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同侪压力”?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

眼前所能观察到的这些同侪压力,是一种现代人特有的“新型态共同性”所造成的压力。我们的社会在硬件方面(包括物质环境和法律制度)已经十分先进,但软件方面(精神和价值观)却似乎还停留在传统村落式的同质性关系上。

然而如今的社区也好,家庭也好,其型态皆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意味着支撑“软件”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过去传统村落式共同性的基础,是建立在“生命维持”的相互关系上。从前的庶民百姓由于生产力普遍不足,为了维持生计,大家必须互相扶持,而且必须拥有相同的生活模式(例如都是男耕女织)才行,这使得传统村落的同侪压力相当高;“树大招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之类的谚语恰恰反映出这一点。不过相对的,生活上的互助合作,也对当时的庶民生计提供了相当大的助益。

相较之下,现代社会的新共同性却是以“不安”的相互关系为基础。许多人在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资讯及千变万化的价值观时,往往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先看舆论方向再说,却导致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为了消除不安,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从善如流”的策略,但同时也酝酿出了新的同侪压力。

美国社会学家黎士曼在著作《寂寞的群众》中,探讨了相关问题。黎士曼先将人的“社会性格”区分为三类,并借此分析现代人的特征。

这三类分别为“传统引导型”、“内在引导型”及“他人引导型”。

近代之前,民众的社会性格是以“传统引导型”为主。这种类型不以自己的主观判断或良知做为行动准则,而是以“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当家的这么说”之类的外在权威或羞耻意识。刚迈入近代的这段时期,则出现了“内在引导型”这种社会性格。这种类型的人,心里仿佛拥有一座罗盘,能以此为基准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至于现代人的社会性格,黎士曼命名为“他人引导型”。顾名思义,“他人引导型”的行为基准,是以追求与他人一致为主。

黎士曼这三种社会性格分类中的“传统引导型”与“他人引导型”,就相当于我刚刚所提到的“传统村落式共同性”和“新共同性”。不同的社会性格,同侪压力也大异其趣。

如果我们以“同侪压力”与“新共同性”这两个关键词重新审视生活周遭的现象,或许就能有许多新发现。

当然,要是对别人说“我觉得这是‘同侪压力’,应该多给彼此一点空间”的话,我相信应该很难得到“有道理,那我们调整一下”之类的回答。但语言除了是与他人沟通的手段,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为自己内心的感受下一个清楚的定义。因此即便只是把模糊不清的心情转变为清楚的语言,也会对精神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解套的可能:从同质性转为共存性

除了不要再为自己是否和朋友“同步”而烦恼,也应该思考如何脱离这种同侪压力——甚至是霸凌与被霸凌的关系,就算只能拉开一点点距离也好。至于具体上该怎么做,则必须依不同的情况找寻适合的方法;但基本的观念,也就是“重新界定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

换句话说,就是从“同质性”转变为“共存性”(coexistence)。这也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尘世称为“人间”;至于“人间”,指的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人类原本就有一些共同的本质,若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将这些本质具体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就是过去的村落式共同体。在共同体内,各成员拥有紧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会要求大家“待在一起”、“一起做某事”。

像这种极度注重“大家都一样”的观念及想法,我称为“同质性心态”。共同性是人类的本质之一;特别注重其中的“同质性”,并在现实中将这种性质表现出来的情况,我用“同质共同性”来称呼它。这也就是我在第一章所提到、在传统村落社会里被视为理想状态的人际关系。

至于现代社会里,人类的共同性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不但在形式上变得极度抽象,同时也带有间接性、媒介性。

或许大家没有发现,但以“货币(金钱)”为媒介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货币的使用深入社会整体,并不代表彼此之间的共同性消失、每个人各自独立;而是以肉眼看不见的间接形式,并以全世界为范围(不像过去那样,只限一村一里),将这种共同性扩散出去。

所谓的“全球化”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将货币视为“共同性”这种抽象人类本质的具体化,而我也将这种概念称为“抽象共同性”。

例如我们身上穿的外套,可能是由住在中国某个不知道姓名的人所缝制的;我们所喝的咖啡,可能是地球另一端的巴西,由许多人合力种出的咖啡豆所冲泡的。

个人在经济上的自立,与以货币为媒介、仰赖全世界“他人”的种种作为来维持生计,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做为生活基础的人际关系,从肉眼可见转变为实际上看不见;从对一群人的直接依赖,转变为以货币及商品为媒介、对更多人的间接依赖。这就是现代人实践共同性的面向之一。

从另一个面向来看,这种生活基础的建立,使得大家有较多时间,也更有意识去追求与亲近他人的关系,例如家人或朋友;同时,对于私人关系及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日渐增加。

然而这却衍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人的精神结构,还无法确实应付前面所说现代社会共同性的双重面向。

在货币经济网络的大趋势之下,每个家庭或个人的活动都变得越来越自由、多样化。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还强求“大家都一样”的同质性,当然会产生诸多麻烦。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个性,也都能自由地提升自我能力或追求欲望,却又被迫置身在“必须跟其他人一样”的同侪压力下,这不就像是要把人撕成两半一样吗?

前面提到的“新共同性”这个关键词,正是试图想诠释出这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现象。只要仍被这种性质所困,就不可能消除人际的种种烦恼。

另一方面,“共存性”的意思,则是“不同性质的事物同时存在”。

进入近代社会后,人们已逐渐摆脱了村落式共同性的直接束缚,开始有能力追求都市化的自由与个性。从前的人即便想拥有自己的特色,却很可能无法在社会中找到适合实践的场所及机会。相较之下,进入现代社会的人们,不但能凭喜好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能追求自己的欲望。

在这种环境下,虽然我们跟身边的人如此亲近,但要说“大家都一样”是不可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必须跟言行举止、想法及感受都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相处在一起。尤其是学校或职场之类的场所,不管自己喜不喜欢,都必须与他人待在一起的现代组织性集团里,这样的经验更可说是无可避免。

说得更明白点,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势必有更多机会必须与“合不来”的人置身于相同的时空里。正因为如此,现代人必须好好思考“如何与合不来的人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