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二战历史上，运筹帷幄、彰显外交智慧的人物，莫过于罗斯福、丘吉尔等人，他们将同盟国紧紧地围拢在一起，与轴心国进行着坚决地斗争；如果说有谁能令他们二人头疼不已、没有一点脾气的，恐怕非戴高乐莫属了。
从接触戴高乐的第一刻起，他孤傲、一意孤行的做派，罗斯福等人对其深恶痛绝。尽管他们想尽办法、恩威并施，但不妥协的“大个子”始终我行我素、油盐不进，俨然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些政治“大佬们”颇有挫败感。
对于戴高乐的“嚣张”，罗斯福等人不打算让他参加诺曼底登陆。
1943年，在罗斯福、丘吉尔的斡旋下，成立了由戴高乐与吉罗同任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尽管委员会的实际控制权在戴高乐手里，但他似乎并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在他看来，一切外国势力都不能插手法国人自己的事情。
首先，戴高乐表面上让吉罗指挥北非法国军队，但在委员会内部却开始进行改组。他让吉罗去美国谈判武器供应问题，利用这难得的23天时间，对委员会上下进行大调整。等到吉罗返回时，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无条件地服从戴高乐。
其次，在一片呼声中，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经过改选，由戴高乐一人担任主席。在他授意下，委员会中有不少人是敌占区的抵抗组织代表，并组建了“内地军”。尽管他们分属各个组织，但戴高乐是他们唯一的领导人。
更让罗斯福等人难堪的是，他解除了吉罗的总司令职务，这是戴高乐反对美国干涉内部事务的重大举措。他认为，法国不需要来自外国的“插手”，法兰西民族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并首次提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为法国临时政府。
尽管盟军同意派一个法国师参加登陆欧洲的“霸王行动”，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时间，都对戴高乐保密。在美、英两国看来，非洲政局已经不可逆的由戴高乐控制，那就不要再“染指”欧洲事务，同时，也灭一灭他“嚣张”的气焰。
但什么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盟军没有想到戴高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声望很高，尤其是国内的“内地军”，只“效忠”戴高乐一人。眼看着登陆行动需要“内地军”的配合，不得不请他“出山”指挥“内地军”，但不打算让他进入法国境内。
对英、美两国的安排，戴高乐再次说：“不”。
1944年6月4日，就在登陆前两天，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伦敦，由双方签署一个共管法国的协议，然后征得罗斯福的同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承认戴高乐和他的临时政府。这个“别有用心”的做法，自然遭到戴高乐的拒绝。
接着发生的事情，戴高乐更加无法接受。一是，美国竟然无视法国临时政府，在2个月的时间里，培训了一批接管法国的行政区官员。也就是说，一旦法国解放，他们将管理各个城市，并为此印制了占领区专用的货币；
二是，登陆那天用广播向欧洲人民发表的声明草案中，像挪威、比利时等国的声明中没有任何政治条件，唯独对法国人民的声明中，不是听从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而是盟军统帅部。说白了，在英、美两国眼中，戴高乐的临时政府并不“合法”。
更让人难堪的是，过去是德国和贝当政府阻碍戴高乐回法国，但现在却是丘吉尔，他坚决反对戴高乐出现在被解放的法国土地上。理由很简单，戴高乐不是他理想中的“合作伙伴”，准备另选他人。但是，不妥协的戴高乐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他一方面坚持另选时间播放声明。于是，就有了两种矛盾的号召，艾森豪威尔号召法国人服从盟军统帅部，而戴高乐号召人们听从法国临时政府的；另一方面他宣称盟军印制的货币，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时派员跟随盟军登陆，防止他们篡权。
同时，他施展“死缠烂打”的战术，天天围着丘吉尔，要求进入法国领土。当然，他选择的时机很好，此时正是盟军进入欧洲大陆的关键时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前线，戴高乐整天“不合时宜”地出现，令人反感，丘吉尔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
进入法国的戴高乐，迅速而坚决地囊括所有权力。
经过一周的“软磨硬泡”，戴高乐终于回到了祖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当前最要紧的是，与盟军抢时间，保护法国的利益。在他看来，现在是和英、美两国彻底摊牌的时候，在国家利益方面，他不准备做丝毫的让步。
首先，一进入诺曼底地区，他就任命诺曼底解放区专员和军区首长，并立刻前往刚刚解放不久的贝叶城，在那里建立新的政权。令他欣慰的是，沿途的民众听说“戴高乐来了”，迅速将其簇拥着走向市政府。看来，法国民众认可和拥护戴高乐。
其次，促成法军全面参战。丘吉尔“别有用心”的意大利战役，越来越得不到美军的认可。戴高乐趁机积极倡导执行“龙骑兵”行动，即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占领马赛和土伦，继而向巴黎进军。只有这样，他的部队才能从意大利赶往法国。
在他看来，尽管手里的部队总共有30万人，但必须投入到解放法国的战役中，这是决定战后法国能否有权参与世界划分，和取得大国地位的重大问题。于是，“龙骑兵”行动中，他的法国第1、第2军，共计6个师参加了行动。
更让他满意的是，罗斯福似乎对法国的现状既不过于帮助，也不过多干涉了，甚至发表声明“美国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行使法国的政权”。尽管还没有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但消除了戴高乐在法国建立政权的最大障碍。
现在的局势向着对戴高乐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他也十分清楚的知道，美国人不干涉，但也不帮忙。换句话说，就是接下来的事情，法国人要依靠自己去解决。尤其是在解放巴黎的问题上，他不得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原来，法国“内地军”的斗争欲望过于“强烈”，居然不听戴高乐选派的代表指挥，提前爆发了武装起义，导致巴黎城一片混乱。这一突发事件完全出乎戴高乐的意料，为了尽快解决巴黎“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他只得求助与艾森豪威尔。
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了很长时间，艾森豪威尔最终同意，巴顿手下的勒克莱尔法军第2装甲师进入巴黎，迅速控制了局面。1994年8月26日，当戴高乐在民众欢呼声中来到凯旋门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法国人自己解放的城市。
戴高乐经过4年不屈抗争，既要反对德国、维希政府，又要不妥协于英、美两国，终于“苦尽甘来，修成正果”。他不仅获得了人生巅峰，更是将法国人从“投降”的阴郁中拉了出来，保住了法兰西民族的“尊严”。这一点，戴高乐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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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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