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乱”与明廷的“朝鲜保全”
距日本国京都市“丰国神社”约一百米处，有一个埋藏着大量朝鲜人与明军将士耳鼻的坟茔，叫“耳（鼻）冢”。原本，丰臣秀吉在侵攻朝鲜时统计对方战死者数量的最简便单位是所劓之“鼻”（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鼻子），但据说因“鼻冢”的名称不甚典雅，所以曾几何时，“鼻冢”乃改唤作“耳冢”。在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乱中，日本军曾取朝鲜人鼻十八万五千七百三十八，大明人鼻二万九千十四，共计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二（大河内秀元：《朝鲜物语》）。其后，“朝鲜人来贡之时，到冢下，诵祭文而吊之，哭泣曰：此辈是输死报国者也”（林罗山：《丰臣秀吉谱》下）。如此祭吊活动，朝鲜人年复一年，似从未衰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日的韩国人和往年一样，在“耳（鼻）冢”现场例行了“耳·鼻冢慰灵祭”。其悲怆凄绝的场景，今犹历历，让笔者难以忘怀。只是，往祭明军亡灵者，却极少有中国人：以前不知，以后亦未可知。
问题是，这场发生于朝鲜境内的兵燹，为什么会有明军介入？掩埋于“耳（鼻）冢”中的近三万明军亡灵既然不是“输死报国者”，又何故与朝鲜人葬在一起？而进一步的疑问是：那些肯为朝鲜人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明朝将士，是因为利益关系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另有所图？
一五九三年，当丰臣秀吉抵挡不住前来援朝的明军攻势时，遂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这个在历史学家看来最能如实反映丰臣谈和意图的七项要求（文禄二年[一五九三]癸巳六月廿八日），可简约表述为以下“三条”，即：求婚，准贡，割地。其中，前两点关乎日明间事务，而后一点，则事关日本与明朝共同“处分”朝鲜的问题，即：将朝鲜“八道”中分，一半与日，一半与明（田中健夫編：<<善隣国宝记·新订続善隣国宝记>>）。据载，日本的这些要求，最早应试探性地提出于文禄二年六月廿一日。由于不敢相信垂败的日军仍会有如此硕大的胃口，更不敢相信日本人以为明军援朝的目的居然是与他们一起瓜分半岛，因此，当明廷特使谢国梓、徐一贯得知丰臣秀吉的上述要求后，其斩钉截铁的回敬，便几乎不假思索：“予等奉使而来，盖为朝鲜乃我大明属国，为其解忧排难……所示中分八道，岂我大明利其土地乎！……欲中分之，则置朝鲜国王于何地？若依太阁（指丰臣秀吉）所思，我大明又何用救朝鲜乎？今救朝鲜而反分朝鲜，则我大明为不仁不义，何以为天下人民之主哉！在太阁，英雄已闻于远近，取其土地徒有不义之名，何益之有哉？今惟与我天朝通好，收兵回国，保全朝鲜人民，则美名、仁德扬万世，岂不伟哉！”出人意表的是，当秀吉闻知明使意见后，竟责令日方代表据“理”力争，坚持他的条件：“大明日本不行婚嫁礼，则以何表诚意乎？不然，朝鲜八道中，四道者应大明命，可还于朝鲜王，四道者可属太阁幕下，押大明皇帝金印。中分朝鲜国，可割洪沟。结嫁娶盟耶？中分朝鲜耶？两条之中，不随太阁所思，大事难成矣！”这种几近无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明廷使者的严正驳斥（<<南·记玄圃和尚筆>><<日明和平谈判筆记>>）。
谢国梓、徐一贯异常果断的回敬，无疑有助于人们了解明军赴朝作战的真实目的。然而，其话语后面的基础根据，却多半来自今人已很难读懂的前近代东亚规则。那原本是汉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通行于东亚地区的区域关系规则，即人们常说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册封体制”或“宗藩体系”。出于共同的需要，前近代东亚各国在认可了其与中原间所存在的“三大落差”，即“文—野”、“中—边”和“强—弱”的前提下，通过文化上的“华—夷”、政治上的“宗—藩”和经济上的“赐—贡”这“三大纽带”，与中原王朝形成了相互依赖、彼此关照的区域关系网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组明确可见的“三大纽带”背后，还有一条恒久连接和贯通三者的隐形纽带，即“伦理纽带”。这是规定前近代东亚各国间关系的伦常规范和道德原则。由于这种准自然的规范和原则常常表现为忠孝之义和亲友之道，因此，许多按照功利性框架难以讲通的大小事件，却常常能在伦理的层面上获得切实的解读。这为我们研究谢、徐两位明廷特使的对日表态，提供了理解的前提。
古代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历时弥久。伏胜（前二六○——前一六一）的《尚书大传》，最早记录了“武王封箕子”的故事。明清时期，李氏朝鲜王朝还不无骄傲地说：“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成宗实录》卷二十）而部分统治层甚至直认朝鲜原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不过是中国的“代理”而已。“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其实中国之地，使我国治之。”（《宣祖实录》卷四十一）这意味着，箕子不单在朝鲜半岛缔造了早期的国家，更给朝鲜人民带去了与中原文明同质化的伦理关系，即：“使其知中国礼乐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崇信义，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而相亲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崔溥：《东国通鉴论·箕子朝鲜》）无论箕子朝鲜的往事有多大程度的史实根据，但由此带来的双边呼应，特别是中华伦理关系的有效落实，却是朝鲜史上的不争事实。唯此，才有李朝太宗十四年（一四一九）对“箕子祀典”的正式确定，也才有世宗十年（一四二八）卞季良特制之箕子庙碑。
既为“宗—藩”，则明朝对朝鲜便有了一份天然的伦理担当。尤其在涉及“兴灭继绝”等大事上，这份担当，还具有无须迟疑的当然性。正唯如此，每当李朝君臣忆及上述往事时，都禁不住泣下沾襟，剀切动容。朝鲜汉学家朴趾源道：“我东服事皇明二百余年，忠诚剀挚，虽称属国，无异内服。万历壬辰倭敌之乱，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兵以救之，东民之踵顶毛发，莫非再造之恩也！”（《热河日记》）李朝肃宗亦不无感慨地说：“神宗皇帝再造藩邦之恩，万世不可忘也！”（《肃宗实录》卷四十）其实不止明朝如此，清朝对朝鲜的这份伦理担当，亦未尝有所改变。晚清总理衙门在回答日使森有礼的“属国”诘问时所讲的一段话，道出了历代中原朝廷与藩属国之间的真实关系：“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收其钱粮，齐其政令，朝鲜之所自为也，此属邦之实也。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此待属邦之实也。不肯强以所难，不忍漠视其急，不独今日中国如是，伊古以来所以待属国皆如是也。”（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五）这里，“修其贡献”是象征，“奉我正朔”是形式，可“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却构成了中原朝廷实实在在的责任。至于“不肯强以所难，不忍漠视其急”云者，还明显透露出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一言以蔽之曰仁爱之心。这是事实，而横亘于事实背后的关系属性，正是典型的伦理关系。
可是，某种出人意表的舆论，除了能反映流行于今日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外，却鲜有事实根据和历史意义。有学者在述及“壬辰倭乱”中明朝军队的表现时，竟引述过这样的“民间舆论”：“明军来到朝鲜，并不作战，而是倒行逆施，给韩民族带来了不亚于倭兵的灾难，被当做是民族的敌人”；“明军的长期驻守造成民弊丛生，民众对明军的仇恨不亚于对日本的仇恨”（[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等等。援朝战争中究竟有无个别军人的违纪现象，尚待考证，但这种说法与中朝间深厚的伦理情谊相比，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占据主流。如果不是这样，长眠于“耳（鼻）冢”下近三万明军魂灵就无法获得安宁；而已经转事清朝、成为大清藩属国的李氏朝鲜，其不顾清朝的忌讳甚至甘冒速祸危险而犹奉大明先君的做法，也就无从得到解释了。据载，明亡后，朝鲜仍对其追怀不已，不仅李肃宗在禁苑筑“大报坛”，祀明太祖、神宗、毅宗三帝，李正祖敕撰《尊周汇编》，以表尊明之诚，甚至与清朝缔结宗藩关系后，朝鲜国内仍用明崇祯年号达百年之久。当清朝为之不快时，李朝仁祖的回复，或许更能代表“壬辰倭乱”时明军行动的意义：“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事兵革，以弱服强，以小事大，乃理之常，岂敢与大国相较哉！徒以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难，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灵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宁获过于大国，不忍负皇明。此无他，其树恩厚而感人深也。”（《仁祖实录》卷三十四）
事实上，明清两朝为了保全朝鲜，均不惜以国运相赌。明朝末年，“崇祯丙子清兵之来也，烈皇帝闻我东被兵，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以赴援……当是时，天子内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属国之扰，其救焚拯溺之意，有加于骨肉之邦也！”（[韩]朴趾源：《热河日记》）可明朝留给自己的命运，却是崇祯帝的煤山自尽和社稷覆亡。至于清朝，亦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是“甲午”一役后的国祚终焉。所以朱云影说：“清室也和明室一样，为了保护朝鲜，不惜赌国运与日本一战，结果不幸失败。在朝鲜被日本合并的次年，清朝也亡了。”（《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这或许能够对前面的疑问给出答案，即：那些肯为朝鲜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将士，显然既不是为了利益关系不得已而为之，也不是另有所图。无法以利害来计算的个体生命的付出和国家生命的终结，均无言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朝间强韧的伦理纽带，还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将“耳（鼻）”和遍布于朝鲜各地的志愿军坟茔连接在一起。三千里江山依旧，却代之以十数万官兵不归。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十八万三千一百零八名志愿军将士为朝鲜人民捐躯。中国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志愿军烈士墙”两旁，分别标注了三十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福建一千一百七十三人；甘肃一千二百五十九人；云南一千六百零四人；江西三千二百五十八人；辽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四人；山东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六人；吉林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九人；四川二万一千零五十一人；湖南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一人；河北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三人；河南一万一千零四十八人；江苏八千四百四十四人；青海五十六人；重庆九千四百六十八人；安徽六千三百七十五人；北京一千五百五十一人；湖北七千一百八十三人；广西三千四百一十八人；黑龙江八千六百八十三人；山西五千四百八十八人；内蒙古一千九百九十五人；陕西三千三百八十七人；广东三千三百零七人；海南九十一人；宁夏四百四十一人；贵州二千九百五十七人；浙江三千三百六十一人；上海一千五百七十六人；天津八百零八人；新疆九十三人。在他们中间，还长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长子——毛岸英。
作者：韩东育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