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苏梦物语》
里的战争责任问题
德富苏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是明治至昭和时期活跃于日本文坛的著名报人、历史学家，曾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文学报国会、大日本国史会会长等职。“二战”后被盟军统帅部认定为甲级战争嫌疑犯。早期主张“平民主义”，甲午战争前后，开始狂热鼓吹以皇室为中心的对外侵略。其皇室中心主义是包含家国同构、忠君爱国、神国思想和武士道等在内的天皇专制国体思想，其实质是内行尊皇之“王道”，外行霸道，继承和发展了皇国史观，对当今日本右翼思想仍有很大影响。著有《第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将来之日本》、《近世日本国民史》等书。
因为各种原因，“二战”后日本天皇裕仁逃脱了法庭的审判，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而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后来出于政治的需要，对东京审判的意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倾向于为日本开脱责任。很多日本人也将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1886—1967)在东京审判中所提出的判决书误解为“日本无罪论”，甚至利用他来宣传军国主义，这些都使得战后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更加复杂化了。
的确，帕尔主张对战犯免除起诉，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他的反共立场外，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无法在国际法理论上界定什么是“侵略战争”，他对日军在战争中的“无比邪恶性”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道德上的谴责，而且明确指出不能将日本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或由此政策所采取的行动“正当化”。法庭最终判定“策划实施侵略战是最高的犯罪”，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制裁。
尽管如此，自战后至今，“日本无罪论”仍然被一些日本人拿来作为反对东京审判、要求重新认识“大东亚战争”的理由。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与明治时代以来连绵不断的国家主义、皇国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德富苏峰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二○○六年七月到二○○七年八月，日本讲谈社分四册陆续出版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以下只注卷数及页码）。这些日记中屡屡论及战争责任问题。
甲午战争之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主张“平民主义”变成了“力的福音的信奉者”。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德富苏峰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的一生与日本国相始终。日本是我的偶像、我的爱人，是我的一切。换言之，离开日本，天地之间就没有德富苏峰了。”他以成为近代日本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感到欣慰。同时他也感叹：“在我的公众生涯接近尾声的那天，恭听圣上的播音，认识到我毕生的辛苦，一切都化为泡影。”尽管如此，他对皇室仍然衷情不改，他解释说:“我等的皇室中心主义，不是受本居宣长或平田笃胤等国学者流的影响而提倡的。而是通览古今东西的历史、比较研究各种政体之后才提出的，由此在日本建立冠绝世界即无与类比的家族性政府，而使伦理的政治行于中外；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为白日做梦、空中楼阁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这些已经形迹全无，连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为了泡影。”即便如此，他仍然表示：“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唯一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Ⅲ—222、327、299页)
德富苏峰认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个事实不论宪法中有没有，都不失为信条。在他看来，以臣下的身份不能对天皇提起关于这次战争的责任问题。但他也承认：“无论怎样辩护说天皇与战争没有关系，因为宣战诏书上天皇的署名和玉玺俨然存在,到底不能没有关系。”所以，他主张应该将皇室与战争问题完全分离开，因为日本的皇位不是天皇一个人的事，而关系到万世一系的皇统。但不能以天皇不好战或者反对战争之类的话为说辞，这对日本的臣民而言，毋宁说是一种对皇室的亵渎。无论如何，宣战的大诏书都皎如白日（Ⅱ—258、259、260、263—264页）。“有人说宣战的诏书歪曲了天皇的意思，这样说的人才是歪曲了圣虑。就像我们信奉休战的广播确实是休战的意思一样，我们相信开战也如诏书中所说的，是陛下的尊意。”（Ⅲ—370页）因此，“皇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Ⅲ—244页）。
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中，他主张皇室与国家、国民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既然是一体的，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也就不应该用累及天皇与否的说法。那种主张投降而又以为开万世之太平之类的言辞来掩饰，在他看来是荒唐的错误。因为对他来说投降之道即是堕落之道、屈从之道（Ⅰ—35、38—39、40页）。
德富苏峰在为战后审判所提供的口供中说：“要负责任的是整个日本国民。其中虽然有轻重的差别，但到了今天，说自己不知情，试图只把自己当做好人，这不能不说是完全忘记了日本精神为何物。”战败之后，一般都认为“日本国民是受害者而军部是加害者”。而德富苏峰对此表示反对。他说:“我亲身经历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大东亚战争。我认为大东亚战争，在其意义、目的上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没有任何不同。所不同的只是，前面两次战争我国胜利了，而最后这次战争我国失败了而已。”“在胜利的时候作为国民的胜利来欢呼，而在失败了的时候，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攻击，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Ⅳ—350页）
对于日本所犯罪行，他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承认。他说:“我等毅然自觉日本的过失。不仅仅是过失。更进一步，甚至是犯下了罪恶，在今天虽然遗憾也不得不承认。但同时，将所有的罪恶归之于战败了的日本，而将所有的善德归于胜利的美国，这不能不说是过于滥用胜利者的权利。”他进一步表示:“近来日本人的所谓战争罪犯，不仅是对各盟国犯下了罪行，而且对日本国民也是犯罪者。即使日本国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一样的罪行。但是这次战争既不是军阀或财阀平地起波澜的战争，也不是他们随其所好而制造出来的战争。即便不去精读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百年间的世界史，特别是日美两国的交涉史，从其概略中也一定会得出这次战争是出于不得已的结论。这不仅仅是日本方面的历史观，从美国方面的历史观来看也是如此。”（Ⅰ—418、419页）
德富苏峰认为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他说：“这次大东亚战争的罪魁祸首，直率地说，不是被审判的日本人，而是欧美各国人。从国家上讲，不是日本，而是美、英、苏联等国。……为什么日本国民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是谁使得日本人做了这些？对此加以研究的话，自己就不会去审判别人的罪行，而是去审判自身的罪行了。”（Ⅲ—349页）
德富苏峰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日本与欧美老牌帝国主义的关系。他说：“就像盂兰盆会舞，吹笛子敲鼓伴奏，围成一个圈来跳舞，落后了的日本人张望着，既羡慕，又觉得有意思,在各种无以名状的心理之下，闯进了舞蹈圈中。那些同伙跳过了很多场已经很熟练了，而日本人因为刚刚加入其中，其举止做派杂乱无章，现在将这些杂乱无章的举止添油加醋，成了日本人的罪案。跳得蹩脚，这虽然没错，但是说只有日本人在跳，这是毫无道理的冤枉。”（Ⅲ—361页）总之，他认为把帝国主义带到日本来的，无非就是今天审判日本的各国。“大东亚战争的责任者，首先应该举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最后是斯大林。”（Ⅳ—351页）
德富苏峰还从日本近现代史来进行分析。他指出：“明治天皇是开国进取的化身，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在明治时代，小笠原岛、琉球、千岛、整个虾夷(北海道)、桦太(库页岛)的一半，进而台湾地区、朝鲜等在明治天皇的时代作为我们的领土也还是暧昧的、不确定的或者是一半的属性，以至于像台湾地区、朝鲜则完全是他国所有的，都归为我国的领土了。我们在这时，且不说世界的历史学家，就我们日本的历史学家而言，想问一问能否断言这些都是日本人违反人道主义、违反文明主义、滥用兵戈而掠夺邻国的结果，即明治天皇的御宇史是大和民族的罪恶史？如果他们能够对至今的历史这样彻底地断言的话，那么对大东亚战争无论给以怎样的恶评都可以随他们的便。但是，承认明治时代的开国进取，而不承认大正昭和时代的事，在道理上实在不通。”（Ⅲ—366、367页）
德富苏峰对自己的信念没有丝毫悔悟,从他自以为是“科学的历史眼光”来判断,他仍然“从心里相信这场战争是义战,现在这种信仰也还没有改变。”（Ⅲ—233、372页）
作为甲级战争嫌疑犯的德富苏峰,对东京审判当然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在他看来,东京审判就是“日本罪恶史编纂无限责任公司”，其目的就在于“设法证明日本如何是所有罪恶的化身”并向世界公布。他反唇相讥：“即便日本人是如他们所说的恶党，他们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恶党。”（Ⅲ—346、347页）
既然他还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义战”，那么他反省自己也只有从力量方面来进行，只能把失败归结为力量不足所致。他觉得，错就错在将日本国民作为过于伟大的国民，给予了过高的估计。这次战争使他明白了：“将来姑且不论，到现在为止，日本终究既不具有作为东亚盟主的实力，也没有这种能力。”他承认：“盲目地将一些不能完成的工作强迫给日本人做，这对我等来说，的确是大错误。……比如猫抓老鼠，虽然不错，但是让猫去抓狐狸的话，就会导致反而被狐狸所抓住。”而最终将胜败归结为：“问题既不是正邪的问题，也不是是非的问题。关键只是强弱的问题。”（Ⅲ—244—246、297页）可见，他依然是“力的福音的信奉者“。
至于日本的将来，德富苏峰依然具有雄心壮志，而且南北扩张的野心仍然未泯。为了达到此目的，他明确提出：“我等曾经为了对付俄国而主张日英同盟。现在为了对付苏联，不得不主张日美同盟。”他认为“作为日本复兴的大策，为了利用美国，来与它交往”，为此要最大限度地忍耐，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我等与美国结合，决心利用美国的力量来谋求日本的恢复的话，为了达到此目的，就要不顾任何牺牲地付出。因为日本的恢复比任何东西都重要。”（Ⅲ—300—304页）从而指明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本方向。
虽然德富苏峰的战后日记到最近才公开出版，从战后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他的思想与帕尔的判决书一样，在日本社会各界仍然拥有不少的知音。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讲演时就说道：“在东京审判中表现出高度勇气的帕尔法官，至今还一直受到许多日本人的尊敬。”而在二○○七年八月出版的德富苏峰战后日记的最后一卷中，“东京审判史观”概念的始作俑者伊藤隆就呼吁并强调在解决现在日本各种问题时，德富苏峰的思想所具有的“启发”意义（Ⅳ—431页）。由此可见,不从历史观上找出症结，战争责任就依然会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与狗咬狗的矛盾，也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混淆了视听，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一些历史学家总喜欢以个人的“良心”作为正义的代表，以致陷入独断而不自觉。对此，倾听这样的声音或许是有益的。永原庆二在批判“自由主义史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族、国家的责任即便在法律上解决了的阶段，作为道德的问题还继续存在。所谓道德，不是反复地谢罪就完了的。将不可抹杀的事实作为历史而不断地确认，不断地保持不使错误再发生的姿态，这难道不正是今天活生生的道德吗?”可喜的是，这也是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的心声。敢于直面“不可抹杀的事实”，而不是去有意地抹杀历史事实，这才是道德良心的出发点。
作者： 刘岳兵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