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腐败与寻租只会诞生于公职人员及权力部门。
其实，在私人企业中，高管、采购、项目审批的贪腐、回扣、权力寻租、以权谋私、以权谋色以及权钱色交易，也无处不在。
有权力，就有收益；有收益，就有成本。而腐败，也是一种成本。
从法学来看，腐败是犯罪问题；从伦理学来看，腐败是道德问题；从经济学来看，腐败是成本与收益之间度量的经济问题。
我们对腐败恨之入骨，老板为打击腐败而伤透脑筋。
但掠过道德的高地，透过法律的刚性，我们才能打开明灯，照亮腐败的阴暗面，看到更加真实的人性。
在腐败面前，在违法面前，在犯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所谓的道德完人。
有的只是成本高低、收益大小的考量。
现实中，公司职员，人人都在寻租，或多或少。
现实中，老板打击腐败，也默许寻租，甚至纵容和利用腐败。
与公职人员相比，私人公司的腐败，是一组成本线之下的生产函数。一旦突破老板的成本上限，就变成一场危险的犯罪游戏。
一般认为，腐败多发于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公权力，本质上是公共用品。公共用品，不是按市场交易来分配，而是按人为设定的规则来分配。
如此，越接近公权力，机会越大。或占便宜，搭便车，职务侵占，以权谋私；或监察成本高企，公共用品的供给效率与质量偏低。
作为私人部门，企业遵循市场法则，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分钱一分货，没法占便宜。
科斯定律说，只要产权明确，市场将最终走向帕累托最优，不存在贪腐损失。
但是，为何现实中私企员工也腐败频发呢？
其实，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不同，属于一种特殊的市场。
去商店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搞定；去快剪店理发，头发剪完，服务结束，扫码付款走人。这些市场契约达成简单高效、成本低廉且易于监督。
但购买（雇佣）劳动力就没那么简单了。比如雇佣一个佣人干家务、照看孩子，佣人的时间、体力、智力以及劳动产出，全部都在他自己身上。佣人花时间精力每天照料孩子，打扫卫生，购买家用，交付劳动成果。月底，雇主支付劳动工资。
这种交易的成本较高，且富有隐蔽性。
佣人在提供劳动服务的时候，可能出现寻租问题。比如，偷懒，磨洋工，挑肥拣瘦，挪用买菜钱，不细心照料儿童，甚至打骂儿童，给幼儿喂安眠药。
这些行为，都是私人部门的权力寻租，会大幅度提高交易费用，如检查成本，贪污损失。
有些雇主，出于谨慎会在家里安装探头，以监视雇员；设置会计核销账本，以防止雇员贪污。
但如果雇佣一群人搞生产，这事就更复杂了。
先得注册一个公司，雇佣会计、采购、质检、仓管、人事、销售、车间工人，负责采购、生产、物流、销售、客服等一系列经营活动。
由于资本密集，而劳动分散，资本容易对劳动构成垄断。但是，反过来，资本与劳动是“一对多”的关系，雇主无法与每一位劳动者签署不同的合同，确定不同的契约内容，也难以监督每一个雇员的工作。
为了防止员工寻租，雇主就不得不成立一个组织即私人企业，制定统一管理制度；雇佣一批管理者，监督和激励员工；同时，还得设立监事岗位，监察管理者。
如果管理制度不完善、用人出问题，就容易引发员工寻租。
在20世纪之前，工人寻租问题极为严重。当时的工人“磨洋工”、怠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担心工作干多了，可能会使自己失业，宁愿少生产而不愿意多干活。资本家对此极为恼火，对待工人粗暴蛮横。资方与劳动的矛盾很尖锐。
拿着工资，不干活、少干活；工作时间拍拖、聊微信、刷微博、逛淘宝，都属于寻租行为。
19世纪末，工人出生的美国人泰勒开始琢磨怠工问题。1881年，在米德韦尔公司，他尝试了金属切削试验。
通过三万多次实验，耗时26个月、80吨钢材，他确定了机床、钻床、刨床等工作的最佳时间和刀具，获得了最佳加工效率。
1898年，这时泰勒已从事管理咨询工作，他帮助伯利恒钢铁公司完成了著名的“搬运生铁块试验”和“铁锹试验”。他给每一个岗位都确定了精准的劳动时间以及动作，得出了一个“一流工人”每天应该完成的工作量。
这个研究的成果是惊人的：堆料场的劳动力从400－600人减少为140人，平均每人每天的操作量从16吨提高到59吨，每个工人的日工资从1.15美元提高到1.88美元。
1911年，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掀起了科学管理革命，成了一代科学管理之父。
泰勒旨在解决员工寻租问题，主要是怠工。
他将机器、设备、工艺、工具、材料、工作环境尽量标准化，确定每一个流程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操作的标准化的动作及时间，以防止工人偷懒。
1913年福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此后，工人的岗位、动作、时间，都与流水线标准化地匹配。流水线速度越快，工人的操作动作必须越快。
此时，工人被“机械化”了，被机器“绑架”了。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分工时就提到过，分工可能导致智力退化。于是，斯密和泰勒都遭到了批判。
泰勒还将职能管理从具体的劳动中分离出来，设置了包括经理、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等职务的“计划职能式”科层管理结构。这种组织结构至今仍然被大部分公司所沿用。
泰勒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计件工资。
1895年，他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发表了《计件工资制》。
他建议实行计件工资，超额劳动，超额报酬。他认为，每个人的工资应尽可能地按他的技能和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来计算，而不是按他的职位来计算。
这一点，抓住了劳动市场的本质。
在此之前，雇主将雇佣对象界定为劳动者的时间。因为工业时代，以体力劳动为主，劳动时间与产出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于是，资本家想尽办法增加劳动时间以提高产出，而劳动者尽可能“磨洋工”。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小穆勒都坚持劳动价值论，将劳动时间视为商品价值的核心。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工资上涨，刺激生育率上升，劳动供给增加。”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密的预测是错误的。为什么供求定律失灵？
其实没有失灵，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提供的不是劳动人数和时间，而是劳动产出。生育率下降，劳动人数减少，但劳动产出未必下降。因为智力劳动起作用了，正如一个爱因斯坦顶百万雄师。
所以，计件工资，抓住了劳动产出这个核心。你给我制造出多少产品，我给你多少钱。至于你是否偷懒，是否泡妞，工作八小时，还是十二小时，我不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各得其所。
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合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
如此，寻租问题似乎迎刃而解。
泰勒的科学管理应用到了很多大型工厂中，托拉斯企业的效率大幅度提升。这震惊了当时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是最高效的，他们没有想到托拉斯内部的计划也如此高效。
1890年，美国颁布《反托拉斯法》时，其实经济学家并不支持，不少人都认可托拉斯的效率。
后来，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科斯到美国考察托拉斯工厂，他被大型工业组织的计划效率震撼了。受泰勒和奈特的启发，科斯敏锐洞察到了企业存在的理由，即计划管理降低了交易费用。
但是，科学管理只是增加了寻租成本，并没有解决寻租问题。
首先，计件工资带来不稳定性。出于稳定产出的考虑，雇主必须支付基本月薪，以长期雇佣工人，而不是只雇佣不稳定的计件工人。
1886年芝加哥大罢工后，美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工作，雇主要付出额外的报酬。这样雇主的用工成本可能增加，计件工资不一定划算。
其次，企业的经营管理，要比计件工资复杂得多。很多工作，尤其是管理、科研工作难以标准化，也无法实行计件工资。
第三，如何监察管理者，成了资本家的头疼大事。
管理者，既是资本家的代理人，本身又是劳动者。管理者手上拥有更大的权力，手握更大的利益，寻租的机会更大，寻租后果可能更严重，如职务侵占，掏空公司，吃拿卡要回扣，以权谋私、谋色，不作为、乱作为，等等。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内部也是由一组组市场合约构成的。但是，企业雇佣劳动者这种合约，在执行上并不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劳动成果的交付，依赖于企业组织内部的计划、管理以及一系列的非市场化的经营活动。
所以，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遵循市场法则，无法做到帕累托最优。
本质上，这是一个权力体系。权力体系，遵循的是权力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
公司从上到下，不管是普通员工，还是高管，都拥有与职务相匹配的权力。权力，掌握在你的手上，你的脑中；资本监管无法面面俱到，更无法深入你的内心，劳动者占据主动权，拥有寻租的机会。小到上班时间私聊，开会时间开小差，大到侵吞巨款、任人唯亲，都属于寻租行为。
所以，令人遗憾的是，企业内部的腐败和寻租行为很难完全避免。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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