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中的沟通僵局:我都这么生气了,你就不能说句话吗?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能不能说句话?”

——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人说过,或是被人问过这句话。

生活中我们可能都见过这样一种人:平时你们的沟通也许不错,但一旦在你想和Ta进行重要但困难的沟通时,Ta就会开始以沉默来应对。在尝试沟通时,不管你如何要求Ta开口,希望Ta表达自己的想法,Ta也依然只会沉默。

慢慢地,你觉得自己越来越生气,可对方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让沉默更加彻底,让沟通陷入僵局。

沉默,可能真的是人类的互动方式中最令人费解,也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种。这样的沉默在亲密关系中,可能是最为常见的,也是最令人抓狂的。你在关系中遇到过这样的沉默者吗?来看今天的文章吧。

我身边也不乏感到对自己“墙一般”的伴侣无计可施的朋友,他们总爱问我:“你说Ta到底是故意气我,还是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的答案通常是,两者皆有可能。

沉默,有时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策略,有时也可能是一种被动启用的防御机制。下面来分别聊聊这两种情况。

情况一:“沉默是一种武器,我用它来伤害你”

故意的沉默相待(Silent Treatment)是一种常见的情感操控方法,也是一种被动型攻击的形式。临床心理学家Harriet Braiker认为,这样的沉默是一种对对方的惩罚。当沉默被用作一种策略时,他们的沉默有明确的目的——获取权力、表达愤怒、引起关注,他们也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包括对对方造成伤害。

在对方急切想要沟通的时刻,保持沉默的那一方,与情绪激动的一方相比,通常是处于权力上风的。至少在那一次特定的沟通中是如此。因为比起对方,他们掌握着更多的信息量,感受到更多的确定性。他们基本清楚对方现在的感受如何,想要什么,以及期望自己作出怎样的反应,而是否予以回应的权力却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此时,沉默是他们刻意给对方制造的不确定感(sense of uncertainty)。这种不确定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情况二:“除了沉默以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有的时候,在特定的沟通情境中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对关系和对方的保护的本能反应。当沉默作为防御机制时,通常有三种情况:

1. 一种习得性无助的表现

在话还没有说出口之前,沉默者就已经抢先“无效化”(invalidate)了自己的话。他们预设了对方不会听、也不会理解自己,觉得自己说的没有意义。这种对沟通结果的悲观预期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过去负面的沟通经验有关系。

2. 因为对情绪的焦虑进入了僵死(freeze)状态

会遭遇沉默不语的,往往是会让人感到一定压力的场景。比如谈论严肃的话题,或是对话的另一方情绪十分激动。

一直以来,社会大众与研究者们都认为,人们在压力状态下会做出“战或逃”(fight or flight)的选择,或者投入战斗,或者转身逃跑。近年来逐渐有研究者指出,除了“战或逃”,人们还会出现一种叫“僵死”(freeze)的反(Heaney, 2017)。

这是一种人们在面对让自己感到巨大压力时的一种应激反应。在僵死的状态下,人们的表现与战或逃时的反应不同。此时,血压下降,行动与声音都被抑制,看上去可能如同昏死一般(Schmidt, Richey, Zvolensky, & Maner, 2008)这是最难以控制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沉默者可能真的由于过度紧张和焦虑,而“大脑一片空白,说不出任何话来”。

那些过于恐惧和紧张以至经常陷入“僵死”的人,也存在一些共性。他们可能本身就是焦虑水平更高的人,这使得他们总是对这些情境作出“灾难化”的解读;他们还可能是本身就对他人情绪更敏感、也更容易被蔓延过来的情绪浸染的高敏感者;又或是由于自小没有习得处理冲突和应对他人情绪的能力,使得他们在这样的情境里格外的如临大敌。

3. 对争吵的避免

部分人对沟通抱有的一个误区是:争吵才是最糟糕的情况。而只要自己保持沉默,双方就“至少没有吵起来”。即使对方因为自己的沉默丧气离开,也会比吵起来要好。

如果抱有这种迷思,他们甚至会觉得沉默是一个还不错的计策,至少能让对方先“冷静下来”。

在一方一直沉默不语的沟通中,另一方往往都是处在一种试图打破沉默,情绪激动,迫切地想让对方开口的状态。两个人形成了一种在心理学研究中被称为“要求-退缩”的沟通模式(Demand-Withdraw Pattern)。它通常出现在两人产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刻(Christensen, 1988)。

要求-退缩模式最常被放在亲密关系和婚姻中进行研究。在这种模式中,一方扮演着“要求者”(demander)的角色,另一方则是沉默的退缩者(withdrawer)。要求者是那个寻求改变、讨论,或是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人;退缩者则是那个希望结束或是回避关于问题的讨论的人。在这样的沟通情境中,要求者和退缩者是一对固定搭配(Papp, Kouros & Cummings, 2009)。

在对异性恋情侣或夫妻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更多的扮演要求者,而男性更多扮演退缩者(Christensen et al., 2006; Christensen & Heavey, 1990)。但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导致这种性别差异的并不是天生因素,而更多的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有关。

研究者们还发现,在一段呈现出这样的沟通模式的关系中,要求者几乎总是那个更想要改变的那一方。不论是改变这种模式,还是改变对方(Heavey et al., 1993; Klinetob & Smith, 1996;Holley et al., 2013)。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要求者通常也都是这段关系中更痛苦的那一方。

虽然同样身在其中的退缩者并非不会感到痛苦,但沉默和退缩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至少短期是有效的。他们看似在承受着要求者的情绪和指责,但他们并不会像要求者那般的困惑、无助和无计可施。就像前面所说的,沉默者在这个场景中都拥有着相对更高的权力位置。

而研究者认为,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沟通中的双方都倾向于认为会变成这样是对方的问题,认为主要是对方的行为促成了这种模式。不论是要求者还是退缩者,在问卷报告中都会说自己是“不得不这样做”、“只能这样做”(Schrodt & Witt, 2008)。

另外,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要求-退缩的模式极易演变一种恶性循环。一方越是提出要求,对方就越是回避;一方越是急切地想让另一方开口,另一方越是难以开口。

在这个循环中,双方的情绪、负面反应和未解决的矛盾都会不断累积,要求方因为要求从未得到满足,所以越来越困惑、愤怒和急躁;而退缩方面对这样的伴侣,就只会越来越紧张、焦虑和恐惧,于是只能沉默。逐渐地,要求者在沟通中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怨怼。他们会对退缩者的退缩作出多种解读,并在沟通原本的矛盾的基础上附加对他们沉默的批判(Eldridge & Baucom, 2012; Eldridge, Cencirulo, & Edwards, 2017)。如此一来,唯一的结果便是退缩者只会更加想逃了。

但无论退缩者如何表现地自己在不断受到逼迫,再次让我们复习一下:研究指出,沉默者是在这类情境中享有更多权力的人,而要求者实际上才是更加寻求关系中新的状态的那个人。很丧的说,“在乎的人(在当时的情境中)更容易输”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KY认为他们长期之后更释怀的概率也要更高,因为认为自己尽力尝试了)。

Schrodt 和Witt(2008)对样本总计超过14000人的74个关于“要求-退缩”模式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他们发现,那些呈现出这种沟通模式的伴侣都对关系有着更低的满意度,与伴侣间亲密度和信任感更低,更容易出现矛盾,以及更少的交流。

一旦这种沟通模式被建立起来,要求者和退缩者都会更频繁地感受到愤怒、焦虑、抑郁和恐惧等负面情绪。

此外,要求者还会时常产生一种被遗弃感和被拒绝感。这种有毒的沟通模式长期持续还会对双方造成一些生理上的影响,而其中一部分生理方面的影响,也会损害两人之间性生活的质量。

另外,在这样的沟通之中,几乎所有的矛盾都会停滞在“未解决”的状态,不断地累积,不断地影响着两个人的关系。John Gottman和Nan Silver在《爱的博弈》一书中提到,我们对未解决的事项的记忆力,要比对已完成和终止的事件的记忆力强约两倍。

也就是说,在亲密关系中,伴侣间的争吵如果能够以双方达成了共识为结局,这段争吵就会很快被遗忘。那些幸福的情侣并不像他们所回忆起的自己那样,“我们几乎没有矛盾”,他们只是顺利地忘记了那些被好好解决了的矛盾。而也只有在当下就被解决了的矛盾,才会更快地被遗忘,不再继续影响两人的关系。

如果你是要求的一方:

对于要求者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在两个人的沟通又疑似出现了这个征兆时意识到它,并控制自己不要进入到“要求-退缩”的模式之中。

当对方开始退缩时,你的情绪会本能地推动着你去进一步的、以更激烈的形式提出要求,但这时你的要求可能也已经逐渐脱离了沟通的目的,变成了你情绪的发泄。而你清楚的,接下来等待你的只会是更漫长的沉默。

你需要意识到,不论对方究竟是出于对你的攻击,还是对自己的保护,Ta在此刻的情绪主要就是两种:愤怒和恐惧,而它们也正是Ta想要退缩的主要原因。但,你要求的姿态本身就会加重对方的愤怒和恐惧,因此它只会起到反作用。

那么,当对方开始退缩时,你能够做些什么呢?答案是,你也应该后退一步。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沟通的模式,重构沟通的可能。你的退缩本质上是在移除Ta的压力源。

如果你确定你的目的真的是沟通,而不是情绪的宣泄的话,你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去抚慰对方的情绪。这是因为,敏感的沉默者其实能够意识得到你是真的想要抚慰Ta,还是仅仅想要“骗”Ta说话。而后者同样只会带来反效果。

接着,你需要做的是认真地重申自己沟通的目的。并注意在和对方重申时,更多地使用“我们”,而不是“我”和“你”,时刻提醒Ta和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你们是一个共同体,这场沟通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们两个更好。

另外,在这整个过程中,非语言的表达是特别重要的——你的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都可以为沟通的顺利进行助力。因为对于退缩者而言,他们对这些非语言信号的警惕性可能不如语言那么高,从这些方面入手,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是更能被他们所接受的。

如果你是沉默的一方:

作为沉默者,且你的动机并不是想要攻击对方的话,你同样可以练习用非语言表达代替语言的表达。即使你是因为过度焦虑和紧张陷入“僵死”状态,给予对方非语言的回应也是更有可能做到的。仅仅是刻意地更靠近Ta一些,都可以传递出很多积极的信息。

另外,深知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就说不出话的沉默者,还可以给自己准备一套“不说话的词典”。你可以记录下自己在那些只能沉默的时刻内心所想的话,把它们记在一个本子上,从很简单的“我现在很难过”,很真诚的“我真的很想回应你,但我这个时候也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再到很具体、很详细的内容。当你不知道怎么开口时,便可以打开你的词典。

其实,比起要求者,沉默者的改变其实是更加困难的。沉默者有时是确实不具备面对冲突的能力,沉默的倾向也更有可能与人格特质相关,而这两者改变起来都是更加困难的。

因此,我们给了需求者更多建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模式之中存在更多的问题,正像前文中说的,他们恰巧是更痛苦的一方。我们对需求者提出了更多要求,是因为他们的改变也是相对更容易的。

但不论你是哪一方,希望你都能够在一些时刻,为了两个人共同的“舒服”,忍受一点自己的“不舒服”,也在一些时刻,学着把“我们”放在“我”之前。

以上。

References:

Christensen, A. (1988).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 patterns in couples. In Noller, P., Fitzpatrick, M. A. (Eds.), Perspectives on marital interaction (pp. 31–52).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Christensen, A., Eldridge, K., Catta-Preta, A. B., Lim, V. R., Santagata, R. (2006). Cross-cultural consistency of the demand/withdraw interaction pattern in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ummings, E. M., Davies, P. T., & Campbell, S. B. (2000).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arent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and family process: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200-250.

Eldridge, K., Cencirulo, J., & Edwards, E. (2017). 12 Demand-Withdraw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Foundations for Couples' Therapy: Research for the Real World, 112.

Heaney, K. (2017). When stress makes youfall asleep. Science of Us.

Heavey, C. L., Christensen, A., & Malamuth, N. M. (1995). The longitudinal impact of demand and withdrawal during marit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3(5), 797.

Klinetob, N. A., & Smith, D. A. (1996). Demand-withdraw communication in marital interaction: Tests of interspousal contingency and gender role hypothes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945-957.

Papp, L. M., Kouros, C. D., Cummings, E. M. (2009). Demand-withdraw patterns in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hom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chmidt, N.B.,Richey, A., Zvolensky, M.J., & Maner, J.K. (2008). Exploring human freezeresponses to a threat stressor.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Psychiatry, 39(3), 292-304.

Schrodt, P., Witt, P. L., & Messersmith, A. S. (2008).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ehavioral,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5(3), 24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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