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官的回忆
悉尼和墨尔本的所有中文报纸都登载了我回澳访问的消息，报道中有一句话是最令我感动的：“陈总领事的人品和成就赢得了极佳的口碑”。
1949年新中国诞生。那时我正在山东曲阜师范学习，准备到山东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员。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出路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政府号召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积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开始报名的年龄限制在十八岁以上，后来又降低到十六岁。理由是海军需要年龄小的，从小训练，上船不晕，我刚好十六岁，而且从小就羡慕海军的那套制服。带着这个幻想，我来到了山东的集合地点——济南。
分配的日子到了，当时有空军、海军、坦克、炮兵。我有充分信心要去海军了。两个老干部接见了我，说他们吸收我去北京外国语学校。大部份人都领到绿色军装，而给我的是一套黑色棉衣。就这样到了北京。
北京外国语学校位于离颐和园不远的西苑小镇，原来是个日本军营，房子木结构，臭虫很多。我被分配到英文系。1952年暑假期间，校领导通知我去外交部报到，准备出国。
这太突然了，吓了我一大跳。外交部安排我们准备出国的人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现金鱼胡同）招待所。我和比我年长四岁的吴序杨被指定去瑞典。出国要做几套衣服，每人发置装费旧币1000多万元。我领到一大捆钞票。根据规定，每人要做两套西服，一套作礼服用的黑色中山装，风衣，昵大衣，礼帽，白色丝绸围巾。我们还出去吃了一次西餐，为的是看一看外国人吃饭用的刀和叉是什么样子。
八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出发了。当时我还不满18岁，我们先乘飞机去莫斯科，再从那里转机去北欧。我们乘坐的是斯坎的那维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坐位宽大舒适，茶点别具风味，航空小姐个个长得那么高大、那么漂亮。大约两个小时后，机长告诉我们，飞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上空了。
中国大使馆坐落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lidingo小岛上。要爬几个小坡才能到达使馆院内。这是一幢花园洋房，花园面积很大，除了花草树木之外，还有一个网球场。是从一位瑞典大财主那里买来的。带领我们去房间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是夏季，整夜都是亮的，一定要拉上黑窗帘。我们拉上双层窗帘，屋里是暗了，但是院中的鸟儿整夜叫个不停，同样令人难以入睡。
我们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后来又来了一位王禁声，一共三人。我们被统称为学习员。使馆给我们聘请一位教员，在使馆上课。教员用英语讲授瑞典语。一年之后，我们开始阅读当地报纸。我们每天早晨先上班一个小时，每人准备三、四条新闻，等大家上班后讲述给他们听。后来又转为用笔写下来，复印若干份，分发给领导们看。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在瑞典的第一个任期，从1952年到1961年底，整整九年。在这一期间，经历了三位大使。第一位是耿飚将军，在部队中以英勇善战著称。毛主席在长征中写的“娄山关”就是指他领导的一次战斗。他很讲究礼仪，在外交使团中很受尊敬，大家都称他为将军大使。他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导我们头发要亮、皮鞋要亮、裤线要直。内部放映电影时，只要听到国歌声，他就带头起立致敬。1956年耿飚大使与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对调。韩大使在瑞典工作两年多就被调回国内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大使很有文化修养，喜欢读古书、练书法。他出生在贵州一个大地主家庭，自幼参加革命。他也喜欢品尝美食，也愿意喝几盅。在使馆聚餐会上会经常听到他的喝斥声：这么好的一桌菜，就几分钟吃完了，对得起大厨师吗，这样的饭至少要吃两个小时。韩大使离开后，继任的是董越千大使。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精通英语的老干部，长期作白求恩的翻译。他是北京人，很喜欢京剧，有时还练练嗓子，迈几个台步。
五十年代驻外单位的待遇比较高，大使参赞级的干部都有孩子跟随。一般的干部也有带孩子去的，或者在那里生了孩子，养在那里。保姆由公家提供，使用者自付工资。我作为一个单身汉，一半工资被留在国内，购买国库券，另一半发给我，在国外使用。那时钱多，但是无处去用。只会托人去瑞士买手表送人，在当地买汽水喝。谁床底下都有几箱橙汁，这就是高级消费了。
那时我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建交，同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较密。周末晚上经常到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馆联欢。跳舞就是这个时候练出来的。苏联外交官的太太们真是热情，不管你会不会，拉过来就让你跟着她转。
瑞典女孩子的相貌和开放是闻名的。而当时在瑞典很难见到一个中国人。于是我们就成了奇缺的猎物。许多漂亮的女孩主动同我们接触。而我们脑子里很清楚，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到处是美蒋特务。于是我们总是装聋作哑，不予理睬。有三个固定的女孩跟踪我们两、三年。我们三个学瑞典文的男孩子无论到哪里都能遇到这三个美女。我们把她们定性为美蒋特工人员，从不正面看她们一眼。
有一次使馆的二等秘书胡洪范出席一个晚餐会。出来找车的时候，正看到司机赵福同一位瑞典少女拥抱，他装作没有看见。但司机紧张了，回使馆当夜偷偷溜掉。他找到美国驻瑞典大使馆，美国人如获至宝，立即利用他作反华工具。先把他送往西德，在那里开记者招待会，说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安全官弃暗投明了。再从美国安排他到台湾访问。台北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台湾小姐献花、接吻、拥抱。到处张贴着标语口号“欢迎赵义士归来”。后来陈香梅认他为义子，并送到学校学习。现在看来，这本是小事一桩，后来却演变成了一个大的政治事件。
1961年我奉命调回国内工作。在瑞典居住九年了，从十八岁到二十七岁，正是我成长的时期。我乘莫斯科——北京火车，到齐齐哈尔下车，为的是转车去杜尔伯特市去看望我的妹妹们。她们是跟着老家的人们闯关东来的。我利用换车的时间，在车站周围转了一转，见到的是难以想像的脏和乱。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近几年到这一地区逃荒的人很多，到处大小便，来不及收拾。我到车站食堂要了一碗面条，还未来得及吃，桌下钻出两个小孩，一人一把将面条抓走了。我感到震惊，更是心酸。我让服务员再煮几碗面来。回答是，没有了。这一碗还是看在我从国际列车上下来特地照顾的。我知道这几年天灾人祸，经济困难，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到了这种程度。
回到北京，我被安排住在日坛公园附近的雅宝路招待所，分配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那时外交部办公仍在外交部街清朝遗留下来建筑物内。东楼接待大厅很有气派。有时举办舞会，周总理、陈毅外长都来参加。当时是困难时期，西欧司的同事工作都不多，大家都在设法弄点吃的。
1963年，我第二次被派往瑞典。这次的任期是六年，到1969年底回国。这时使馆已经搬到城里Bragevagen4号，在一个大教堂的后面，经常可以听到钟声。使馆经过几次精简，人数大为减少。工资制度也改了，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领零用费。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使馆大部分人员调回，大使、参赞都被揪回批斗。商务参赞张云哨夫妇，原上海地下党员，精通英、法语，不仅受到批斗，还被送进监狱。但是在这个时期却有来自意大利、法国的左派组织找上门来领取活动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不过，每次经过自己的手拿出钱去，总觉得心疼。
作为一个外交工作者，我一生中感到最荣幸的事是参加了中国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1969年1月，我去参加挪威驻瑞典使馆的一个招待会。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参赞埃德蒙斯笑眯眯地向我走来。我知道不能同未建交的西方外交人员接触的规定，于是点了一下头，转身就走。谁知背后是他的夫人，堵住了我的去路。我被夹击了。只有硬着头皮同他们讲了几名客套话。他们表示，很愿意同我保持联系，欢迎我到他们家里作客。我也应付了几句。过了几天，埃德蒙斯真的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国内。但是国内迟迟不予答复。直至过了一个礼拜，到了对方邀请我吃饭的当日下午，一个特特急电报指示我可以应邀。我立即打电话答复埃德蒙斯。这已经是下午五点钟，离晚宴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
看来对方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埃德蒙斯夫人还特地做了几个中国菜。陪同吃饭的还有使馆的商务参赞和一名女性三秘。饭后看了一个电影，是关于白求恩生平的。
后来发生的事，我还是摘录正式文件上的字句来讲述吧。《新中国外交50年》一书下册第1518页有这么一段话：“1969年2月6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三等秘书陈维明接到加拿大驻瑞典大使馆参赞埃德蒙斯打来的电话……表达如下：加拿大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受命就这一问题与你们接触，希望能在2月8日同你们会见”。就这样，中加建交会谈在斯德哥尔摩开始了。好事多磨，经过多次谈判，直到1970年10月10日中加双方才正式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式公报。那时我早已在江西干校劳动了。
与我联系的这位加拿大参赞埃德蒙斯，有一段中国情节，他父亲曾经是加拿大教会派到中国办教育的神职人员，曾任四川自贡市一中学校长多年。埃德蒙斯十三岁时才回加拿大接受教育。所以他对四川很有感情。经过中加建交谈判的接触，我们之间也建立了友谊，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1969年底调回国内，直接到江西干校劳动两年。1972年再次派我去瑞典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好像迷了路，对一切事物茫然了。对于已经待过15年的瑞典，是否还要再去，也心有疑虑。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又去瑞典工作两年多，1975年回到外交部西欧司。这时外交部已经搬到朝阳门内大街。这一时期有两件事情是值得记忆的。
1979年陪同耿飚副总理访问北欧。自从1956年他离开瑞典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这么多年之后能够陪同我的第一任老领导出访，真是一年幸事。这次访问还去了冰岛，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也是我唯一没有去过的北欧地方。代表团里有两位年青人，一位是作为耿飚的警卫秘书的习近平，另一位是英文翻译杨洁篪。后来一位成了国家领导人，一位是外交部长。阵容可谓强大。
1981年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访华。作为他的特别顾问是我的老朋友，汉学家马悦然。我在瑞典工作期间，与他们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多年不见，我们在陪同国王去外地的途中得到机会长谈。国王在访问结束前亲手赠给我一枚瑞典王室徽章，我想也是马先生推荐的结果吧。
作为外交官，英国是一个大开眼界的地方。中国大使馆位于PortlandPlace 31号，离热闹的牛津街和清静的摄政王公园都不远，是伦敦的一个极佳地段。可是房子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曾经关过孙中山，早已破旧不堪。我们本想花钱改建，但是英方不同意，因为这个路段不准出现新的建筑物。
在英国这么一个国家任职，有时也会接到一些特殊任务。一天夜里，收到国内特急电报，要我们立即搞到一种药品并送到香港，香港那边有人等着接力送回国内。我急忙找到一位医学教授朋友，通过他找到该药品的生产商。由于该药品刚刚生产出来，尚未上市，一般人是买不到的。经过我们争取，厂方大方地免费送给我们一箱。我立即乘飞机送到香港。后来这位医学教授朋友告诉我，厂商以为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病危了，所以特别破例赠送药品。一个多月之后，国内来电报说，“病人”感谢使馆的帮助。这种做法也是少有的。但这位“病人”究竟是谁，对我们仍是一个谜。后来一个医学考察团访英，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她说，病人是叶剑英元帅，我们送去的药的确起了作用。
1985年我回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负责北欧事务。
1988年我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墨尔本总领事。中国总领事馆位于墨尔本的Toorak，是一个比较富庶的社区。领馆不大，但十分精致。客厅里有两件装饰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件是一幅巨大的长城壁毯，几乎占据一面墙壁。这是我上任不久，前去布里斯班参观世界博览会时购买的。在展览会的中国馆里，最醒目的一件展品就是这幅挂毯。我一眼就被它吸引住了，决心把它买下来。可是价钱太贵，领馆没有这笔开支。我就动员大家节省行政开支，把钱凑出来。后来当地华人华侨纷纷来领馆在这幅挂毯前照相留念，觉得自已离祖国更近了。另一件是一个中国工人雕塑，配有赵朴初居士为它题写的诗词。
1989年海南岛由专区升格为省的建制，缺少外事干部，想从外交部借调一个有经验的人去工作。我正好被直接派往海南岛。不少朋友到海南来看我。墨尔本华侨联合会主席陈文山，悉尼侨领、太平绅士黄琚宁都来过数次。我在海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三年就满六十岁了。离开了外办，并在外交部办理了退休手续。第一个心愿就是回墨尔本看望老朋友。悉尼和墨尔本的所有中文报纸都登载了我回澳访问的消息，报道中有一句话是最令我感动的：“陈总领事的人品和成就赢得了极佳的口碑”。
作者：陈维明
来源：《世界博览》2018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