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之地”是指一个王朝起源、发迹的大本营。清朝最高统治者是来自东北的满人，因此东北地区自然就成了清朝的“龙兴之地”。
清朝入主中原后，东北与中原地区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清朝前期，满清统治者并不允许汉人移居到东北。但到了清朝后期，东三省却俨然成了汉人的地盘，这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变化呢？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很快就融入了汉文化之中，但东北地区却成了例外。清朝统治者严令汉人不得移居东北，并要求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旗人和部落民保持满人文化和祖宗传统。清朝统治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还是出于战略方面考虑，因为万一形势发生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出中原的话，至少东北还是可以作为最后的大本营。而且在东北保持一支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八旗军，也能有效维持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此外，东北盛产人参、貂皮、黄金，禁止汉人进入保住清廷对这些重要物资的垄断地位。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禁令却成了一纸空文。随着帝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中原地区土地呈饱和状态，大量汉人贫民纷纷选择了“闯关东”，汉民北移运动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清廷在禁令上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廷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主要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当时满清统治中国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满汉之间的界限已变得很模糊，清朝统治者已不没必要考虑留下退路的问题；其次是东北八旗军的堕落程度比关内八旗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擅长喝酒、赌钱，但却缺乏训练和装备，想指望这样的军队来维持统治显然不现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位于更北方的沙俄帝国正在蠢蠢欲动，清廷应鼓励汉人到黑龙江以维持帝国对大片无人区的控制才是上策。
除了那些勤勤恳恳“闯关东”的汉民之外，汉人中的不少亡命之徒也将东北视为了最佳落脚点。这些人中有的是被朝廷流放到东北后又逃脱的重刑犯，有的是在关内犯事后流窜到东北的流贼，还有的是专门跑到东北从事偷猎、挖参、采金等高风险高收益工作的冒险者。这些人往往会组织成团体，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从事着无法无天的勾当。清末东北地区土匪横行便是由此而来。
当时东北主要由三类群体构成：旗人、汉人和部落民。旗人作为创建清朝的成员，在表面上似乎高人一等，但实际上只有旗人中的高级官员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权威。值得一提的是，东三省最高层官员往往都是来自北京的旗人，他们比那些世居东北的满人同胞汉化程度高很多，因此对移居东北的汉人也更加包容。
汉人中的精英分子社会地位仅次于旗人高级官员，他们中有的是被革职流放到东北的原朝廷官员，有的是汉人富商。这些人或是有文化、或是有钱，因此在东北上层社会中也拥有一席之地。有地位的旗人都乐于多结交一些汉族文化人，同时他们在商业方面需仰仗汉人富商的经营才能和商业网络，所以对待这两类人都是非常友好。
普通汉人和普通旗人在社会地位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平头百姓，各过各的日子。而处于“鄙视链”最底层的是东北地区的部落民。这些部落民都是居住在边远地区，地理位置上比较孤立，汉化程度很低。所以无论在旗人眼里还是在汉人眼里，部落民都是一群土里土气的乡巴佬。
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涌入东北，东三省的汉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旗人在勤劳和技术方面都落后于汉人移民，所以根本无法与汉人展开竞争。一些脑筋比较灵活的旗人开始在各个方面模仿汉人，并虚心向汉人求教。随着时间的推移，黑龙江以南地区的旗人几乎都会说一点汉语，像是在盛京（今沈阳）这样汉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不少旗人甚至连自己的满洲母语都给忘光了。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不仅是东北地区的旗人全盘接受了汉文化，连部落民都纷纷开始学习汉文化。汉人在人数上也占有压倒性优势，清朝的“龙兴之地”就在这样潜移默化中变成了汉人地盘。
参考文献：《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