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令中国思想两千年徘徊不前，牛顿物理学直接使工业革命得以腾飞。二者的贡献（假如说易经也有贡献的话）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当然，这种区别是基于二者所处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是社会共识，它们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更深刻地塑造了环境。
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是阻碍中国古代产生科学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李零先生指出，易经的本质是一本占卜书，是古人决疑之用的，不是为了讨论自然问题的（当然不可避免会讨论一点儿），因此它提出了问题——变化（易就变化），但八卦都是自然物，卜辞里的“道理”实际上跟卦象并没有本质关联，因此它同时又取消了问题（把所谓道局限于变化的表现本身，所谓生生之谓易）。
因此，易经只是古人在自然认识水平低下时的一种粗浅解释，是占卜师的饭碗，不具备深刻的哲学精神。
《周易》同时受到儒、道两家的追捧，这种“数术”之学迎合了先秦诸子以为“道可道，非常道”，注重表现而忽视终极追问的普遍共识。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的是从自然现象总结出的道理来说明伦理政治的合理性，而不注重追问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规律。即使是墨子这样对自然现象有所关注的人，也认为“奇技淫巧”不值得提倡。
因此，屈原《天问》提出的关于自然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受重视，被当做了单纯的文学著作而不是“提问”，屈原提出的古代神话里的疑问也理所当然的被忽视。《周易》则因为孔子的肯定而大行其道。可以说，周易所代表的思想，抹杀了中国古人追问深层问题的动力。因为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圣人之道”里，而“道”只有圣人才能掌握，普通人是无法掌握的，只能跪拜仰望圣人遥远的背影……
牛顿科学生长于完全不一样的哲学背景，是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培根实验哲学的产物。古希腊哲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这里“奇葩”是本义），首先破除神话，开始从自然原因去探讨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提问本身的重要性，任何时代的答案都不是最终答案，真理（我更愿意把truth翻译为“真相”）在进一步地追求里，而且真相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古希腊哲学对于理性精神、对于逻辑求证的追求，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早在2500年前，毕达哥拉斯就证明了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据说他还杀了一百头牛来庆祝，因此毕达哥拉斯定理又被称为百牛定理（我们称为勾股定理，直到公元3世纪才给出证明）。几何学成为希腊数学的主流，《几何原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的学术系统，成为后世其他学科的样板。
牛顿在大学期间才学到了数学，并发展出了微积分；更重要的是，牛顿深受伽利略建立的欧陆科学和培根的实验哲学影响，他说过“我不相信任何假设”，就是说，古人的思想都需要经过检验之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信，决不能盲从古人的思想——这是真正的古希腊哲学精神。
所以，牛顿科学一举推翻了古代的许多错误认识，包括古希腊哲学家们的一些错误认识，从而在科学上得以“统一天地”，建立了经典物理学体系。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也是有非常重要影响的。牛顿物理学促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腾飞，实现了实力迅速增长，于是到了1840年，我们就知道了……自然科学的规律，是没法糊弄的。
文 |孙正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