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吃爱牛肉,四川和潮汕有什么区别?

中国人对牛肉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牛肉好吃,它拥有羊肉和猪肉都不具备的特殊香味和厚重口感,对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法阻挡的诱惑。但在农耕文化深入骨髓的地方,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牛是生产工具而非食物。历朝历代,宰杀耕牛都是非法的营生。上至皇族、下至文人士子,从不以吃牛肉为风尚。这与西方以牛肉为核心的饮食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

所以在中国,牛肉入馔,大多发端于江湖之远。无论是东北的炖牛肉、甘肃的牛肉面、安徽的牛肉汤、江苏的牛肉锅贴、贵州的牛肉粉、广东的牛肉丸,它们都是中下层平民赖以果腹的小吃、是游走在王法边缘的李逵鲁智深们的酒肴、是来自边远地区的异域风味。四川,也许是唯一的例外。No:1壹

牛肉在中餐里的地位,一直显得可有可无。许多菜系里的牛肉菜肴,都可以拿其他肉替代:比如鲁菜里有葱爆牛肉,也有葱爆羊肉;浙菜里有杭椒牛柳,也有杭椒炒肉;湘菜里有小炒牛肉,也有小炒肉片;粤菜里有蚝油牛肉,也有蚝油里脊……其实,说替代还算客气了。本质上,牛肉入菜只是近现代西学东渐之后,按照西方人吃牛肉的做法,结合本土饮食习惯再开发的产物。其实,日餐中的牛丼、烤牛舌、牛刺,也有类似的特质。这是古代不吃牛肉的农耕民族,在餐桌选择方面的共性。

但川菜完全不同。牛油火锅、水煮牛肉、火边子牛肉、灯影牛肉、冷吃牛肉、红汤牛肉、卤牛蹄筋、凉拌牛肉、夫妻肺片……川菜复杂的牛肉做法,和多元的牛肉体系,足以让其他菜系叹为观止。反观水煮肉片、冷吃兔兔,更像是没有牛肉的无奈选择;火边子牛肉、灯影牛肉,不可能用筋道和韧性都不足的羊肉、猪肉制作;而离了牛油的红油火锅,则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为什么中国主流文化视牛肉为禁忌,但在四川却发展出复杂的牛肉饮食脉络?

No:2贰

牛与耕,是天然相关的一对汉字。中国的牛,很早以前就因为耕种的需求,被选择驯化成了不同的种类:广阔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适宜种植小麦,相应的,力气大、耐风寒、需水量小的黄牛成了优势种群;

而南方水草丰茂的地方,则是由需水量大、牛蹄宽阔、习惯在淤软的水田里行走劳作的水牛担任主要劳动力,它们是稻米耕种的主要出力者;

而被毛茂密、适应高原极端气候的牦牛,则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有着广泛的养殖。藏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青稞,大多数由牦牛负责耕作。

这三种牛,构成了中国牛肉的“三国演义”。黄牛肉脂肪均匀、肉质细嫩,煎炒俱佳;水牛肉筋道、含脂量低,清炖红烧极为适宜;牦牛肉纤维粗疏,但富含氨基酸,味道也更浓郁,做成肉干回味悠长。

巧合的是,四川盆地恰巧处于三种牛生活的交叉点:川北与八百里秦川相望、川东穿过三峡可以直抵长江中下游、而川西川南则是牦牛生活的高原地区的边缘。再没有一个地方,拥有如此丰富的牛种资源。只要有想得到的料理方式,就能找得到合适的牛肉。


No:3叁

从地理上来看,四川封闭的区位,还造就了它长期远离中原文化、独立发展的独特形式。两汉之前的古籍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虽然四川至今保留了丰富的上古青铜器遗存,但对于铭文的解读、年代的判定、功能的分析,依然艰难。

即便到了唐代,李白在《蜀道难》里还在感叹四川的上古历史不清不楚:“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反过来理解,《礼记》中“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要求,也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无法传入“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四川,这就为川人吃牛肉做了最基本的背书。隋唐前后,随着交通运输业的日渐发达,四川和内地的交流逐渐增多,得益于肥沃的土地耕种资源和远离中原战乱,这里成为文化最昌明的地区之一。四川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以李白、杜甫、苏轼为代表的精英士子,最有趣的是,他们出川后,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川人吃牛肉的习惯。

李白说“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在唐朝,堂而皇之地把宰牛写进诗里,无异于今天在公众场合发表反动言论,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李白知道吃牛肉之“乐”。

杜甫吃牛肉的事迹则被记入了正史中。《新唐书》说他:“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一代诗圣,居然吃牛肉吃到死,简直是一出荒诞喜剧。正史里的这段轶事,或许为的是告诫后来人不要吃耕牛。但杜甫爱吃牛肉,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苏轼在流放黄州时,一直记挂川中牛肉的滋味,他买下一农民家得病的耕牛,拉到城外偷偷宰掉,“乃以为炙”,做成烤牛肉吃。偷来吃味道好,在苏老饕身上诠释得淋漓尽致。牛肉,是川中士子挥之不去的乡愁;反过来,文人士子们的舌尖喜好,也奠定了今天牛肉在川菜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No:4肆

历史学界有个普遍的共识:崖山之役,是东方中世纪结束的标志。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四川牛肉的编年史,在崖山之后,也进入了草莽江湖的时代。

蒙古和南宋长达半个世纪的拉锯,对中华文明来说,是极大的破坏和倒退。而这期间,尤以四川的战争最为惨烈。四川人口总数从战争前的大约2700万,锐减到元初大约50万。

到了明末清初,满清、大顺、大西和南明的攻伐争斗,最胶着的地区又是在四川。根据顺治年间的统计,四川人口又从万历年间的780万人,锐减到不足9万。大量人口因为战争、屠杀而损耗殆尽,也有相当一部分拥有财力地位的士绅阶层,为避战乱逃到了江浙地区。客观上来讲,江南文化在明清两代井喷式的发展,与之息息相关。

而在后来的湖广填川中,应征入川的,可想而知,都是平民阶层:古代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愿意不远千里地移民到一个内陆省,绝大多数是在老家活不下去了。兄弟姐妹太多,在传统农村家族社会,地少人多,所以不得已才内迁四川。历史进程虽然打断了精英文化在四川的进一步发展,但却缔造了川菜,特别是牛肉在中华饮食里独特的面貌。

移民者之间的融合,带来了美食的发展。各大菜系几乎在川菜里面都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川菜能在全国风靡席卷,正是这一原因——某种程度上,它与台湾的眷村饮食文化,有颇多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火锅、茶馆、麻将这些元素,在四川的流行程度,超过了国内的任何地方,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充满安逸乐趣的平民休闲项目。而在其他地方被中下层百姓视为为偷着享受的吃牛肉,在四川变成了登堂入室的菜系扛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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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来说,鱼虾与牛肉,代表了中国人截然不同的舌尖审美和一体两面的饮食文化。湖蟹、刀鱼、鲥鱼为代表的淡水鱼鲜,反映了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饮食倾向:含而不露、清淡致远;而牛肉富于张力的滋味,则概括了平民阶层对味觉冲击、对饱腹感的追求。

二者不能说孰高孰下,尤其是今天川菜洋洋大观的谱系和四海开花的生命力,更证明了平民文化也能有丰富的表达,和动人的意向。附庸风雅的事,坐下来吃碗牛肉再谈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