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上车应该坐哪里
对很多开车坐车的中国人来说，“乘车时该坐哪里”，正从一个有关安全和礼仪的疑问变成一道难题。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乘车位次规则，至今存在着巨大争议。传统上，公务和商务接待时，大致“以右后座为尊”，且后座也被认为是更安全的座位，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国乘客，尤其是领导们，对副驾驶座的热爱。
车上到底哪个位置最重要？人们又为什么这么坐？
在现代汽车文化的发源地欧美，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争议。
与热爱副驾驶座的中国乘客相反，在国际通行的乘车礼仪规则中，最重要的座位普遍被规定为后排右座。在外交场合下，将来访的外国首脑安排在后排右座，成为各国外事部门都注意遵循的礼宾细节。当然在现代社会，左侧或右侧的差别并不特别要紧。为了方便上下车和保卫人身安全，各国首脑的专座通常设置为与该国车辆行驶方向同侧，并非严格遵照“以右为尊”。
不过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轿车上最重要的人物始终要安排在后排。这种习惯从汽车诞生之初，便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后排坐贵宾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若独自搭乘出租车时径自坐在后排，甚至可能会被司机视为“托大”“摆谱”，遭到绕路待遇。
西方乘车规则，为何会以后座，尤其是后排右座为首席？
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据一份在国内广泛流传的“美国交通管理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将轿车驾驶员座位的危险系数设定为100%作为参照对比标准，则副驾驶座危险系数高达101%，后排座位的危险系数则在70%乃至60%左右。不过，这一结论看似符合常识，却并未反映安全带等汽车安全设施对座位上乘客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对致死率高的前排座椅更为重视，汽车生产厂家不断提升前排座椅的安全性能，使得在使用车上全部安全设施的前提下，前排座椅乘客在事故中的死亡率，已经降低到接近乃至低于后排座椅乘客的水平。
华盛顿大学2006年针对汽车安全的一项专项研究显示，尽管在没有佩戴安全带、安装安全气囊等安全设施的前提下，后座事故死亡率要显着低于前座，但在加装安全气囊和佩戴安全带后，后座的非少儿乘客死亡率和前座相差无几，30岁以上乘客的死亡率还要略微高出。
另一项研究表明：无论前座还是后座，佩戴安全带的乘客，其死亡率都要大大低于没有佩戴安全带的乘客。也就是说，汽车座位安全与否，不是取决于座位的位置，而是取决于座位上的乘客是否使用了足够的安全设施，特别是戴上安全带。
因此，安全因素并非决定乘车规则的主要原因。它的源头还得从汽车出现前的马车时代说起。
在汽车诞生之前的十八到十九世纪，欧洲上流社会出行，普遍乘坐设置双排座位的敞篷四轮马车和厢式四轮马车。安排座次的需求，由此应运而生。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普遍沿道路左侧驾驶马车。当马车沿左侧行驶时，面向前方的后排右侧，视野最为开阔，同时远离了街边的泥泞。因而，后排右侧被视作最佳位置，其次则是后排左侧，最后才是与之相对的，面向后方的前排座位。
遵循这一排序，乘坐马车时的座次礼仪也随之形成：右后座优先提供给乘客中地位最高、年岁最长的人乘坐，其次则坐在左后座，地位更低的乘客乃至随从人员则坐在前排。
而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礼仪风尚特别强调：女士乘坐马车时，应当坐在最佳位置，也就是居于后排座位右侧。同时，为了方便穿着宽大裙装的女士登车，同乘男士也应给予必要的帮助，除非关系亲密，乘坐时也应坐在对面，以示尊重。
时至今日，论及乘坐马车时遵守座位礼仪的范例，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英国王室。在各类典礼中，英国王室都严格按照权位、宾客、女性、年长为尊的原则，安排马车座位的乘坐座次。
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于身兼国家元首、女性等多重身份，几乎一直固定坐在马车后排右座，以致于使人们产生“以右后座为尊的座次礼仪源自女王（国王）”的误解。进入汽车时代，人们乘坐马车时形成的惯例也为汽车所沿用，从而形成今天世界通行的以后排、尤其后排右座为尊的乘车礼仪。
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对车内座次的安排，并不墨守西方那一套。
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长专车，大多仿自美国早期豪华轿车款式，前后两排都安装贯通式沙发座椅。在通常情况下，首长固定占据整个后排座位，并无明显的左右之分，而前排则供司机和警卫员乘坐。如果需要其他陪同人员，则坐在前后排座椅之间的折叠椅上。
在接待来访贵宾时，与遵循国际通行礼仪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一样的是，中方习惯将来访的贵宾安排在后排左侧甚至中央位置，以示“虚左以待”或“众星拱月”的地主之谊。
不过，在中国最具特色的现象，则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乘车时，普遍喜欢坐在副驾驶座。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内轿车的长期稀缺。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严重缺乏用于公务的轿车。三十年里，供中央领导使用的红旗仅生产了1500多辆，供省部级以下领导使用的“上海”牌轿车也仅生产了不到8万辆，完全无法满足各级领导干部的公务需求。
由于轿车产量稀少，无车可用的中层、基层领导干部，只得乘坐原本为军队使用的北京212吉普。七十年代中后期，该车型被定为县团级干部配车，得到大量生产。作为一种军用越野车辆，吉普车在诞生之时，其副驾驶座就是留给军官进行野战指挥、发号施令的。因而，乘坐吉普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也形成了以副驾驶座为尊的观念。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务用车仍供不应求。除伏尔加、皇冠等少数几款进口车外，国内公务用车只有桑塔纳，标致，切诺基这几款国内最早生产的合资车型可供选择，远不能满足庞大的机关单位公车需求。
由于公车数量长期跟不上需要，机关干部们在公务出行时往往只能选择多人合乘。在这种情况下，轿车中不用与其他人分享座位，空间较大且视野良好的副驾驶座，自然是领导以及受官场风气影响的私营业主乘车时的首选。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政府通过大量采购，使奥迪系合资轿车成为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公务轿车的标准配置；与此同时，最早被称作“子弹头”的MPV商务车也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如今，外形低调、内部奢华的丰田考斯特中巴，已成为高级领导考察走访时的常见用车。
国内公务与商务用车数量、种类的大幅增加，使得国际通行的座次礼仪在中国得到普及。为各类公务商务用车安排座次的问题提供指导，也成为各种公务、商务礼仪工具书的必备章节。
不过，无论人们怎样为乘车座次费尽心思，归根到底，还是希望礼仪得体，宾主尽欢，使各方都能获得最佳的乘坐体验。
（赵晓丹荐自《华声》）
责编：天翼
作者：吕北客
来源：《今日文摘》2018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