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并与德国谈判停战。不甘屈服的戴高乐只身一人逃往英国，要么凯旋而归、名垂青史；要么头破血流、臭名远扬。如果先前还有些动摇的话，现在的他，决定破釜沉舟地为法国而战。
初到英国的戴高乐，可以说是势单力薄。不过，他成为唯一公开谴责并抵制投降的法国将军，这与主战的丘吉尔算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没成想，英国人似乎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甚至处处节制，戴高乐为此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军人到政治家，“6.18召唤”艰难出台。
军人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现如今在大是大非面前，戴高乐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一下子沉重许多，他不仅要有军人一般的斗志，更要有带领法国民众反对投降、争取国家独立的政治决策。当然，他不愿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日子。
戴高乐见到丘吉尔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允许用英国的BBC广播电台向法国人发出号召，反对投降的贝当政府，与他一起并肩战斗。丘吉尔同意他的要求，但遭到英国战时内阁的反对，理由是英国还没有与贝当政府完全断绝关系，不合时宜。
按理说，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丘吉尔看来，这件事必须抓紧做。首先，派代表团与贝当政府商量共同抵抗德国。实在不行，就争取一些部长级人物到伦敦，建立流亡政府。播发“6.18召唤”，显示英国支持抵抗的态度，有呼应的策略要求。
其次，争取法军飞机到英国来。法国投降后，其空军还留有大量的战机，通过戴高乐的讲话，这些飞机可以召唤过来，并参加保卫英国的战斗。因为英伦三岛将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面对德军威胁，战机是保卫本土的最佳武器。
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贝当政府投降，不代表其海外殖民地也会选择投降，尤其是北非的法属殖民地，控制着地中海地区英国 “路上生命交通线”，必须将这些尽量掌握在英国人手里，那么戴高乐的“6.18召唤”就显得尤为重要。
说白了，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利用戴高乐争取更多的好处。在他看来，“鱼与熊掌都要兼得”。这一天，戴高乐全身戎装走进BBC的播音室，宣读了《告法国人民书》，向不愿当“亡国奴”的法国民众发出了召唤：到英国来，参加战斗。
组建“自由法国”军队，遭到种种限制。
其实，戴高乐的“6.18”召唤并没有引起法国人太多的关注和轰动，大多人都在忙着躲避战火。而且，许多城市停电，根本无法收听广播，只有少数的民众得知这个消息。可笑的是，倒是贝当政府帮了戴高乐的“大忙”。
原来，魏刚等人从广播里得知戴高乐的“6.18”召唤，十分气愤和慌乱。第二天，贝当政府宣布他不再是法国政府成员，并电令他立即回国。戴高乐回信称，法国取消同德国签订停战协议，他可以在24小时内回国，但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
接着，贝当政府又缺席审判戴高乐为死刑犯。一时间，法国人都清楚地知道，在海峡的另一边还有人在继续战斗。他们纷纷响应，工人、农民、军人来到伦敦，加入抵抗组织。此时，英国也彻底与贝当政府划清界限，承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
但倔强的戴高乐始终奉行独立政策，不愿依附于丘吉尔，包括成立军队，都是法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允许英国人插手。说白了，“借鸡生蛋”可以，让孵出的“小鸡”跟着母鸡走是不行的。两人关系时好时坏，甚至面临“撕破脸”的边缘。
在丘吉尔看来，仅仅只有英国承认的“自由法国运动”，戴高乐却依然表露出趾高气昂、自由、傲慢的大国风范，俨然就是国与国的交往态度，这让他既气愤又钦佩。于是，开始处处限制戴高乐的“胡作非为”，不许随意扩军。
戴高乐到法国军营去游说，被阻挡在门外，从挪威撤往英国的法国军舰被无故扣留，称其为不合法。这么做无非就是表明，撤往英国的法军是为英国人效劳的，不是归戴高乐管理。然而，事实是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志愿者投靠戴高乐。
拥有自己的“国家”，不向丘吉尔低头。
经过努力，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已初具规模，包括海陆空在内自由战士已达几千人，但还算不上是一个政府，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唯一承认的英国却处处“刁难”，并不把他当成一个国家领袖对待。他决定拥有自己的“国家”。
法国作为老牌的殖民国家，在海外拥有大量的殖民地。法国投降后，有些殖民地并不愿意接受德国和贝当政府的控制，而且那里是最合适的后方基地，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和英国人“平起平坐”的资本。
6月24日，就在贝当的维希政府正式与德国，签署投降协议的第二天，戴高乐就向法属殖民地的总督、驻军司令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参加“自由法国运动”。他不仅派得力的助手到各殖民地去宣传，甚至是亲自前往游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包括喀麦隆、刚果和乍得在内的赤道非洲小国，都投向了“自由法国”。当然，阿尔及尔、突尼斯等主要殖民地都归顺了维希政府。不管怎么说，戴高乐现在拥有了“自己的领土”和军队，此时的他对前景充满着乐观情绪。
更让他高兴的是，戴高乐代表“新政府”与英国签署协议，规定在英国的自由法国军队不属于外籍兵团，拥有自己的国别和独立性。为了显示“自由法国”的实力，戴高乐将目光投向了非洲重要的港口达喀尔，由于轻敌，结果大败而归。
达喀尔一战，丘吉尔也对戴高乐的指挥能力很失望。但让他愤怒的是，远征军失利后，英国的舰队回来了，而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小舰队，则到达非洲土伦港不回了。这让他觉得戴高乐有些“背信弃义”，决定另选他人，取而代之。
丘吉尔考虑用乔治·卡特鲁将军取代戴高乐。他认为，卡特鲁是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时，率先呼应的法属印支总督，军衔为法军五星上将，是自由法国军队中军衔最高的将领。论名望和势力，都是取代戴高乐最合适的人选。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卡特鲁断然拒绝。原来，早在一战期间，卡特鲁与戴高乐都是德国的战俘，尽管两人多次密谋“越狱”失败，但早已是战友加狱友的关系。这也是戴高乐树立抵抗大旗，卡特鲁立刻响应的原因。岂是丘吉尔能挑拨开的？
戴高乐凭借不屈服的精神，终于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更是以独立自主的态度，没有给英国人任何可利用的机会。对丘吉尔来说，虽谈不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戴高乐处处为着法国利益，丝毫不让步，也确实让他钦佩不已。
作为军人，深知战友情的深厚。卡特鲁的做法，对战友们来说，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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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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