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光荣和胜利就是攻克柏林，而担任此役的指挥官朱可夫，也达到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然而，胜利的欢呼还没有停止，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暗战，无论是在同盟国会议上，还是战场上，早已针锋相对的开始了。
就连即将失败的德国，也因“价值观”的不同，将其武装力量的2/3用在苏军方向上，甚至投降时也希望美、英军队来受降。这让苏联人对此十分愤怒，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深刻地意识到要通过攻克柏林，来显示苏联的强大。
迅速而凶猛地攻占柏林，打消西方国家的幻想。
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要求，美、英、苏三国对战后的世界格局进行了划分，特别是规定了柏林由苏军控制。随着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甚至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苏联统帅觉得有必要通过“快、狠、准”的攻势，打掉他们的幻想。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苏军最高统帅部安排两大武装集团，从柏林城的东面和南面开始攻击。朱可夫也为了实现最大的辉煌，不计伤亡的命令进攻。但是，德军凭险据守、负隅顽抗，一度让朱可夫的部队寸步难行，他决定调整部署。
首先，改变坦克优先的战术。城市作战道路狭窄，易受障碍物限制，过去靠坦克为攻坚力量的模式，不适合在城市中展开。应该与诸多兵种协同作战，先是不计后果的狂轰滥炸，而后是手持喷火枪、火箭筒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逐楼清剿。
其次，给各集团军分配详细的攻击目标。组建突击群，大胆穿插、分割包围，使德军不能将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并给各部队规定了具体的街道、广场，不按时完成的军法从事。这样既可以鼓舞士气，又可以快速地对敌逐个歼灭。
更关键的是，为了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朱可夫要求各集团军按照大纵深梯次配置，白天由第一梯队进攻，夜晚改由第二梯队，人员换班休息，进攻不得停止。也就是说，全天24小时进攻，不给对方组织防御的时间，加快战役进程。
这个方法很奏效，短短16天，苏军就攻克了柏林。按照美军的计算，如果攻克柏林，美军的伤亡数字在40万人以上，而苏军伤亡30万人。这样的战果，让西方国家意识到苏军的实力，与自己至少是持平，以军事威胁达成目的，已不可能。
苏联也希望通过这一战，加倍的复仇，彻底打疼德国。
德国入侵苏联留下的伤痛，让每一名苏军官兵恨之入骨，他们对德军不会有太多的怜悯。这也成了德军拼死抵抗的重要理由，相比较而言，德军官兵更愿意向西方国家投降。然而，苏军不可能给他们“心存侥幸”的机会。
在苏军猛烈的攻势下，德国的“达官贵人”们也开始寻找出路。戈林要求获得德国领导人的位置，而后与英、美两国谈判，共同对付苏军，但遭到了拘捕，免去了一切职务。更过分的是，希姆莱擅自私下与英、美缔结合约，未果后逃跑。
德国元首死后，邓尼茨接任职务。面对苏军的炮火更加紧密，包围圈也是越来越小，为了拖延时间，邓尼茨安排代表与朱可夫进行谈判停战事宜，朱可夫一口回绝：“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不谈判！希望10分钟后投降，否则就地歼灭”。
说白了，朱可夫就是用这种威严、鄙视、不容商量的语气，表达出他对德国人的愤恨。投降，对于任何一名军人来说，都是一件极其难堪的的事情，更何况是自己曾经蔑视的对手。果不其然，10分钟后，德军的答复是：“拒绝无条件投降”。
被激怒的苏军以更猛烈攻击作为回应，直至德军无条件投降。战役结束后的柏林一片废墟，但灾难还在继续，苏军又将复仇的目标转向德国女人，到处都有女人被欺辱的喊叫声，这样的行为持续了3个月，朱可夫才严明军纪，约束官兵行为。
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讲，苏军的行为显然是令人发指的。但从其民族特性来看，苏联人很在意复仇，甚至是通过加倍复仇的方式，让对方不再有挑衅的想法。此时的德国人，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而这恰恰是苏军希望看到的结果。
背着“国仇家恨”的邓尼茨，开始挑拨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派人到盟军司令部找到艾森豪威尔，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单方面邀请苏联代表，在法国兰斯接受了德国投降，苏联立刻照会盟军司令部，投降仪式只能在柏林举行。
朱可夫将代表苏联出席受降仪式，并接管柏林。
1945年5月7日，在法国兰斯盟军总司令签署的德国投降书，对苏联统帅而言，这种做法显然是德国人在挑拨离间，更是对苏方的不尊重，他必须制止对方的不当行为。2天后，朱可夫抵达柏林的受降仪式会场，他坐在了桌前居中的位置。
尽管其他各国代表都十分清楚他的用意，但也没有提成异议。在他们看来，柏林是苏联人控制的，“东道主”理应坐在中间的位置。当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一行人，来到会场坐下签署投降书时，试图要求将文件送到他的面前签字。
这个“无视”的举动，惹怒了朱可夫，他厉声喝道：“让他们到这儿签！”凯特尔只好极不情愿走过去签字。德国代表退出后，朱可夫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向与会代表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大家相互拥抱、握手，尽情的欢呼，庆祝胜利。
更让朱可夫惊喜的是，苏联举行盛大的胜利阅兵，由他担任阅兵首长。这一天，朱可夫胸前别着闪闪发光的勋章，骑着一匹强壮的战马，在一片“乌拉”声中，检阅了苏军官兵，这是对他最好的褒奖，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受此影响，回到柏林的朱可夫向盟军建议，在柏林也举行一次胜利阅兵，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等人的支持，并决定阅兵首长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总司令担任。这个想法，得到了苏联统帅的赞许，在他看来，这是缓和双方关系的好机会。
然而，就在阅兵的前一天，其他三国的总司令都因故不能参加了。这下子，让阅兵的规格降低了不少，并让人误认为，这是苏联单方面自己搞的阅兵，和其他盟国无关，更不会体现出四国友好的局面。
这个变故，朱可夫立刻通知了苏联统帅，得到的答复是照常进行。尽管阅兵式进行的有声有色，但朱可夫很明白，由于双方的“价值观”不同，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不参加阅兵式只是“毛毛雨”，更多不可调和的争执还在后面。
作为国家关系来讲，始终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作为军人的朱可夫也只能放下私人感情、朋友交情，在国家利益面前，义无反顾地维护自己的祖国。尽管他不愿意这么做，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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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