四处炫耀的道理。退一万步讲,如果那些真的都是王振重要的财物,何不随身带着,让辎重车跟随自己和英宗左右。在明明得到探报,瓦剌追击的情况下,还要放在后续部队,这在情理上也讲不通。由此可见,谷应泰说法之错谬。

其次,怀来城早在亲征大军到来之前,就已经被守军放弃,从而被瓦剌军进占。驻跸土木堡,正是明军在瓦剌大军紧逼下,无奈中的选择而已。而非王振一时愤懑,做出的错误决定。由此可见,实录记载之不确。

八月十四日晚,瓦剌军连夜攻击土木堡北面的麻峪口,守卫此处的明军都指挥郭懋拼命抵抗了一夜,最终不支,败下阵来。

八月十五日,中秋万家团圆之日,土木堡的明军已经陷入了绝境。

当然,此刻的明军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们筑造堑壕工事,对抗瓦刺军,使得瓦剌军一时间难以靠近。

也先计上心来,他派出使者到明军阵前议和。明英宗朱祁镇派出内阁曹鼐跟瓦剌使者会晤。然后又派出两人护送瓦剌使者回去。也先假意同意撤军,饥渴难耐的明军将士们看到瓦剌军后撤,在这一刻他们的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到了临界点,干涸的嘴唇已经渗出了鲜血,明军纷纷跳出堑壕,寻找水源。

就在明军阵形大乱之时,佯装撤军的瓦剌军杀了一个回马枪,冲杀向前,将明军将士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接下来的战斗,简直可以用杀戮来形容了,很多失去抵抗意志的明军坐等敌军杀戮,仿佛成了待宰的羔羊。

血色夕阳,一场大战之后,土木堡伏尸遍野。无定河边骨,犹然是春闺梦中人。月明团圆夜,六万多明军将士却已经长眠他乡。

土木堡之战时,明军尚且有18万人。根据亲历者李贤的记载,死者居三分之一,伤者过半,骡马损失了20多万。瓦剌军在砍杀明军的同时,不忘记强夺辎重兵器。一名瓦剌兵看到一个盔甲鲜明的年轻人坐在地上,仿佛这杀戮的修罗战场跟他无关似的。

他伸手强夺年轻人的甲胄,将其俘虏。后来经过瓦剌将领辨认,才知道此人正是大明皇帝朱祁镇。

让我们再看看王振最后的结局吧。关于王振之死,也有三种说法:一是为瓦剌军所杀。傅维鳞《明书》和小说《醒世姻缘传》中皆持此说。

二是为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颇具英雄悲剧情怀:土木堡之战,明军崩溃,护卫将军樊忠睚眦俱裂,他痛恨奸臣王振,挥舞着手中大锤,大声喊道:“我要为天下诛杀此贼!”说完,他一锤下去,将王振砸了个脑浆进裂,死于当场。最终樊忠也死于瓦剌军中。

三是北京智化寺中留存的《英宗谕祭王振碑》中提到:英宗朱祁镇亲眼目睹,王振挥刀自刎,自杀殉国。

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是最不靠谱的。这种颇具小说色彩的描述,显然是作者一种情怀的寄托。祸国太监死于忠臣之手,这符合文人们罗曼蒂克式的幻想结局。真可惜,这只是个传说。

应该说,王振自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王振和英宗情感之深厚是无可置疑的。眼看得明军全军覆没,英宗又被俘虏,自己没有尽到保护责任,愧对英宗对自己的恩遇,又辜负了历代先帝对自己的嘱托和厚待。王振感觉无颜活在世上,遂挥刀自杀。

功过之争

土木堡之变对明朝的打击,是开国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首先,精锐的京军损失惨重,25万京军死于鹞儿岭和土木堡之战的总共有13万人之多,随军的军械辎重被瓦剌掠夺一空。

其次,皇帝朱祁镇成为了瓦刺军的俘虏,这也是明朝的最大国耻,对明朝军心士气打击沉重。

最后,随行的五十多名文武重臣死于土木堡,这摧毁了几乎明朝半个朝廷。死于土木之难的张辅为首的勋贵为数不少,勋贵集团遭受了沉重打击。这也直接导致了明朝权力中心的重新洗盘。

作为一场惨痛的军事失败,土木堡之变在当时和后世,都一直被研究和探讨,为何明朝在开国不到百年之际,就遭受了如此惨重的失败?要知道,此时距明成祖朱棣对蒙古各部“犁庭扫穴”也不过25年时间。

土木堡之败原因众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自永乐朝以来,北部边防线的全面收缩,导致了北部边防态势的恶化。永乐大帝将东胜、大宁迁徙到内地,对蒙古的防线开始大范围南移。正统年间,北部边防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态势,塞外一有风吹草动,蒙古人就很快能杀到宣府、大同城下,这使得明朝边防情况日益严峻。

其次,瓦剌军力强大,加之宣府镇附近的防守脆弱,导致了宣府北路东路各城堡纷纷落入敌手。宣府镇遂成孤城,无法援救亲征大军,坐视土木堡之败的发生。

再次,明英宗年轻气盛,在沒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亲征。在回师途中,进退失据,缺乏对敌军的正确判断,这些指挥失误也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原因。

最后,对手的强大和也先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明军失利的原因。

土木堡之变被后世史家认定为明朝中衰的标志。这并不确切,这是很多偶发因素导致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动摇明朝根本,更何况,在土木堡之变之后,大明王朝依然存在了近二百年。期间,也多次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大幅度发展期,并没有什么衰世之征。

通过前文的详细分析,我们也看到文人士大夫们笔下的历史书写中,王振是作为罪魁祸首成为了替罪羊。古人为君者讳,失败的责任当然不能明指是明英宗本人,更何况,明英宗虽然成为瓦剌俘虏,后来却又成功复辟,再次登基,而且之后历代明朝皇帝都是英宗之后人,不管是皇帝和臣下,都不可能将责任诿过于英宗。

既然王振专权已经对文官士大夫权力造成了影响,而王振已死,永远不能开口,秉承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文官士大夫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好,就让你个死太监再来当个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郑云鹏

来源:《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