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是如何缩水成土耳其共和国的?

在希腊旅游的主要禁忌是有关土耳其的话题,非常敏感,外乡客不便表态。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统治约四百年,可是除了希腊独立时期带出的一些信息外,在我的旅游过程中,很难看到奥斯曼留下的痕迹。也许是我所知有限,但也不排除被刻意掩盖和消除的可能性。

奥斯曼帝国作为老大帝国之一,能够存活到20世纪初,几乎是个奇迹。它的稳定时期比历史上该地区的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都长久,但随着时间推移,各种弊病逐渐显现。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奥斯曼帝国并非无动于衷。不过与清王朝一样,在僵化、停滞中一直保持着自大的心态,行动迟缓,直到希腊独立,才被强烈震动了一次。同一时期,原来的附属国埃及出现了一位强权人物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他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进攻西亚,威胁伊斯坦布尔,有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势。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785~1839)四方求援,俄国趁机出兵驻扎,保护中带着威胁。请神容易送神难,奥斯曼只能靠签署屈辱的条约,出让利益,来换取安宁。

一系列打击过后,奥斯曼变革的步伐被迫加快。马哈茂德二世在位后期,开始了一场名为“坦齐马特”的运动。坦齐马特的突厥语意思就是改革整顿,主要采纳了英法两国的建议。马哈茂德因病去世,壮志未酬,但是改革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继任者在一群大臣的辅佐下向西欧强国学习,继续推进改革。改革措施涉及宗教、政治、军事、商业、教育、新闻等诸多方面,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更全面和深入。坦齐马特运动给奥斯曼带来了新气象,尽管名义上没有违背《古兰经》的祖训,但实质上是对传统的切割。至1876年底,颁布宪法、设立议会,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其间最大的战果是1856年在英法的帮助下,击败俄国,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在这场现代化的战争中,英法联军使用了线膛枪、蒸汽船、铁路、电报等先进武器和设备,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奥斯曼眼界大开,决心奋力追赶。

但是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就像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甚至比洋务运动的效果还差,坦齐马特并没有把社会各个方面凝聚成坚固的整体,相反,造成了列强干涉获利、各种民族主义泛滥、地方权力扩张。中央集权遭到破坏后,国家反而变得更加松散了。为了保住帝国的生命,奥斯曼开始调整政策。

苏丹哈米德二世(1842~1918)于1876年继位。1878年,他借口国家危机,宣布议会休会,这一休就是三十年。奥斯曼虽未宣布废除宪法,但却恢复了君主专制,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带来了更大的乱局。对于英法两国的“帮助”,奥斯曼体会最深:被帮助越多,失去也就越多;另外,对于俄国的反扑,宪政、议会根本就是无能的摆设。面对困局,奥斯曼决定另外拜师学艺。此前奥斯曼主要是学习法国,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利令其形象受损,此后德国的形象在奥斯曼精英中变得愈发伟岸。普鲁士的崛起之路很有感染力,于是两国的合作逐渐增多。

在哈米德的统治下,奥斯曼有进步,也有失败,但一晃三十年,依然没有给帝国带来根本的转变。民众的不满情绪积累后爆发,这次乱局发生在帝国的核心区,是由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类似于中国清末的众多革命党,奥斯曼也有很多这样抱有雄心壮志的政党,内外结合,伺机而动。青年土耳其党成立于1889年,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恢复宪法,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该党吸纳了众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海外流亡者,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入了军队。1908年,从兵变到政变,革命势如破竹,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并于次年废黜了哈米德二世,另立穆罕默德五世为新苏丹。

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民众上街示威,反对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

宪法生效了,议会开会了,选举进行了。热闹过后,乱局又来了。1911年,奥斯曼与意大利在北非开战,因鞭长莫及,失利后失去了利比亚。那个强大的奥斯曼总是离现实越来越远,操纵政局的青年土耳其党饱受非议。1912年7月,该党被迫以退为进,内阁总辞,自由派上台。但是同年10月,先于一战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又令奥斯曼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欧洲领土。次年1月,青年土耳其党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夺回政权。不久建立了以恩维尔(1881~1922)为首的三人军事寡头政治,采取高压政策,推行奥斯曼的民族主义,对外奉行亲德政策。

与德国靠近,再加上希望通过战争夺回失地,奥斯曼在一战中加入了同盟国一方。随着战争结束,作为战败国,奥斯曼失去了谈判的资本,疆域内的很多地区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在列强的干预下独立建国。奥斯曼帝国踏上了穷途末路,领土仅剩下小亚细亚半岛和欧洲一小部。1920年被迫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卡住了国家的咽喉,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家的走向成了未知数。

面对奥斯曼的衰落,希腊看到了扩张的机会,借口基于民族和历史原因,对小亚细亚西部提出领土要求;并在协约国的协助下,于1919年跨过爱琴海,引燃战火。奥斯曼人大梦初醒,感到国家危殆,奋起反击。一群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被推到潮头,领袖是凯末尔(1881~1938)。

凯末尔出生于现在属于希腊的港口城市塞萨洛尼基,父亲是位木材商。非常幸运,父亲没有将凯末尔送进宗教学校,而是在世俗学校学习。凯末尔从小酷爱军事,决心从军。他从少年时代开始,一路在已经基本西化的军校学习,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凯末尔曾加入青年土耳其党,几年后脱离,专注于成为一名职业军官。一战中,虽然奥斯曼最后战败,但凯末尔却展现出了优秀的军事才能,获得极高声望。此次希腊入侵,凯末尔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忍辱负重,既要周旋于旧体制之中,又要统领军队作战,终于在1922年取得胜利,将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如果说中国离苏俄很近,那么奥斯曼离苏俄更近。侵略是它,驰援也是它。希腊背后有英法支持,而依照奥斯曼当时自身的实力很难取胜。危急时刻,历史的宿敌、新诞生的巨人苏维埃俄国向奥斯曼伸出了援手,其战略目的是保证国家西南方向的安全。1921年3月,奥斯曼土耳其与新成立的苏俄政权在莫斯科签订了《俄土友好条约》,两国关系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该条约体现出双方平等互惠的原则。在条约中,苏联政府完全放弃了以往强加在奥斯曼身上的所有不平等条款,还免除了它欠沙俄的一切债务。

凯末尔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既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又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少有狂妄自大和被胜利冲昏头脑后的举动。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凯末尔出任总统。他总揽军政大权,独断专行,镇压反抗势力,推进世俗改革,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以及伊斯兰宗教法律和宗教经院、学校,埋葬了六百余年的奥斯曼王朝。其他方面的改革还包括废除一夫多妻制、提高妇女地位,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等等。凯末尔将土耳其引向现代化,功勋卓著,因此被尊为“国父”。

凯末尔

1922年11月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离开土耳其,皇室成员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这种处理方式介于苏联和中国之间。

在国际方面,凯末尔为土耳其赢得了安全空间。他与希腊签订友好条约,进行人口互换:希腊领土上的穆斯林迁至土耳其,土耳其领土上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迁至希腊,将最大的隐患排除。凯末尔放弃了恢复奥斯曼帝国疆域的想法,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奥斯曼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扩张违背民族意愿,会带来伤害,主张国家应保持在自然合理的范围中;坚持与邻国和睦相处,排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减少与伊斯兰兄弟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化的世俗社会。面对欧洲各派强国,凯末尔采取中庸政策,避免把土耳其拖入极端战争。沿着凯末尔制定的道路,土耳其平稳发展,在二战中努力保持中立,避免了战火摧残,虽然无法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却再没有给国家引来新的灾难。

凯末尔是落后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中的优秀典范,瑕不掩瑜,个人因素和国家条件的结合,促成了最终的结果。与中国历史相比,他相当于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六合一:苦撑变局、改朝换代、建立共和、抵抗外侮、统一国家、改革开放等重要章节,凯末尔都曾亲历。奥斯曼帝国缩水为土耳其共和国,许多问题化繁为简、化大为小,取得成绩相对容易。由于历史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的形成是该地区的异数,解体后不可逆转。中国的特别之处是可以复原,相应的困难是人口多、面积大,问题更为复杂,所以多用些时间、多几代人努力也情有可原。

凯末尔堪称楷模,对于很多落后国家从旧到新的转型过程,其功绩极有借鉴意义,但也不必过于神话。他只是拯救了土耳其,并没能挽救奥斯曼。由于曾经深受国际动荡的伤害,凯末尔建国后奉行“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标榜独立自主,继任者虽也遵照执行,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

土耳其能接受苏联的援助,却没有接受苏联的道路,反之,背后虽然让英法捅了刀子,但转过身又可以和睦相处。不仅如此,土耳其还留有浓厚的德国情结。二战前,土耳其在三方之间搞平衡;二战初期,宣布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奉行中立政策,结果却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几日,与德国签订了《土德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中规定土耳其向德国提供重要的战略原料铜、铬等矿石,封锁黑海海峡,禁止美、英援助苏联的军事物资通过。这令苏联大为恼火,并对土耳其在二战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宣布对德宣战的举动嗤之以鼻,也不愿理解土耳其的苦衷。面对苏联的强势,以及暗中资助土耳其共产党制造混乱的行为,土耳其三百年的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国内反苏反共情绪高涨。此时美国出手援助,土耳其决定倒向西方阵营。为获取美国的信任,1950年,土耳其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同年底宣布国内的共产党为非法政党,最终于1952年如愿加入北约,获得了保护伞。斯大林时期对土耳其的高压效果适得其反,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转变政策,再次向土耳其伸出了橄榄枝。土耳其起初无心理会,但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土耳其也看清了美国的意图,知道原来自己不过是一枚可以被随便交换的棋子。另外,塞浦路斯内部希土两族1963年发生流血冲突,美国明显偏袒希腊。苏联虽说是心头大患,但希腊却是切肤之痛。于是土苏关系缓和,土耳其尽管身在北约,却不愿再做单选题。

1950年11月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击败土耳其旅,将俘虏押下战场。

能得到美苏的共同青睐,并且可以游离其间,土耳其似乎可以过得很滋润。但实际上,由于战略核武器的出现,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与过去相比在下降,美苏可以同时重视它也可以同时轻视它。打铁还需自身硬,但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顺畅。与周围国家相比,一边是欧洲,富得流油;一边是阿拉伯产油国,更富得流油。土耳其自认为是身在亚洲的欧洲国家,经常想起当年奥斯曼帝国的雄威,泛突厥主义不时显露。它在伊斯兰世界想有所担当,却缺乏实力,经济起起伏伏,贪污腐败不断,民主制度一波三折,宗教、民族问题剪不断理还乱,代表世俗势力的军人政府被迫几度上台。土耳其与邻国关系复杂:它防范着苏联,其他阿拉伯国家又防范着它,与宿敌希腊的冲突也是定时发作。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也没有什么出色表现;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相抵,宗教势力回潮,世俗力量减弱,凯末尔留下的成果还在,但是国家好像失去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的国家走势与中国有很高的相似度,大量内容相似到几乎可以置换。审视奥斯曼土耳其,对于中国认识自己,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被称为“欧洲病夫”。两个病夫不可谓不努力,但是所有的努力并不能实现华丽转身。激进与保守交锋、改革与守成轮替、内忧与外患叠加,总结经验似乎都很容易,而摆脱危局却一直都很困难。在思想领域,既有人全面否定自身,主张彻底西化;也有人誓死捍卫传统,认为欧洲的一切成就都源于奥斯曼或中国悠久的优秀文化。这两种极端串起了各种各样的中间派。

两国最大的不同是奥斯曼瘦身成土耳其,从一个大国退居成一个中等国家,主导权已经不在自己手中。不像中国,维持住了一个大国的体量,可以保持特立独行。至于原因,奥斯曼与其宿敌苏俄可谓是同病相怜,大疆域、多民族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长期矛盾。苏联都不能凭借超强的军事优势保持国家统一,身为前辈的奥斯曼帝国更是早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所以一百多年来,连续遭受各方打击,领土逐渐萎缩也是必然结果。要再论奥斯曼与苏俄的不同,结果跟中国的不同是一样的,那就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还是一个大国。

国家命途多舛,本是自家之事,但是奥斯曼帝国消失后,伊斯兰世界从此再无大国。而对于一个硕大的文化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大国坐镇,在工业文明时代,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作者: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