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基地”绑架的那五年
这是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夜晚，月明天清，寒冷逼人。斯蒂芬·麦高恩躺在地上，凝视着天上的星星，他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到了下巴，在天空中辨认着小时候在南非上学时老师教的星座。
“一生中要能在这里度个假得多好啊，”他想，“如果我不是‘基地’组织的人质就更好了。”
2017年是斯蒂芬在“基地”组织做人质的第五个年头了，在此之前他曾经在伦敦的一所银行就职。所有人质里，他是唯一一个大冬天还想在帐子外睡的。因为除了能在空旷开阔的地方睡觉外，他的生活按部就班，处处受限。
每天太阳还没升起，斯蒂芬就要早起祷告。同他一起跪在沙地上做祷告的还有一名叫乔丹的人质，旁边站着绑架他们的宗教极端分子。
斯蒂芬回忆道：“我们只能在一个体育场那么大的地方自由活动，如果走得太远，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绑匪友好的脸就会瞬间变得非常严肃。”
一到晚上放松的时候，斯蒂芬会努力和身边绑架他的人搞好关系。
“有些时候我也会想有点自己的空间。特别是当他们聚在一起，拿死亡和砍头开玩笑的时候，我已经受够了。”
晚上祷告完他就上床睡觉了。
“我一上床就会想起家人，想着他们是不是还在等着我回去，想着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一段冒险的旅程
五年前，斯蒂芬和他的太太凯瑟琳还住在英国伦敦的帕特尼镇，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他们两人十分珍惜在伦敦的时光。
斯蒂芬说：“我们有一大群朋友，周末我们会去乡村，骑车穿越南部丘陵，半路再去个酒吧。”
但是這对夫妻在2011年决定搬回南非，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家乡。
在凯瑟琳想着回到南非时，但斯蒂芬却更想骑着摩托车穿越欧洲和非洲，将这作为他“最后一段冒险的旅程”。
2011年10月，斯蒂芬离开英国，开始了梦想旅程。在这期间，他途经法国，西班牙，到达直布罗陀，又穿过摩洛哥。之后他一路南下到了毛利塔尼亚，然后于当年11月9号向东出发前往马里。
大多数时间，他都和来自荷兰的摩托车手福克搭伴。有时候斯蒂芬想看看沿路的鸟群，他们就会短暂分开一段时间。
在马里首都巴马科拿到签证后，这对骑手本来打算继续向南前往布基纳法索，但在最后一刻他们改变了主意，和一群游客一起前往廷巴克图。
11月25号早，游客们在廷巴克图附近散步。等天亮了，他们开心地在市场转了转，然后在回旅馆前吃了顿午餐。
当一群男人冲进院子里的时候，斯蒂芬正在院子里放松。
“一个男人挥舞着手枪，另一个拿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站在门口。当时我以为他们是警察。”
斯蒂芬困惑不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听到同行者斯扎的妻子蒂莉向所有人大喊：蹲到桌子底下。之后他被拖上了车，被迫躺在一张网下面。
深入荒野
车子行驶在崎岖的沙路上。
“我们的车子和一些人碰了个面，然后向北开了差不多15个小时。”斯蒂芬回忆道。
长途跋涉之后，斯蒂芬、斯扎（斯扎的妻子因藏在一辆货车上而躲过了绑架者的搜捕）和约翰在马里北部撒哈拉沙漠中某地被放了下来。到那时，他们才得知自己是被“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绑架了。
这个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从众多宗教极端组织中成长起来的，其后一直在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抗，并一直绑架非洲北部的西方公民，用以交换囚犯和资金。
共有17名极端分子看守着斯蒂芬等三名人质，他们都携带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
夜晚，他们要求人质上厕所，然后再将他们拷上链锁。每隔两周他们就会更换新的据点，这时人质的眼睛就会被蒙上。
斯蒂芬说：“有时我们其中一个人会萌生逃走的念头，这时剩下的两个人就会跟他解释，逃走不仅会置同伴于死地，而且也不太可能成功——毕竟我们在这里语言不通，而且也不知道去哪儿找水源。”
监禁的日子
2012年3月，马里发生政变，同时，马里北部的图阿格雷人武装与“基地”组织控制了马里大片地区。人质的家人和绑架者失去了联系。
于是“基地”组织要求人质至少要录15个视频，其中只有几个能传到他们家人手中。
“今天我收到了来自祖国的信。我在这里非常健康，他们对我也很好，”斯蒂芬在录像里说。这封信是斯蒂芬家人写给他的，但是录像一结束信就被抽走了，他连一眼都没看到。
在被监禁6个月后，斯蒂芬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和绑架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不想自己在进入撒哈拉的时候还是个正常人，出去后就变成一个充满愤怒和仇恨的人。”
这是他决定转变信仰的一个原因。
斯扎和约翰也转变了信仰，然后，他们立马发现所受待遇有所提高。
比如，斯蒂芬可以读到家人寄来的下一封信了。
“能看到信真好，我妈说有人来家里修好了我的自行车，每个人都给他们爱和善意，”斯蒂芬说道，“我的妻子告诉我她去了我们朋友的婚礼，加入了一个跑步俱乐部。她说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我早日释放。”
这同时也是斯蒂芬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他觉得自己永远都出不去了。
谈判斡旋
斯蒂芬的父亲麦考恩仍试图与“基地”组织继续谈判。
在这期间，他偶然得知一个名叫“施与者礼物”的慈善组织，这个组织曾经成功和“基地”组织谈判，让一名叫约兰达·柯其的南非人获释。
于是他代表斯蒂芬联系上了该慈善组织的创始人伊柴斯·苏利曼博士。
苏利曼博士答应帮忙。第一次尝试谈判是在该组织位于毛利塔尼亚的办公室进行的，但以失败告终，不过“基地”组织在2015年6月又放出了视频证明斯蒂芬还活着，这使得他信心大振。
“这段视频告诉我绑架者想要谈判。”苏利曼博士说道。
他在南非当地拍了一个视频，吸引当地可以充当谈判者的马里人。一个叫穆罕默德·艾依·迪科的人作了回应，一个月后他来到了马里。
“我告诉他，要让整个马里都知道他的出现和谈判目的。”苏利曼博士说道。
果不其然，迪科在一周内就联系上了“基地”组织的接头人。
“这个过程很漫长，需要很久。信息通过个人而不是电话或者邮箱来传递。”苏利曼博士说道。
2015年11月，“基地”组织发布了一个新视频，视频里斯蒂芬感谢“施与者礼物”慈善组织为他的获释所作的努力。
苏利曼博士看到视频后，开始向住在马里北部——即“基地”组织营地附近的人发起感情攻势。
他们向“基地”组织营地附近的村民购买骆驼，给他们食物，为他们挖井。最后村领导同意和“基地”组织商談释放人质的事情。但谈判又一次停滞了。
“‘基地’组织的老一代被说服了，但年轻一辈不同意，说这个先例一开就没有头了。”苏利曼博士解释道。
麦考恩继续为儿子的释放不懈努力着，同时还要竭尽全力照顾病重的妻子。
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信中说了自己的情况和妻子的病情，恳求他的帮助。
“我认为他看了信后会意识到他们需要为解救斯蒂芬做些什么。”麦考恩说道。
2016年12月，斯蒂芬收到了来自遥远的南非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母亲生病了，南非政府希望“基地”组织站在同情的立场上释放斯蒂芬。
2017年6月，斯蒂芬被告知自己将被释放，重获自由了。
“在5年半里经历了那么多起起落落后，那个时刻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斯蒂芬激动地说道。
自由的来临
2017年7月29号，斯蒂芬回到了约翰内斯堡，接受了身体检查，并向有关方面报告了情况。在此期间他一直不被允许与家人联系，于是他开始担心自己到家后会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化。
离家还有10分钟时，他才得知母亲2个月前就去世了，他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
“这太不真实了。我记得我当时想的是，‘我应该有什么感觉？’流泪吗？’”
“当我看到父亲从车里出来时，我开始鼻头泛酸，马上哭了出来。这太不可思议了。”斯蒂芬描述着与父亲见面时的情景。
斯蒂芬回到家时，凯瑟琳正在打包一袋衣服，她本来是想去接机的。
“看到我后她用手挡住了脸，蜷缩着哭了起来。她看上去还是那么漂亮，这让我很惊讶。看到她真的太好了。”见到日思夜想的凯瑟琳，斯蒂芬激动地说道。斯蒂芬对自己为何释放一无所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南非政府交了420万美元的赎金。但南非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不管怎样，斯蒂芬说，他对每一个为他的自由而做出努力的人都心怀感激。
重获自由后的生活
由于在沙漠里待了六年，斯蒂芬面对许多新资讯，时常觉得难以应对。同时和人交往也让他感到很困难。
但斯蒂芬说他比以前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比如雷雨天会进屋避雷，酷热时会找乘凉的大树。
他非常热切地想要弥补过去流失的时间。他已经去看望了他被困马里时出生的侄子和侄女。他还打算和父亲骑车旅行。
“我想让父亲动起来，骑骑车，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斯蒂芬说道。
还在沙漠时，他就下决心绝对不要成为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带着这个目标回到了南非。
“我不想要变得冷漠无情。”他说。
“如果别人有了问题，我会很理解，很同情他。”
“我希望我不会一直只走自己的路而不关心身边的人。”
作者：桃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