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爱台湾?当然是台湾人民自己

前言: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24日开票,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最终击败对手当选,结束了民进党在高雄执政20年的历史。两岸“九二共识”成为发展基础,韩国瑜在选后接受媒体采访,对于当选高雄市长后的规划及两岸关系进行回应,他要做到条条大道通发财、通赚钱,和所有人和平来往、交朋友,并会加大力度,为年轻人开创更好的条件。

“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1895乙未年。一个四川的客家女子遇到了一场人祸:地主要加租子,她办不到。地主就在大年除夕威胁退佃,逼着她搬家。她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自此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那年庄稼没收成。

这件事后来因为她著名的儿子朱德以阶级叙事的文风记述下来而广为人知。而在万里之外,另一群客家人也面临生死考验,他们的事迹在多年后则以另一种不同叙事,在电影《一八九五》里得以展现。

《一八九五》是台湾第一部客家话电影,上映后成了2009年台湾岛内影片票房冠军。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台湾客家人在1895年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除了部分情节之外,《一八九五》大体符合史实。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民众不愿接受被割让给日本的结果,5月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年号“永清”,即永远心向大清。丘逢甲动员台湾当地客家地主代表人物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人集合乡勇,抵抗日军侵略。《一八九五》正是以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人的抗日斗争为主线展开的。

在真实的历史上,一开始台湾民主国内讧严重,十多天后总统唐景崧就逃到大陆。直到日军继续南下,才遭到了客家人为主力的台湾义军顽强抵抗。自北向南,义军依托地利,在装备远不如人的情况下,给日军造成了很大杀伤。

遭遇抵抗的日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导致自台北至新竹间民众惨死,流离失所。在高压下,义军的装备、粮食逐渐紧张。姜绍祖被俘后服毒自尽,死前写下诗句:“遑戍孤军自一支,九回肠断事可知,男儿应为国家计,岂可偷生降敌夷?”


为守卫彰化,8月27日,义军在城外制高点八卦山与日军发生乙未战争中最大规模会战。此役义军损失惨重,吴汤兴战死。《一八九五》对义军的叙事也在此戛然而止。

后来,在台湾民主国新任总统刘永福的支持下,义军继续抗战。电影中的徐骧坚持到10月20日才力战身死,死前呼喊道:“中华、中华,我所至爱。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刘永福是在中法战争中崭露头角的老将,但甲午战败的清政府竟严令东南各省督抚禁止向台湾民众提供任何援助,气得刘永福长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10月20日,刘永福逃往大陆,次日台南城陷,除小部分地区仍有游击队活动外,日军基本控制台湾。

尽管因装备落后,义军击毙日军仅一千余人,但由于水土不服,又有数千日军因患痢疾、疟疾等传染病而死亡,死于这场战争的日军估计超过七千人。其中日军死亡官职最显赫的当属明治天皇的族叔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有说法称他在战争中阵亡,也有说法称他患疟疾后病死,《一八九五》采用了后一种说法。

在义军可歌可泣的抵抗下,日军总伤亡达到3万多人。而在之前的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仅仅给日军造成了一万六千余人的伤亡。

与此相对的,台湾军民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场阵亡一万四千余人,另有几十万民众遭到屠杀。

民间械斗下的族群政治

乙未战争中与日军斗争最为坚决的是客家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一方面,客家人进入台湾的时间较闽南人晚,当闽南人已经占据土地肥沃的台南地区时,客家人只能前往台湾中部、北部扎根,对来之不易的土地十分珍惜,不惜多次械斗捍卫乡土。

另一方面,作为基本上是清代进入台湾的族群,客家人在多次战乱中与清政府合作较多,受到清政府更多的褒奖。这里面也有清政府刻意扶持较为顺从的客家人以压制早先到台湾的闽南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台湾较早的族群政治了。所以到乙未年,客家对清政府有更多的信任和亲近感。

台湾是清政府的边陲,管理相当松懈,大量大陆无业民众前往台湾讨生活,导致当地治安混乱。民众往往为争夺土地、水源等,通过族群进行动员。各种械斗屡禁不止,闽南人和客家人之间、泉州闽南人和漳州闽南人之间都爆发过多次严重械斗。很多以反清复明等其他思想号召起来的起义,最终也都演变成了族群械斗。

比如康熙末年闽南人朱一贵号称自己是明朝宗室,在台湾举兵反清,拉起的队伍以闽南人为主,遭到了客家人的顽强抵抗。清政府平定朱一贵之乱后,锡封镇压朱一贵民众为义民,共12199 名,以客家人为主。

乾隆年间,林爽文发动的起义虽然最初以天地会进行组织,但由于其成员多为漳州籍闽南人,起义过程中到处杀掠泉州籍闽南人和客家人,导致泉州籍闽南人和客家人联合起来。而清政府也对客家武装更为信赖,联手镇压了林爽文起义。此次起义后,乾隆又追封了一批客家义民。

长久以来的历史演变,“义民”从客家人眼中保卫乡土的楷模,经过历代清朝皇帝追封,发展成了客家人的守护神。在某种程度上,跟随清政府保卫乡土成为了客家人潜意识中的信仰。义民崇拜也是客家人能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动员起来进行民间械斗,保卫家园不被闽南人侵蚀的思想武器。

当然,闽南人和客家人也有合作的一面。比如姜绍祖的曾祖父姜秀銮,组建武装拓垦组织金广福垦号,“金”象征多金的意思,“广”指广东,代表客家人,“福”指福建,代表闽南人。当然这个合作也有着共同的敌人——原住民。

在清代,客家人、不同籍贯的闽南人以及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就相当复杂,内部矛盾也很尖锐。清政府多数时候拉拢客家人对抗人数众多、反抗次数较多的闽南人。尽管主角不同,但已经和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族群政治有相似之处了。

族群政治大洗牌

台湾社会和一张煎饼一样,被一层层的蛋花、葱花、甜面酱覆盖,来一波人就要洗一次牌。

郑成功来了,大批闽南人延续了他父亲开创的、被荷兰人打断的拓垦事业。清朝来了,又有一大批客家人流入台湾(这个时期流入台湾的闽南人也不少)。日本人殖民五十年,被赶跑后,这次大规模迁来的,是“外省人”。

正如《变了味的“台独”》里所讲的那样,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台湾的中央军政要职大多掌握在外省人手中,由此形成了外省人对政经资源的垄断。外省人的优越之处还体现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考公务员录取时,分配给外省人的名额远多于本省人,以至于本省人在国民党统治的前十多年里每年录取公务员的比例都不到三成;外省公职人员,有些除了原工资外还有各种津贴。

外省人今天在台湾也就只占12%左右的人口,而闽南人占73%、客家人占13%、原住民占2%,这相当于将近九成的民众在几十年里在政治上形同二等公民。人口最多的闽南人对此状况最为不满。

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深耕地方,打下牢固的地方桩脚;另一方面进行党外政治活动,组建新的政党对抗国民党。民进党就是党外活动和本土化走向台独后的产物。

而在竞选中,民进党操弄起族群政治是相当得心应手。他们善于把“二二八事件”作为“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的起点和高潮,反复渲染国民党为首的外省人在几十年里对本省人的压制。他们还顺势把国民党和来自大陆的政权绑定,把国民党政权建构成“外来政权”,结合反共情绪,贩卖“台湾独立”思想。

台湾在经济上受日本影响,历史上又曾受过日本殖民统治,台独始作俑者如李登辉等人受过“皇民化”教育或出身于和日本人合作的家族,自然导致台独有很强的亲日性质。岛内至今对“二二八事件”大肆纪念,然而造成更多岛内民众死伤的乙未战争却被淡化,民众了解不多。

以族群政治的视角分析乙未战争的记忆淡化也说得通。毕竟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上占优势的是外省人,人数众多的是闽南人,和外省人人口差不多、又没有政治优势的客家人只能低调生存。

外省人来了之后即推广来自岛外的“国语”即普通话,闽南人则仗着人数优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就有第一部闽南语电影了。而《一八九五》作为第一部台湾客家语电影,直到2008年底才上映。本族群的光辉历史,自己不宣扬,别人也很难记得住。

人数更少的原住民,在政治上声音更小,他们喊出争做“台湾唯一主人”的口号,可是原住民人数稀少,“台湾唯一主人”的口号注定只能被“台独”精英分子当做族群政治斗争的工具。

民主化也有好处,那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通过选票能达到的政治目的,就不用通过械斗来实现,原住民也不再会被做成“番膏”吃掉了。

“他们本来就不是这块土地的子孙”

《一八九五》里对于族群政治也多有体现。

操闽南话的人第一次出现,身份是强抢民女的土匪。开场闽南土匪强抢客家民女,就是闽南人和客家人矛盾的具象体现。后来闽南土匪受客家人的感召,和原住民一起加入义军,最终慷慨赴死。

在真实历史上,乙未战争中参与抗日的闽南人主力还是地主武装,而非电影中的土匪。比如漳州籍闽南人、“雾峰林家”代表人物林朝栋在中法战争期间就抵抗过法军侵略,而在乙未战争中其武装也成为台中抗击日军的主力。在乙未战争中的抗日积极性上,客家人最为坚决,其次是漳州籍闽南人,泉州籍闽南人再次之。

《一八九五》里淡化了一些闽南人和客家人的矛盾,比如电影中吴汤兴解释未能进占新竹城的原因是自身人手不足以控制新竹,然而在真实历史上,吴汤兴进兵新竹后,曾要求新竹城内富户预先缴纳一年租税充作军饷,结果原本就袖手旁观的闽南新竹富户,顿时大哗。鉴于此种情况,吴汤兴衡量再三,才率义军退出了新竹城。

而《一八九五》里渲染最多的一种情绪,则是客家人(或者可以代表台湾本省人)被大陆政府抛弃的无力感。

真实历史上,吴汤兴的父亲是广东人,逃难来到台湾入赘吴家,吴汤兴六岁时又抛弃母子俩返回大陆。

在电影中,吴汤兴的父亲抛弃吴汤兴,与大陆政权在日军侵略下抛弃台湾似乎是同构的,于是在电影里,吴汤兴有这样一段台词:

“我六岁时,我阿爸丢下我们回去唐山。我还记得,他那个头也不回的背影……他们本来就不是这块土地的子孙,但我们要坚持下去,还要写信拜托他们,再给我们一点粮草,一点药。”

这段话点出了另一种台湾本土意识的建构:既然大陆政权历史上并没有管台湾的死活,大陆人也并没有真正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台湾一般人只能靠自己才能求得一线生机。正因“他们本来就不是这块土地的子孙”,所以作为台湾本省人的“我们”就应该独自担负责任,“他们”和“我们”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区隔。

可惜直到整部电影的结局,吴汤兴盼望的支援也没有到来。

从主人公的选择上,吴汤兴这个历史人物的选择,因其被父亲抛弃而带有“台湾被大陆抛弃”的隐喻,显得相当巧妙。这种悲观的情绪来自清政府实实在在的抛弃。清廷在甲午战败后畏敌如虎,不仅不给台湾义军以支援,甚至配合日本大肆搜捕逃往大陆的抗日志士。

比如没有在电影中出现的一位客家英雄简大狮,在抗日失败后逃往大陆,结果清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将其抓获。万念俱灰的简大狮慷慨陈词道: “倭淫虐妻妹皆死焉,与之苦战不胜,故至此。我反倭,非反大清也。今为大清狗吏所杀,不恨;若以我予倭,虽死目不瞑!”

他自知必死,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赦于他邦” 。然而清政府还是把他交给了日本人,他被押回台湾,受尽酷刑后杀害。

清政府出卖台湾有多无耻?大概就这么无耻吧。

“肚子扁扁,也要挺扁”

民主政治下,族群对政治的影响通过选票就能看出来。

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就是“总统”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物种。

“总统”们在还未当选时,对比上一个另一党派做了八年“总统”的改革不力者是小甜甜,民众爱都爱不够。可等到两个任期八年后又变成了人见人嫌的牛夫人。“总统”们执政八年后卸任时的选举往往一边倒向其反对党,这时候的族群影响体现不大。

而在一个“总统”任满四年谋求连任时,其新鲜劲刚过去,又没有让人彻底厌倦,这个时候往往与竞选对手势均力敌,族群的重要性就有所体现了。

比如2004年,陈水扁刚度过一个任期谋求连任。在那年选举中,陈水扁把族群牌打到了极致,在“二二八事件”纪念日举办了主题为“二二八牵手护台湾”大型选举造势活动,绿营人士鼓动民众公开喊出“台湾YES,中国NO”的口号。蓝营候选人连战不得不被动应对,当日发表了“你血中有我、我血中有你——停止蓝绿仇恨”的演讲。

最终结果是陈水扁和吕秀莲的组合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连战和宋楚瑜的组合,陈水扁得以连任台湾“总统”。

根据民调查显示,蓝营候选人在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三个族群众都领先于绿营候选人。近九成外省人投票支持蓝营,四分之三原住民支持蓝营,客家人中蓝营支持率较低,但也有过半客家人支持蓝营。心向大陆的蓝营在少数族群这里收获颇丰。

然而,绿营胜在抓住了最大的族群闽南人。在闽南人中,绿营收获了58%的支持率。南部农村的闽南农民更是坚决支持陈水扁,甚至喊出了“肚子扁扁,也要挺扁”的口号。

陈水扁大打“族群牌”在这次选举中成功了。

八年后,谋求连任的变成了马英九。这次竞选候选人刻意挑拨族群矛盾的行为较少,代之以怀柔拉拢。候选人在电视辩论时会用国语、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的语言向观众问好。马英九会强调自己的客家血缘,而蔡英文则宣传自己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闽南人,外婆是原住民,以全方位拉选票。

不管他们怎么绞尽脑汁讨好各大族群,这次选举的结果大体还是延续了以往的惯性。闽南人仍然更多支持绿营,客家人、原住民多数支持蓝营,外省人压倒性支持蓝营。最终结果是马英九取得胜利,得以连任。

人们在观察台湾政治时,不难得出“北蓝南绿”的结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闽南人多分布在台湾南部,他们是绿营的重要票仓。而在北部,外省人、客家人分布较多,他们主要支持蓝营。当然,选举中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其他议题也很重要,不然如果只按照族群投票,绿营恐怕会一直当选。

显然,哪怕到了现代,在当代民主政治生活中,客家人并非如电影《一八九五》中那样能和闽南人捐弃前嫌。客家人过半支持蓝营的一大原因就是历史上屡受闽南人欺压,对“福佬沙文主义”(福佬人是闽南人的别称)有一定的恶感。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客家人对闽南人的仇恨,才让他们选择了蓝营的一揽子计划,压抑了部分“台独”倾向。

“天然独世代”与民族构建

话说回来,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值得思考:《一八九五》里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的形象居然相当好。

电影的一个叙述者是参与侵台日军的日本作家森鸥外,其叙述语言平和舒缓,饱含深情。而另一个在电影里突出展现的日本人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电影里采用了他死于疟疾的写法,而没有让他死在战场上。

电影里描述日军屠杀无辜百姓时,也反复提及决策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内心煎熬,“读过涅槃经里所描述的地狱……竟会在我手里成真”。仿佛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内心OS:本是不想屠杀的,还不是因为你们台湾刁民太多,我大日本皇军死这么惨,才无差别扫荡。

尽管电影里也反映了所过残破、尸横遍野的村庄,但也没有直接展现日军屠杀民众的暴行。

近些年来,台湾反映殖民时期抗争日本统治的电影里,或多或少有对日本人的美化,对其侵略暴行的淡化。这部电影也是如此,一方面大陆抛弃台湾仿佛“罪不可恕”,另一方面侵略者日本人又似乎“迫不得已”。这种野生史观在大陆人看来不可理喻,在台湾人看来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一八九五》这样抗日题材的电影,就多多少少反映了台湾本土民族的构建:大陆政权不好,抛弃台湾;台湾岛上的民众,无论是闽南人、客家人还是原住民,应该组成一个民族决定自己事务;日本侵略在历史上绕不开,但现实中“台独”似乎还要依仗日本人,只能努力淡化其负面意义,日本人必然是迫不得已的,可以原谅的。

这种宣传效果很好,就连豆瓣上这部电影短评的第一位都是这个画风。

电影带出来的同理心未免也太强烈了。

潜移默化的民族建构,正是通过教育、文化来影响人的。教育和文化中“去中国化”已经初见规模,这让生于1980年之后的“天然独世代”本土意识高涨,台独倾向很深。

有趣的是,在电影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听的音乐就是唤起捷克人民族意识的《伏尔塔瓦河》,暗指民族构建来源于西方。而日本成了东亚第一个完成民族构建的民族,在其入侵和大陆抛弃的双重作用下,台湾各大族群团结起来,民族构建进程得以开启。

显然这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台湾多个族群逐渐向单一民族构建发展开启于民进党的多方活动。

对于大陆来说,台湾统一这个任务背负着深重的历史包袱。一个最大的历史包袱是清政府在19世纪末一连串边疆危机中处置不当,割让台湾时明显不把人家当亲儿子(对比辽东半岛,原本日本人提出割让辽东,清政府付出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使日本人放弃),寒了几代心系大清的台湾民众的心。

另一大历史包袱是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倒行逆施,激发了台湾的本土意识,甚至让民进党开启了台湾民族构建。

显然,后世中央政权在处理与边疆的关系时,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是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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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对台湾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即如何体面地保住边疆权益,不让居住在那里的人寒心,生出本土意识甚至独立意识。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