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女儿是最后的牺牲品?

他有精神病。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但真实性无法考证。他声称独自看了心理医生,精神分裂——这是医生的诊断结果。

我妈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并不惊讶,他曾经出去喝了很多红酒,回家后大口呕吐,指着吐出来的红色液体对我妈说那是血,因为他得了绝症。“为了骗来同情,为了不离婚。”我妈说。

很多年以后,除了这些戏剧化场面,我唯一反复记起的,是他蹲在厨房抽烟的一幕。半夜里,他躬身蹲在地上,没有开灯。排气扇呼呼作响,指尖的烟头忽明忽暗,呛人的白烟中,隐隐辨别出他眯起的眼睛。

那是一个罕见而陌生的他。我在黑暗中隔着白烟,看不清他的表情,猜不透他的心情。他的眼神似是而非,像看着我,又像透过我看着别处。

他是家中幼子,爷爷奶奶是普通工人,养育四个子女,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这对夫妻是两个世界的人,接受了一段包办婚姻,爷爷文艺,奶奶市侩,他们一辈子无法互相理解,每天争吵打闹。奶奶最疼他,爷爷却不。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与其他人不大一样,他身上好像全是尖尖的刺,一碰就扎得人疼。他喜欢和老子叫板,父子几乎天天吵架。

他越发努力地读书,考上大专,成为家族中最优秀的孩子。然后迫不及待地从家里搬了出来,只在年节回去,像是对爷爷的某种宣告。

他就是在大专校园里遇到了我妈。

我妈年轻时是个美人。她是家里最宠爱的小女儿,有两个哥哥,曾经有男生为她打过群架。我妈和他是同班同学,但他在班上默默无闻,相貌、家庭、成绩都不出众,也没有多少朋友。他是暗恋我妈的,但在别的男生用情书、礼物拼命追求的时候,他不声不响,似乎事不关己。

他像一只猎豹。不动声色地隐忍着,把自己藏起来,但如炬的目光死死盯住眼前的猎物,只在等待一个一击制胜的时机。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学校安排他和我妈去同一家偏远的单位实习。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我妈手上生了冻疮。他看在眼里,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到城里买了一堆橘子,回来剥下橘皮,用火烤至温热,拿给我妈擦手。他声称,这是从老人那里听来治冻疮的偏方。

这个听来的偏方,当然没有治好我妈的冻疮,却让他从一堆闪闪发光的追求者中脱颖而出。

据说外婆外公当初并不同意,觉得他性格古怪,也不够优秀。他得知之后,给我妈留了一封信,说是要去寻死。我妈拉着舅舅慌慌张张找了一整天。因为怕他再寻短见,我妈家里默认了这门婚事。

“那时候觉得他老实,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嫁了。别人说起婚礼都特别激动、开心,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眼前就像过电影,好像是别人在结婚。”我妈后来告诉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却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

娶到我妈以后,他带着我妈拜访了班上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他本不是擅长交际的人,我妈不明所以,但也跟着去了。曾经默默无闻的他,向面前的所有人宣告“校花是我老婆”。他收获了惊讶的眼神,成为了众人谈论的中心,品尝了从前我妈所有追求者或明或暗的复杂情绪。这是一枚闪亮的勋章,是他耀眼的收藏。

他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字和文章都写得不错,还喜欢古典音乐。职业却是个路桥设计施工工程师,成天和钢筋水泥打交道。我觉得这是他拧巴人生的一个写照。

他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大部分时间冷着一张脸,让周围的人感觉他对生活充满了不屑和愤懑。小时候的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疑问的存在,他极端的、过山车一样的情绪来的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这种神经质对一个儿童来说,不仅是不能理解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这种情绪直到现在仍然支配着我对他的看法,并且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

一次吃饭我鼓起勇气问他,你为什么总是不笑?他皱着眉,吐出嘴里的凉拌毛豆皮,反问我:“我为什么要笑?有那么多好笑的事情吗?电视上那些人总是哈哈哈哈笑个不停,只有傻子才整天笑,难道我是傻子吗?”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收回笑容,低下头默默地扒拉碗里已经冷掉的米饭。

小时候我对一种药物过敏,我的口腔到咽喉全部都是溃疡伤口,连口水都吞不下去。我妈心急如焚要带我去医院,他却说,不许去,多吃点饭就好了。再有一次发高烧,他又阻止我去医院。我妈只好等他上班后,偷偷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严重的中耳炎导致耳内积水,再来晚两天也许就会失聪。

我对他而言是什么?这是长久以来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但在我心里,他毫无疑问是爱我妈的。

这种爱到底是什么性质,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会一下子很浪漫,买来花和香槟跟我妈一起过结婚纪念日;也会一下子很神经质,露出狰狞的面孔嘶吼着跟我妈争吵。争吵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我妈与男性的正常接触:和男性友人聊天,或者仅仅是一次同学聚会。

在我没出生时,他曾送给我妈一只水晶天鹅造型的音乐盒,特别漂亮,似乎是结婚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的礼物。他一直放在玻璃柜子的最高一层,不让我碰。

某天他出门了,我偷偷求我妈拿下来给我玩,我妈犹豫了半天,最终磨不过我:“小心点玩,千万别摔了,他回来可是要发大脾气的。”音乐盒很沉,我太小了,手一滑,把天鹅的翅膀摔断了。我妈大为惶恐,赶快找来胶水粘起来,但长长的裂痕仍触目惊心。

他回来以后,把我从房间里拽出来,我从未见过如此冰冷的眼神。他死死地盯着我:“你是故意的吧,你是不是非要把这个摔坏了才开心?你知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我怎么道歉都无济于事,最后是我妈求情,他才勉强饶了我。从此我再也没有碰过这只天鹅。

在我的记忆里,他少有的温情时刻,是他跟我说过的“一条狗”的故事。曾经他在某地做工程的时候,工地里来了一条流浪狗,大家看狗可怜,就用剩饭剩菜把它养了起来,取名“黑子”。

黑子是条好狗,很聪明通人性,工地的厕所没有灯,晚上有人要去厕所时,黑子就会马上爬起来陪着一起去,在厕所门口乖乖等着,再把人送回宿舍。一年后工程结束,大家开车离开,黑子追着车跑了好几公里,一直到追不上才停下。“当地人说,我们走后,黑子过了几天也不见了。”他说。我总爱追问黑子的下落,他也不看我,笑笑搪塞说:“不知道,也许被人捡去养了吧。”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故事的真实结尾:每个工程的工地上都养着一两条“黑子”,而它们最终的结局都一样——成为一锅狗肉汤。

回忆就像人心里的鬼,在夜深人静地时候偷偷冒出来,带着寒气和绝望,嘎吱嘎吱地啃噬着仅剩的一点点勇气和希望。而他,就是回忆里的撒旦,是我记忆中所有痛苦的来源。

我十岁以后,他的单位效益日渐变差,我妈的工资甚至一度是他的两倍。于是他停薪留职,背上行囊南下,还干这一行。他天南海北地漂泊,我妈一个人带着我,跟外婆外公生活在一起。我们每年能待在同一个城市的时间不足两个月。

如此一来钱是有了,但这样的生活不断激化他本就存在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控制欲,最终他还是败给了自己病态的占有欲。

无尽的怀疑吞噬了他,我妈似乎成为了他的“私有物品”。生活账本需要精确到分角,每次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账,因为一件T恤是29块8还是29块6而责问争吵;我妈不能跟任何男性有联系,路上碰到朋友多聊两句也能引得他大发雷霆;每隔几周就会有一次恐怖的电话,他打回家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或者辱骂、或者哭喊,如果挂断他会马上再次打来,变本加厉地辱骂哭喊,这种马拉松式的电话接打能十几个小时持续不停,家里的老人也跟着彻夜无眠。

吵累了,他们不再吵,而是换一种方法互相折磨。

“你会做小白花吗?绢的那种。”

“干什么?”

“我们比赛看谁先死吧,我肯定比你死得早,我被你逼死以后,绢花可以派上用场。”

或是:

“好想把你绞成肉泥。”

“干什么?”

“这样我就能把你揣在兜里,带着你走。肉泥别人都不要,我要。”

……

多少个无法入睡的凌晨,躺在床上听着另一个房间他们病态的对话,为了不哭出声来,我死死地咬着枕套,泪水一遍一遍打湿枕巾。早上照常起床上学,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我妈唠叨着“这孩子怎么这么多汗”。

十几年漫长的时光中,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如溺水一般在这段可悲的婚姻中挣扎,长期的折磨不仅仅压垮了我妈,也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走向崩塌。终于在我快要中考的时候变成一声炸雷,把这个名存实亡的家炸成了稀巴烂,一点渣滓都不剩下。而我,则是最后的牺牲品。

时间毫不留情,撕下了所有伪装的和平,和貌似隐忍的面具,露出丑恶。他砸烂了电话,摔碎了茶几,拿刀子威胁我妈,最后带走了房子和钱,和我妈对簿公堂,争夺我的抚养权。而他要我的抚养权,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我,只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我妈唯一的弱点,是他挽回婚姻的唯一筹码。

这从来都很奏效。我3、4岁的时候他们某次吵架,我妈带我回娘家住。他却趁我妈出门时,偷偷把我接了回去。到他那里已经是傍晚,他没有做饭,只给我洗了半根生胡萝卜啃。我妈心疼我,总是很快就回来了。

但这次我妈却再也不想回头。我们三人最后一次面对面坐在一起,是他再次要求“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我妈带着我一起回去了曾经的“家”。一进门,地上是被砸烂踩碎了的电话,东倒西歪的桌椅,茶几上的烟灰缸满是烟头,旁边放着半杯冷掉的茶水。他穿着冬天在家常穿的军大衣,头发乱乱的蜷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们。

他是真的绝望了,用刻薄的语言刺激我们,指望着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妈留下。但这些都没有奏效,我妈决心要走。他终于崩溃起身,送我妈和我离开。开门之前,他向我妈伸出手,他俩在我面前如同初次见面一般握了握手。他在努力控制着情绪,提着一口气似乎想说些什么,却最终还是泄下气来。

我妈只要了我的抚养权,带着我住回了娘家,一个人把我养大,一晃十年。十年中,我和他的交集只有每年一餐年饭,他每年扔给我1万块抚养费,其他时间基本没有任何往来。

他收藏的勋章,费尽心机,最终还是丢了。

多年以后回想,我妈就像是那只玻璃柜顶层的水晶天鹅,他只想拿玻璃罩子把她死死罩住,她只能是自己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他对我妈的爱,是用占有欲、控制欲和虚荣心来表达的。他就像一个穷小孩攒了很久的零用钱,用尽所有办法,终于买到了梦中限量版的玩具。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既想昭告世界拥有了它,又想藏好它只许自己知道。

图 | 我结婚,父亲将他和母亲结婚时添置的鸡仔篮送给了我

直到25岁以后,我准备进入一段婚姻,才跟他有了年饭之外的接触。婚礼上,我终于还是挽着他的手走上了红毯,而他,也郑重地把我交给了面前我要托付终生的男人。我的新郎激动得泪流满面。

他的脸色比从前温和,脾气也似乎被消磨殆尽。而老,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总露出疲惫的神色。烟,还是他最让我熟悉的标签,隔不了几分钟就要再点一根,烟瘾比从前更甚。

我们似乎都变了,我们又似乎都没变。这种相处的气氛是略显古怪的,我们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讲一两个网上的笑话,我们躲在阵阵略呛人的烟雾背后,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些什么,我们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也许是时光的作用,最近总是回忆。想起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到我刚刚上幼儿园。早上起床,由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外婆家,白天在外婆家附近上幼儿园,下课后他再骑自行车从外婆家把我接回去。

这一条不长不短的路,骑自行车需要二十分钟,途中会经过一条整洁的大道,两旁都是参天的梧桐树,夏天有美好的巨大绿荫,投下一点点斑驳的光影,在自行车龙头上闪来闪去。他在28永久自行车的前杠上放了一个藤制座椅,小小的我坐在里面,晴天看梧桐,雨天整个人被罩在巨大的雨衣里,闻着淡淡的、冰凉的塑料味道。

夏日的某天,他指着梧桐遮天蔽日的树叶说,你看,平常没注意,好像叶子突然就长出这么多了。很多事情就是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偷偷改变,等我们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变化很大了。

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心,跟当时那么小的我说这个,而我居然也记得这么清楚。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了别人的妻子,也终于能鼓起勇气邀请他来家里小住。晚上喝完牛奶路过书房,看到他躬身坐在椅子上,开着灯。指尖夹着的烟头忽明忽灭,散发着呛人的白烟。他看到我,抱歉地笑了笑,掐灭了烟,把灯关掉了。

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见了他的眼睛。

作者杨舒桐,现为国企职员

编辑|王天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