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人为什么容易抑郁?解读风靡亚洲的“脑内杀手”

风靡亚洲的“脑内杀手”——生长中的恶魔

导语:“抑郁”就是如此恐怖,也如此“体贴”,从成长经历到生存环境,无一不反应在每个人的情绪表现上。这强大的“脑内杀手”,需要所有人随时警惕,调整心态,健全体魄,让它无从下手,才能一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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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日本女歌手中岛美嘉推出了一首单曲,歌谱送到她手上的时候,她刚刚经受过咽鼓管开放症的凌虐,其后果就是右耳听觉减弱,左耳内的三半规管完全毁掉,找不到节拍,无法正常演唱,甚至面临倒嗓的危机。

这首单曲发行之初,中岛美嘉自认为不可能受关注,结果却出人意料,此曲在短短数周内风靡全日本,甚至连中国歌迷都对它痴迷不矣,他们将歌词翻译成中文,给她写了长信,连她自己都说:“有了这首歌,我就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它的歌名叫作《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词曲作者秋田弘以自己的真实感受记录了人生中最灰暗的阶段。

很多人对该曲的评价是:“没有抑郁症的听了会伤心,有抑郁症的却能得到治愈。”

就这样“一曲激起千层浪”,可以说,关乎“一了百了”的执念,已扩展至整个日韩,这就是“抑郁症”的杀手本色。△日本佐贺市基山町,僧人向参加身心疗愈课程的女性们讲解密宗。据日本学者HiromiShimada介绍,由于工作和经济压力,许多日本单身女性都会参加这样的宗教禅修活动来疗愈身心。日本媒体报道,有四成年轻女性不想谈恋爱。

韩国娱乐圈的“自杀风”

2017年12月18日,韩国明星金钟铉在家里烧炭自杀,生前发给姐姐的最后一封简讯里写着“至今为止太辛苦了”。关乎这种现象,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回溯过往十多年里,韩国艺人自行了断绝非新鲜事,从饱受家暴之痛的崔真实,年仅27岁就在男友家上吊身亡的郑多彬,到出演电视剧《人鱼小姐》一炮而红的金成泽,都没有逃过此劫。

自杀,仿佛是韩国演艺圈可单独列为一个分支的艺人归宿。

所谓的“抑郁症”,系个体遗传基因存在异常导致的症状,情绪长期低落、失眠、专注力下降,没有性欲,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人生不如死,于是就有无数人踏上了不归路,选择自行了断来“治愈”它。

截止2012年止,韩国自杀总人数高达14160人,占死亡人数的28.1%,研究机构研究显示有超过八成的网民罹患抑郁症,在首尔地区甚至学生中招的比例已经达到40.5%。

为什么“抑郁”这个恶魔能轻松潜入身体,把成批量的普通人拉进地狱?看看韩国娱乐圈生存法则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韩国的造星工艺可说是炉火纯青,可制造过程的残酷程度却堪比魔鬼式军训。新人每天的训练时间得从早上十点到凌晨十二点,好不容易熬到出道,面临的是“竞争”压力,因为圈内淘汰率超过五成,工作量的多寡决定艺人是否能吃饱饭,这在仅有5000多万人口的韩国来讲,要成为明星简直难如登天。经纪公司的剥削抛开一边,“潜规则”更是无孔不入,哪怕功成名就的艺人也难逃魔掌。昔日韩国“甜心”张娜拉在过气之后,曾上访谈节目控诉,她在圈内打拼的日子里,每年要被性侵数百次,甚至连上厕所的时候导演都不肯放过她。

除此之外,艺人还得应付黑道势力的操控,曾经统领韩国歌坛半壁江山的天后歌手李孝利都有桃色录影带流传坊间。演员安在焕更因欠下黑帮高利贷高达40亿韩元,不得不在新婚后不久一了百了。红极一时的神话组合成员也难逃此劫,甚至被唱片公司高层打到骨折。

从事业、经济,乃至个人尊严的摧残,多重压力令韩国娱乐圈的黑暗无限蔓延,以至于艺人纷纷走上绝路。张娜拉的父亲兼经纪人朱虎声曾在官网发表过一篇名为《韩流与韩国娱乐圈的忧郁症》的文章,他直言:“艺人受到的压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社会对他们的看法,二是媒体对他们的看法。”

正是这把看似风光的“双刃剑”,切断了无数韩国艺人的生命。

艺人的极端行为,同样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心态,民国女名伶阮玲玉服毒自尽的消息传出后,先后有五位她的忠诚粉丝都选择走上绝路。张国荣跳楼身亡的新闻曝光时,也有不少粉丝追随而去。当作为“造梦使者”的明星亲手戳破了梦幻的泡沫,也就意味着给一部分人传递了绝望情绪。医学专家认为,抑郁症特别容易传染,被称为“感应性抑郁症”,心理素质脆弱的人容易从其亲近的人那里受到感染,从而令这种病态不停蔓延。

对偶像的崇拜,原本是一种心灵寄托,寄托一旦失去,受到暗示的粉丝群体就会将暂时的心态失衡扩大化,“抑郁”便是依靠这些“养分”滋长,酿成无数人间惨剧。

尤其是容易患抑郁症的高危人群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病,青春期、产后、更年期这三个特殊时期被病魔附体的机率极高。而韩国明星的形象塑造,多半以“梦中情人”类型为主,这些“梦情”收罗了大量女性忠粉,连带着也让她们有意无意地埋下了“抑郁”的祸根。

造星与追星过程中遭遇的意外,双管齐下,令整个韩国陷入“抑郁”的陷阱。

△在日本富土山腳下,有一片地形复杂的树海叫青木源。林中有黑色火岩小道,每年都会有成百的人怀着抑郁的心情来到此地,将这里作为自己生命的终点。一百多年来,已有上万人在这里死亡,这里成为富土山下恐怖的自杀森林。

“五月病”席卷东瀛

每年的五月,正是温暖的晚春时节,性情温良的日本人却总是不时在报纸上看到自杀的新闻。

在这个拥有“青木原树海”这类“自杀圣地”的国度,平均每年有三万多人自杀,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报告显示,1996年日本抑郁症患者人数是43.3万人,到2008年已激增到104.1万人,实际抑郁症患者人数高达300万。也就是说,每1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可能会尝到抑郁症的滋味,也就是日本人俗称的“鬱病”。抑郁症在日本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下至平头百姓,上至皇太子妃,都不可避免地与之打过交道。所以在日本你会见识到这样的奇景,只要坐电铁或地铁的次数稍微频繁一些,就总能在车内电子屏上看到因有人卧轨而导致车辆暂时停运的通知。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容易抑郁?其生存状态就是主因。

一来,日本人几十年如一日秉承“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个人烦恼被轻视,他们不愿意将心事对人倾诉,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也都被隔离在外,久而久之,内心郁结逐渐庞大,成为不可转移的压力。更要命的是,很多人明知自己身心出现异常,为了“面子问题”,选择隐忍,对外假装成正常人,就这样让病态悄然升级。这就产生了两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一种人无法承受自身困扰,只能自寻短见;另一种人成了“御宅族”,也就是强行与社会切断联系,把自己关在家里,以“啃老”的方式生存。日本矢野经济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每四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自认为是御宅族,这就导致了无业人员逐年增长,因长期宅家性欲消减,生育率也随之年年堪忧。

二来,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经历过金融泡沫大洗礼的日本人,对物欲的追求已经减至最低,“断舍离”的概念根深蒂固。而每年的五月,是日本大学生刚刚毕业,正式踏入社会的特殊时期;对工作环境的不适应,公司对于新人员工的苛刻态度,造就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走出校园之后,世界彻底改变,年轻人开始尝到真正的“世态炎凉”,对于未来的期望不断落空,和淡薄的社会人情,让他们无所适从,于是诞生了“5月病”。

所幸,日本人对抗抑郁的手段也相当强悍,首先功不可没的是“偶像文化”,成熟的造星机制让日本诞生了无数治愈系偶像,从早先的深田恭子、广末凉子,到如今的有村纯架、门胁麦等一众女优,都与现下中国的“蛇精脸”女星不同,她们面庞圆润,气质甜美,以亲和力温暖人心;男星更是以“大众情人”自居,著名的吉尼斯事务所甚至严格规定旗下年轻偶像艺人不得婚恋,以确保他们在诸多“迷妹”心中的夢幻形象。其次,动漫产业的蓬勃也是疗伤灵药,现实世界的残酷也许无可改变,但是所谓的“二次元”的诞生,却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各色动漫角色层出不穷,填补了人们因“社交恐惧症”造成的孤独感,这就是所谓的“漫画疗法”。再次,网络游戏驱赶了抑郁症为民众带来的寂寞,恋爱模拟游戏填补了诸多御宅族的情欲渴望,这类游戏以每年30%的惊人迅速在整个东瀛风靡。还有最普遍的预防方式,便是卡拉OK,长期压抑的上班族就是靠着下班后拿起话筒喊两嗓子,令郁闷情绪得以消减。除此之外,还有特别简单有效的一招——旅行。无论樱花季还是红叶季,乃至林林总总的假期,都是日本人坐上列车,去往别处的最佳时机,大自然的美景容易让人产生好的情绪,旅行无疑是解忧妙法。当然,也有一些“灰色套路”正在悄然盛行,商家推出的“出气”商品便是一例,比如发泄体力的“打人”和“摔盘子”生意,既健体又养心的“棒球击打”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承担着“垃圾桶”功能,让你将内心的委屈排出体外。

多元文化的扩张,逐渐将抑郁症从日本人的生活中驱赶出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过来人”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行在抑郁边缘的苦难人士。演员岡村隆史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战胜了重度抑郁症的他,提出了“抗郁四法则”:一、每天早上以散步的形式沐浴阳光。二、坚持写成功心得,把自己每天洗衣做饭等琐事记成手帐,以此不断自勉。三、经常更换新的床上用品,好的睡眠用具才能保证睡眠质量。四、多吃补脑的营养品,以确保大脑所需的养分供应。

长期受抑郁症“眷顾”的日本,早已谙透对抗之道,花样百出的大众娱乐形式正在拯救日本人的性命,有些车站的等候坐椅都特意调整过,让坐下来的人能看到对面墙上的可爱宠物图案,以此打消他们卧轨的念头。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是用无数抑郁症患者的牺牲换得的成功经验。

无论是急功近利的韩国,还是嗜好“凋零美”的日本,都把抑郁症视为看不见的“洪水猛兽”,一生都在与之斗智斗勇。犹记2001年,贾宏声主演的电影《昨天》上映,片中讲述他努力戒除毒瘾,与抑郁症抗争的艰辛过程,得到无数影迷的赞许。可正当大家都以为贾宏声已经摆脱病魔困扰的十年后,他却突然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者:暗地妖娆
      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