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粮仓：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
渭河及其支流用滔滔大浪，把秦岭山地和黄土高原的沃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关中地区，年复一年，渭河三角洲、泾河三角洲、浐灞三角洲连成一片，一块新生的平原——关中平原，就此诞生了。时光如梭，一年一枯荣的黍和粟在此无言生长，多个帝国凭借平原的丰富资源而崛起，它们用古老的传奇向人们证明：一个古老国度的农业文明的源头，就在这渭河的两岸……
渭河催生了关中平原，也催生了华夏民族的农业文明。由于渭河支流浐河和灞河开拓了关中大地上第一片适宜人类安身、生产、生活的沃土，关中平原的第一代居民——半坡人就此登上历史舞台。我们不知道这些最早在浐灞三角洲安家的半坡村人来自何方，只知道他们的相貌、智力水平、生产水平、生活方式，已经与曾生活在灞河上游公王岭的蓝田人，以及渭河流域的其他远古人类有了天壤之别。
半坡人已经有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了对生活和未来更多的憧憬和创造能力——这不仅是半坡人的开始，也是整个渭河平原人类史的开始。有了温暖的家园、肥沃的土地，半坡人将同渭河一起，创造出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新生活。
半坡人从秦岭山林走到渭河平原的时候，已经获得了人类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的种子——粟，以及一些蔬菜种子。这些可以给他们更多营养、易于通过耕种获取的食物，让他们的生存更为轻松。
随后，他们在渭河边上发现了另一种叫“黍”的植物——它的根须就扎在较为干旱的黄土中，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它的耐旱性让它可以在渭河流域任何一处山坡上安身生长，并年复一年地和同样耐旱的野草混杂在一起，自由自在地开花、结果。
黍和粟对生存环境的包容性，让它们成为了未来渭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那时候的半坡人已经拥有了石磨，他们将收获的黍或粟用石磨碾轧脱粒，然后制成熟食，可以想象，饭点时候的半坡村一定是香气四溢。考古人员甚至还从半坡村出土的狗和猪的骨骼化石中，发现了半坡人也以黍和粟为饲料来饲养家畜的证据，这说明当时人们种植的黍和粟作物，不仅可以满足人的食用，还有了余粮来饲养牲畜。
半坡人之后，出现在关中平原北部边沿的后稷后代周人，也独具慧眼地选择了在关中平原北部安身立命，开始了开拓中国最早的农业文明的事业。对辽阔的渭河平原充满向往和好奇的周人，虽然从开始到最后始终盘桓在渭河北岸的台地上，但他们借助紧邻渭河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所创造的农业文明，为后来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渭北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是威胁周人生存与发展的劲敌。西周末年，周人在来自西北的游牧部族胁迫下放弃故土，沿着渭河向东进入洛阳——不过，渭河农业从未停止发展，紧随其后到达的秦人，真正成为了这个平原的主人。遍野沃土，辽阔富饶的八百里秦川，从此开创了五谷丰登、富甲天下的未来。
当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夸赞秦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时，秦人已经利用关中的千里沃野创造了万顷良田，为诛灭六国做好了后勤保障准备。当“汉初三杰之首”张良说出“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的时候，渭河流域已然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后来的司马迁也用数据告诉我们：西汉时的关中面积仅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人口有全国的十分之三，却拥有中国十分之六的财富。
地理学家更是推论，在古代，从西府（今宝鸡）到东府（今渭南）的渭河两岸，应该到处都是粮仓。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中平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500年后，位于秦岭以南的成都平原，才姗姗来迟地登上“天府之国”荣誉榜。
这种推论是有依据的。有史料记载，公元前647年，秦国是一个丰收年景，而秦国东面的晋国，却在这一年遭遇饥荒，国内粮仓十有九空。晋惠公只能向已经结为秦晋之好的秦国买粮食。为了维护两国关系，秦穆公决定向晋国输出万斛粮食——斛是古时候的容积单位，一斛为十斗，一万斛粮食也就是十万斗，即150万斤粮。随后，数百只大船首尾相接，浩浩荡荡沿渭水东进，到达黄河之滨时，船运的粮食又被车载马拉，运送到汾河漕运，装船北上直抵晋国都城绛城。
秦国一次向晋国出售如此多的粮食，肯定是在留足了国内所需口粮后才出口的。贮藏如此多粮食的粮仓，自然应该遍布秦国各地，且数量极众。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后，《商君书》里曾对秦国粮仓有所记录：“粟如丘山”、“万石一积”的粮草仓库随处可见，咸阳城的粮仓甚至“十万石一积”，连最初秦孝公因农业生产条件限制而放弃的故都栎阳，也建有“二万石一积”的大粮仓。
堆积如山的粮食养育了大秦帝国，也养育了后来的帝国掘墓人——西汉帝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最初不打算定都关中，最后在深谋远虑的娄敬和张良劝说下，才将国都移至长安。张良分析定都关中的优势时，特别强调了渭河平原的农业优势与战略优势：关中既有沃野千里，又有渭河及黄河运输便利，天下财货和贡品供给京师，十分方便。如果诸侯有变，既可沿渭河顺流而下征伐，又可保证军粮供给。
匈奴，曾让西汉最初几代皇帝受尽屈辱，最终汉武大帝按剑而起——大军出征前，他的爷爷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已经为他积攒了大量粮食和钱财，渭河岸边为贮存官粮所建的太仓、细柳仓、嘉仓等仓廪随处可见。见证者司马迁如此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有了这么多粮食和金钱，汉武帝才有了底气和资本，让他能够连续17年向匈奴用兵，最终将匈奴人赶到漠北。
汉代之后的乱世三国，渭河的粮仓沃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蜀、魏两国曾以秦岭渭河为界展开持续争夺战，在渭河上游以天水为中心的陇右地区对垒。为了保障军队供给，魏将邓艾与蜀将姜维身披乌衣，手执耒耜，带领将士开荒屯田，“积谷强兵”。而到了唐代，大唐帝国在河西道和陇右道的屯田数量也颇为巨大，全国三分之二的屯田都集中在这里，粮食在田中蓬勃生长，从渭河源头开始，河两岸平坦的河川与向阳的坡地上，皆是大片大片的农田……
当渭河流域成为天下粮仓时，这些能维持人类生存的食物，不仅改变了一个个帝国的命运，甚至连河流及支流的流向也都随之而变。
渭河河道第一次因为粮食而改变，是在秦嬴政即位之后——诛灭六国最少需要10年时间、百万大军。大军征战10年该需要多少粮食？渭河北岸广袤的台塬北高南低，虽然土质肥沃，土地辽阔，却远离渭河水源，十年九旱。如果能建起像都江堰一样的堤坝，将渭河最大支流泾河的水引向东部，与百里之外的北洛河沟通，浇灌渭北广袤土地，秦国是否就又多了一个巨大粮仓？
水利专家郑国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主持下，一条绵延150多公里的水利工程竣工，泾河水从泾阳县西北瓠口转身东流，途经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将渭河北岸近4万公顷干旱少雨的旱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这个水利工程，就是著名的郑国渠。
郑国渠修通前，渭北许多地区由于干旱少雨，土地贫瘠。郑国渠竣工后，泾河携带的大量泥沙不仅增加了土地肥力，还将大量盐碱地改造成了稳产丰产的良田。有资料显示，郑国渠灌溉区域内的粮食亩产量，是当时黄河中游地区平均亩产量的6倍多——郑国渠为秦国消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在它建成6年后，秦国首先灭掉了韩国;15年后，秦王吞并6国，得以登上皇帝宝座。
郑国渠历经风雨，历朝历代又先后在郑国渠原址上兴建过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和现在的泾惠渠——也就是说，即使过了千年，郑国当年修渠的方向思路都没有变，泾河水沿着郑国渠的指向而浇灌关中北部万亩良田的功能，也从来没有改变。
是的，河流改变的不仅仅是方向，还可以改变中国大地的政治格局。郑国渠之后，改变渭河的水运航道和水运方式，仍一直是众多帝王费尽心思的问题。楚汉战争期间，正是有了萧何开拓的渭河至黄河的水运生命线，才让刘邦有了与楚军长期对峙的资本。汉武帝征讨匈奴期间，曾重建秦代已经开通的渭河漕渠，作为渭河航运的辅助——保障京师粮食和物资供应仅仅是汉武帝的目的之一，他还有一个更具雄心的目标：打造强大水师，击败东瓯、南越、统一尚处于割据状态的江南地区。公元前120年，汉军水师兵出长安，在唯一水路通道渭河上霸气亮相，《史记·平淮书》记载，这支水师拥有“两千余艘战舰，包括楼船、戈船等可用于近海作战的大型战舰，以及还比罗马帝国的海军战舰高将近一倍的巨型楼船……”
盛唐时期，被渭河及其众多支流环绕的长安城，已是拥有百万之众的国际化大都市。渭河水运，不仅将物资、粮食等生活资料从东方和东南沿海运送到关中，日本、朝鲜等地的众多使臣、学者、僧侣、商人，也都从这条河上而来。当时的长安城内外河道纵横，渠道相连，在隋代开通的渭河漕运基础上，又开通了浐河西岸长乐坡广运潭漕渡大码头，可供停泊商船和运输船。人们出行或者在城内游览，乘船如现在城市坐出租车或公交车一样方便，船是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盛唐时期“八水绕长安”的胜景，也确实并非文人空谈，那时候渭河支流洛河、泾河、灞河、浐河、沣河、涝河、黑河都可通航水运。虽然一些渭河支流由于水量制约，大船行驶多有不便，但一般游船和载人、运送适量货物的小船，还是可以随意航行的。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5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