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的微信朋友圈几乎被“医生高铁救人，却被索要医师证”一事刷屏了。舆论尤其是医务人员几乎一边倒，纷纷指责高铁人员竟对热心救人的医生有所怀疑，甚至“转嫁风险”，令人心寒。
一天后，南宁客运段公开道歉，称要求出示医师证、拍摄等行为并非规定程序，只是为了留存资料，便于后续医院更好的救治；但在处置过程中，工作人员未作好沟通工作，造成误解。
虽然广西卫健委已经发声，但是至今国家卫健委没有表态。该事件通过自媒体已经在医务人员中得到广泛传播，如果国家卫健委最终不作为，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这则突发事件让我感触良多，一是令我想起了11年前，我参与并主导、惊心动魄的院外非执业地点和非执业范围的一次抢救经历；二是引发了我对医生无偿实施院前急救相关问题的更深入思考。
01
2008年，我在武警广东总队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一天深夜12点多，我休息在家，正睡得深沉，突然手机铃声大作。
临床医生的手机从不关机，半夜被一通紧急电话拽回医院是常事，我当时第一时间想到可能是科室病房里的病人有突发情况。
不料，是我在同济医科大学攻读本科时的同班同学来电。她语调非常急促地告诉我，另一名同班同学阿玲因罹患重度抑郁症，一心求死，偷偷服用了超大剂量的抗抑郁药、心境稳定剂，现在在家不省人事。她的丈夫马上给她打了电话，她想起我也住在附近，便马上通知我，也通知了几个在广州的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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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激灵从床上跳起来，跟爱人Lucy简单交代了几句，抓起衣服穿上鞋子就往外狂奔。
精神科和麻醉科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大剂量服用抗抑郁药和心境稳定剂后的抢救难度极大，比大剂量服用镇静安眠药危险得多，此时分秒必争，更何况那是我的同窗！我脑子里几乎什么都来不及细想，打车拼命督促的士司机以最快速度赶到同学家。
一进家门，我看到同学阿玲平躺在床上，两位同学在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10多米外，阿玲的丈夫已经懵了，整个人瘫软在地。
我冲到床前，一看阿玲的面色已经完全青紫甚至有点儿发黑，再一检查瞳孔，已经散大，没有对光反射。我的头嗡了一声，心里咯噔一下，几乎绝望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最大努力拼命抢救！”
我马上加入抢救，我们不停地轮流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换下来稍作休息的同学告知我，她们第一时间赶到的时候，阿玲的呼吸非常微弱，很快自主呼吸和心跳就没有了，我到达的时候，阿玲的心跳呼吸已经骤停近半小时，他们一直在抢救，救护车马上就到。
印象中，我到了大约有10分钟后，区一级医院的救护车终于来了，救护人员带来了氧气袋、气管导管包等整套急救装备，但是他们一看到这个场面，也有点发懵。
我10多年的临床经验让我有直觉：他们气管插管等抢救操作并不熟练。我马上大喊一声，“我们都是学医的，这是我们同学，我是麻醉医生，我来气管插管！你们立刻开放静脉通道”，救护人员立刻把抢救包打开，把喉镜和气管导管递给我。
我当时虽然执业范围已经改为精神科医生，但有长达至少8年的麻醉临床经验，所以，我非常熟练地给阿玲气管插管，捏球囊，给氧，整个过程如本能般地操作。现在想起来，我真的非常感恩自己接受过的麻醉医生训练，在急救这位同学时得以充分发挥。
能够持续通畅给氧了，急救工作相对轻松了一些，胸外心脏按压继续进行，阿玲的脸色尤其是嘴唇开始慢慢有了一丝血色，“有希望了”，我心里想。救护人员已经将静脉通道建立好，我立刻指挥他们开始静脉注射肾上腺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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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毫克，没有丝毫反应；再用4毫克，还是没有反应；再加8毫克，依旧没有反应；最后一次性给予16毫克，救护人员有些吃惊，人有些犹豫，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放命一搏！我们来承担责任！”
最后的剂量进入阿玲的血管里，自主心跳呼吸还是没有回来，时间非常紧迫，我们马上决定紧急转到最近的三甲医院急诊科进行抢救。
我们大家把阿玲转移到担架上，一边胸外按压，一边持续给氧，护着阿玲最快速度转移到救护车上，紧急赶往最近的三甲医院。
在救护车上，我紧急给这家三甲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任打了电话，请求他们能够赶到急诊科紧急会诊，我们别的同学也联系到了这家医院急诊科主任，当我们赶到医院，通过绿色通道，紧急进入急诊科的ICU，给阿玲上了呼吸机，在专家会诊下，开始系统地抢救。很快，阿玲的自主心跳和呼吸就回来了。
阿玲的抢救持续了2周左右，间断性透析，期间她出现严重的低蛋白血症，但该医院缺乏白蛋白，我又紧急联系我们武警医院医务部主任，紧急调药。在后续抢救的过程中，广州的同学们全部出动，尽最大力量参与。
终于，经过多方的努力，尤其是三甲医院的专业付出，阿玲最终完全恢复了，大脑没有任何损伤，我和当时的同学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记得医院参与抢救的大夫告诉我们，他们非常担心因为大脑缺氧而导致功能受损，比如失忆或者智力下降，甚至是植物人状态。
最后的结果，让他们也很欣慰，这可能很大程度得益于我们同学一开始的院外抢救非常给力，不断地保持供氧，确保大脑供氧充足。
后来，顾忌到阿玲的感受，她的老公、还有我们几位同学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现在，阿玲早就从抑郁症中彻底走了出来，事业很出色，还评上了高级职称，在体制内做得不错。什么道谢、感激其实都不重要，阿玲恢复健康，家庭幸福，工作有成就感，我们同学一场，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02
这次院外非执业地点非执业范围的急救经历令我终身难忘。回头想，哪怕当时躺在地上的不是我的同学，不是我的病人，而只是一名陌生人，只要在现场，我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奋尽全力地抢救。
当时，因为我曾经的麻醉医生临床经验，由我主导着那场院前急救，我的脑子从没有想过，如果同学救不回来，或者出现其它并发症或后遗症，她的家人会不会反过来埋怨我们；120的急救人员会不会把责任推卸给我们，甚至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
我感觉到，我们所有参与抢救的同学不但没有闲暇去想“该不该”，情况也不容我们有丝毫犹豫。在生命面前，在与死神搏斗之时，其它所有的一切都要暂且让步。这是一名合格的医生的本能，是对职业操守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坚守！
可是，近几年频频爆出医务人员热心提供突发急救，却因抢救失败、或个别操作引起质疑，反而被患者或家属指责“超范围执业”、“抢救不当应该承担责任”，甚至提起诉讼。
河南护士东京救人却被质疑，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医生在实施突发急救时，可能就不再那么坚定与积极了。
医生在社会突发环境中救人，不是在执业，只是利用相关医疗知识去提供帮助，不应受到所谓的“超范围执业”的指责。
我参与抢救我的同学时，当时身份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其它几名同学则是儿科医生，我们都不是急诊科医生；但我凭借长期的临床麻醉经验，还有同学们扎实的医疗知识和临床经验，一起成功实施了至关重要的院前抢救。
所谓的医疗事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指由医生故意、责任心不强等主观因素导致的人身损害。
既然有抢救，就会有风险和失败的可能。在户外、火车或飞机等医疗条件差的地方本就受到限制，就算义务提供抢救的医生确实没有作出最正确的判断，没有实施最完美的抢救操作，也不应担责，应当得到尊重和理解。
有资深律师表示，交通工具利用广播寻找医务人员实施救援的前提就是免责，“否则没有几个人敢挺身而出伸出援手”。
2017年，《民法总则》修订也新增了“紧急救助免责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抢救失败，或者导致了其它严重的后果，站在患者和家属的角度上，他们有低落和怨气，这是人之常情。在临床工作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大部分医务人员都予以忍耐和理解。
最令人遗憾的，其实是随之带来的社会风气变迁。有一次我和友人坐飞机出行，乘务人员广播称有一名乘客突发眩晕，寻求医生帮助。
我起身想过去，却遭到友人极力劝阻，“万一没处理好，他讹上你了怎么办？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我还是坚持去看了那位乘客，经过询问病史和简单地体检，初步判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做了简单处理后，症状很快就缓解了。
我明白友人的顾虑，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此戒备，经过那么多“碰瓷”的、善意被恶意歪曲的新闻事件后，群众“学聪明”了，遇到需救助者时，可能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针对这种情况，尤其是发生多起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近期聊城假药门事件就让广大医务人员特别寒心。
在医患关系不佳的现在，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认为相关部门尤其是国家卫健委必须要站出来，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发声，为我们医务工作者能够心无旁骛地贡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创造条件！而不能眼看着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而不作为，因为这样继续下去，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
我甚至认为，针对院外非执业地点甚至非执业范围的医疗抢救工作，国家卫健委、交通运输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应该联合进行司法解释：
对于事后因抢救结果不理想，无辜纠缠责骂参与抢救医务人员的患者和家属，应该通过立法给予严惩！并且完善规范公共交通、公共场所中的急救处理流程，并广而告之。
比如，从法律保障的角度，工作人员通过广播请求支援，医务人员赶到后，应先出示相关证件（执业证一般不随身携带，可出示身份证等）。
如果患者的家属在场，或患者本人有能力的话，也应该签署相关免责抢救承诺书；来不及签署的，可以利用录音、录像手段进行证据留存，然后马上进行抢救工作。
只有有章可循，有法律的保障和维护，困难和危急突然降临时，热心人士、尤其是广大医务人员才能更及时、更无后顾之忧地伸出援手！更多地大众才会受益！社会，才能真正地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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