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笔下的战争风云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正在和将要举行，多国领导人表示，国际社会要利用好这个重要契机，捍卫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赢得的民主、自由、和平。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回首历史，看看法西斯主义是怎样兴起又怎样灭亡的，想想战争是为什么发生、战火又是怎样蔓延的，再看看全世界正义的力量是怎样联合起来并最终夺取胜利的。
回首历史的方式之一是读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尤其是第一手的史料，而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不错的选择。
历史资料中，当事人的记述比后人编纂的传记、纪实更真切，而了解事件核心内容的重要人物的回忆又远胜于处于外围的一般人的回忆。丘吉尔是“二战”盟国的“三巨头”（如算上蒋介石是“四巨头”）之一，在盟国高层运筹帷幄，详知战争的全过程。同为“巨头”的罗斯福没有活到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天，还没来得及回忆;斯大林不是那种想把自己所作所为暴露给别人的人，就是有条件他也注定不会写回忆录;近年有蒋介石的日记公之于世，但蒋介石有中国士大夫内敛、隐忍的传统，日记很简略，许多事情是半说半藏，真实想法很难揣摩。对立面轴心国的罪魁祸首都死于非命，希特勒失败前畏罪自杀，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他们都没有写回忆，墨索里尼写了一些回忆，但远没有完成时，就和情妇被游击队暴尸街头。如此说来，丘吉尔六大卷（中文本约三百六十万字）完整而充分的回忆录更显珍贵。
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记述从一九一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的重大国际事件和大战的进程，主要叙述了英国在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这几十年中，丘吉尔担任过军需大臣、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等重要职务，直至大战时期五年的联合政府首相。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函电和他个人保存的记录等档案材料，丘吉尔说：“与现在事实真相大白后我可能写出的任何著作相比较，这些文件是更加确实可靠的记载，而且，我相信，它们能更确切地说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和当时的看法。在这些文件中，虽然包括一些后来证明是未曾言中的意见和预测，但是我希望通过整个文件可以判断我个人在这次战争中的功过。”“它们所描绘出来的当时发生的事件，较诸事后追忆的任何东西，更为逼真。”除去观点不说，仅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这些史料就使回忆录价值非同一般。
丘吉尔回忆录英文原版于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四年陆续出版。六卷分别是《风云紧急》、《最光辉的时刻》、《伟大的同盟》、《命运的关键》、《紧缩包围圈》、《胜利与悲剧》。商务印书馆版的中译本是根据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一年各卷新版翻译的。
丘吉尔为本书写的铭言是：“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气质和胸怀。
回忆录的第一卷同其他各卷不同，从一九一九年写到一九四○年五月，时间跨度二十余年。虽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说起，但都是围绕着为什么会爆发又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主题，论述《凡尔赛和约》的不合理、纳粹党上台和德国重整军备、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让希特勒得寸进尺，最终酿成了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和约》不合理不公正，为德国的重新崛起埋下了伏笔，法国福煦元帅在和约刚签订时就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九年，福煦不幸言中。
丘吉尔认为和约有几个重大失误，一是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逼着德国人走上绝路。二是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成立了许多中小民族国家，而“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对德国来说，丘吉尔认为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德国人民自己的选择，“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政治家的软弱和民众的彷徨，使德国政治出现真空。“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丘吉尔为本卷定的主题是：“英语民族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他用大量笔墨写英法两国政府对法西斯国家怀抱幻想、懦弱退让，让希特勒做大做强。
作为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认为：“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一直致力于他认为的这一最大利益。而希特勒的崛起和法国人的恐惧使“调和”以失败告终。
丘吉尔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说：“我也许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有历史记载以来两次最大劫难的人。”正是因为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切实了解和深刻认识，有对战后国际局势的独到而全面的分析，他对战争的预判远比当时内维尔·张伯伦为首相的英国政府高明。在议会、在媒体，他或大声疾呼或苦口婆心，向英国政府和民众一遍又一遍地说希特勒的和平言辞不能相信、战争就要到来，可响应者寥寥。
丘吉尔说协约国把德国军队限定为十万人，但不能控制这十万兵员的素质，以这十万人为骨干，一旦需要，“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极大地扩充军队。他认为：“至少到一九三四年，我们还可以不损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我们所缺少的，决不是时间。”但国际社会却无所作为，并且在德国加紧重整军备的同时，英国和法国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以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以为英国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
以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为代表的英国政治家误判了欧洲局势，英法两国先是默认了德国强夺奥地利，接着又在慕尼黑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如丘吉尔的声明所说：“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
从慕尼黑回来，连性格懦弱的墨索里尼都敢讥讽张伯伦一伙，他对担任外长的女婿齐亚诺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长和其他伟大的冒险家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富贵世家的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而张伯伦却信心满满地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向英国民众挥动着他从慕尼黑拿回的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不到一年，枪炮声就惊醒了沉睡的梦，张伯伦的和平梦想成了历史笑柄—虽然张伯伦生前已十分懊悔，并在战时内阁的岗位上鞠躬尽瘁。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一九四○年五月德国进攻法国和荷兰、比利时，战火从东欧燃到西欧，全面战争开始，重任落在丘吉尔肩上—战时内阁首相。“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从这一时刻起，丘吉尔领导英国直到战胜法西斯德国。
第二卷时间段是法国沦陷到一九四○年底，仅仅有七个月，第三卷是写一九四一年，两卷所记录的时间虽短，却是英国和丘吉尔最艰难的时期。从英国单独坚守、历尽艰辛，直到苏联和美国参加这场大战。
“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刚担任首相的丘吉尔对下院说的话，鼓舞着英国人民并成为一个时代的名言。《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评价丘吉尔在“二战”中对英国的作用时说：“他滔滔不绝的辩才，旺盛的精力、不屈的坚毅性格，鼓舞了英国人的人心。”其实丘吉尔也不是时时坚定而有雄心。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坦陈，在法国军队土崩瓦解、德国轰炸伦敦并准备入侵英伦三岛，而美国又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为是否通过租借法案纠缠时，他和英国真有些扛不住了，准备在本土战败退到海外殖民地。是希特勒利令智昏转向东线进攻苏联，是日本丧心病狂轰炸珍珠港，才让大英帝国缓过一口气来，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自认为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丘吉尔也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一九四一年夏天，他担心在严寒的冬季到来之前苏联会被德军攻陷，他也承认，他曾经毫不迟疑地相信日本不会进攻美国。
第四卷和第五卷记述“珍珠港事件”后到诺曼底登陆前，是盟军从转折走向胜利的历程。走向胜利也远非一帆风顺，用丘吉尔的话说，经常是生死攸关、危机四伏，还有极端难熬的等待，中途岛、阿拉曼、西西里都是苦战，考验着智慧、力量和坚韧。
丘吉尔对盟国官兵多加赞扬，从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韦维尔、蒙哥马利等将军到普通士兵，对于敌方也有恰当的肯定。他对隆美尔的军事天才，对进攻克里特岛的德军伞兵的战术素养评价甚高;他说进攻马来半岛的日本人“有勇敢而熟练的战术和制空权”，“日本海军航空战术的成功与力量是可怕的”，并认为德意空军没有这样高的水平。
对于一些具体的战例，丘吉尔也有自己的见解，仅举敦刻尔克撤退一例。一般史料多认为是希特勒出于政治动机，留下与英国单独媾和的机会，暂停了在海岸对敌军的最后一击。丘吉尔则依据缴获的德军文件认为，是前线司令官龙德施泰特对来到前线的希特勒说，他的装甲部队已前进了那么远，力量已大大减弱，需要停下来整顿、重新部署，以便对敌人进行最后的打击。希特勒“完全同意”。德军停止了进攻。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曾命令装甲部队继续前进，“龙德施泰特仗着有希特勒的口头答应，竟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以致本以为只能救出四万多人的盟军有三十三万八千多人登上英国海岸，这些官兵后来成为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主力。
外交博弈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内容，在美国参战前，丘吉尔以大量信件向罗斯福陈述英国失败对美国的不利，力促美国增加援助并尽快通过租借法案;“珍珠港事件”后，丘吉尔又敦促美国加快出兵的速度和规模。在法国陷落后，丘吉尔奉劝日本不要在亚洲打击英国，并在信中告诉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德国不会给日本任何好处，离间德日。而滑头的日本人总是模棱两可，在欧洲列强的纷争中钻空子。丘吉尔还重点描述了尔虞我诈的苏德关系，一九四○年十一月，希特勒对来访的莫洛托夫说，英国完蛋了，苏联应参与德国划分新的势力范围的安排，“一切对这份破产者的财产感兴趣的国家，彼此都应当尽弃前嫌，专心考虑瓜分英帝国的问题”。刚说过这话一个月，希特勒便亲笔签署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作战计划，背信弃义、寡廉鲜耻。斯大林对希特勒一直将信将疑，若即若离。丘吉尔详述了英美和苏联在战时物资分配、第二战场开辟、战后国界划分的争议。书中评述的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可以说是罪恶的同谋者既勾结又争夺的范本。还有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对德意口是心非，他的恶劣品质反而有利于盟国。
“二战”军事斗争、实力比拼、外交博弈的结果是丘吉尔将战前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拱手送给了美国，这样的结果大概非丘吉尔所愿，但也无可奈何。早在战争初期丘吉尔就意识到美国崛起的必然，到一九四二年秋天英美制订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时，他向罗斯福明确表示：“我认为，我在整个‘火炬’计划中，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是你的副手。”从此，丘吉尔一直注意保持这个“副手”的身份。英美早先曾商定，“霸王”作战计划的司令官应该是英国人，到魁北克会议时，丘吉尔感到，即使英美两国以相等兵力在法国登陆，但之后美军将在战斗中占巨大优势。“战略处的指挥权，通常主要操在兵力比较雄厚的一方手中。”“我自己主动地向总统提议，应当任命一个美国司令官来指挥对法国的进攻。”随后，这一光荣的使命落到了艾森豪威尔肩上。在英美意见不同的事情上，丘吉尔大多是说服美国人，但罗斯福坚持不让步的，他都依了美国人。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强调，说他要放弃“霸王”计划，想用英美主要力量在巴尔干半岛发动战役是“无稽之谈”。战后许多史家说美国人想更快战胜德国，坚持从法国登陆;而丘吉尔更深谋远虑地想到战后的势力范围，主张从南欧向北进攻，以便西方比苏联控制更多的欧洲。丘吉尔说他要求在东南欧用兵，是为了战略上配合诺曼底登陆，更好地使用英美在地中海地区的兵力。
第六卷的记录时间是从一九四四年六月至大战结束，丘吉尔更多写到英美之间、英美和苏联之间的战略分歧及对战后的影响。关于对德的最后战略，美国人更想德国尽快崩溃，丘吉尔则更多考虑战后欧洲的格局，想让美英军队尽量向东深入德国。虽然英美和苏联有许多争议，但在战时还是保持着盟国的合作和友谊，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三巨头都相当坦诚，既讨论战争方针，也议论战后如何维持和平。谈到德黑兰会议时，丘吉尔说：“我们三人的会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仅对于我们当代的人民，而且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否生活在和平世界里，都是关系重大的。”“这次会议大约代表全人类中十二亿到十四亿的人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达成正确的结论。”
关于战后的世界，丘吉尔在盟军已占上风的一九四三年就同罗斯福探讨建立联合国式的国际组织，自视甚高的丘吉尔也不敢妄测未来，只是希望英美“同俄国和睦相处，并保持一种友好的均势。再往后的事情，我就不能用凡胎肉眼去预见了”。在丘吉尔笔下，斯大林、罗斯福和杜鲁门都非常生动有趣，虽性格各异，但都具有大国领袖的魅力，也都有高超的智慧和决断的魄力。
一九七四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读物”的名义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中文版，每卷分为四册，六卷共二十四册。记得九十年代初，朋友告诉我商务印书馆读者服务部正在处理书，约我一同去淘书，这套回忆录十元一捆。当时我一个月挣五十六元，那天是骑自行车去的，只买了一捆;朋友比我有钱，而且骑的是三轮车，一口气买了三捆，说是留着送人。我后来算了算，全套书原定价二十四元六角，我们买的是四折，真是物超所值，而这套书的价值远不是金钱能够计算的。
这套书在中国出版时，还是“文革”后期，出版者自然要写一个出于政治考虑的“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说明”基本客观，介绍了丘吉尔担任过的职务、全书概况，只是在简短的评介中说：“他吹嘘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不少地方为他本人歌功颂德;并以不少篇幅吹捧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贡献。”今天读来，应当说丘吉尔的记录真实准确，作为英国首相，他说欧洲北非战场和英国作用的内容自然多于说亚洲太平洋战场，无可厚非，也为后人研究英国战时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对其自己所做的贡献只是比较有分寸地肯定，并无过多的自吹自擂。
战前和战后的内容在全书占的比重不大，但对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关心国际政治的人却很有教益，如何认清国际形势？如何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战略？政治家的远见和短视对国家的益损如此分明，丘吉尔和张伯伦是正反两方面很好的例子。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形势。“在亿万人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并取得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这是丘吉尔对战争结果悲观的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二十四册），温斯顿·丘吉尔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四年版）
作者：袁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