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德国人的敢于面对二战战争罪刑情况，日本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盟军刚刚占领日本时，曾经通过盟军总部民间新闻教育组，撰写《太平洋战争史：日本军国主义和诡计之破坏》一系列探讨战争真相的文章，并公开在日本的各大报连载，它列举出日本的所有战争罪行，告诉日本民众，因为日本政府隐瞒真相，对日本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盟军借助——重塑日本人对战败以及军国主义之邪恶看法，让日本百姓了解日本何以战败，如此，日本才能真正去面对与反抗邪恶的军国主义，之后才能将日本带回正常和平国家之列。
但美军为了统治上的方便，他们希望确保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虽然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却刻意将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到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头上，并描述以裕仁天皇为中心的“温和派”追求和平的努力，这些“军国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利益与野心，不但欺骗了日本民众、甚至天皇都被蒙骗！
这样的错误作为不但造成日本人的困惑，也抵销了战后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反省力量，更使得保守力量重新掌握日本的政权力，1945年11月5日，当时的币原内阁通过一份有关战争责任的文件，文件中就明白表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因为周边局势所被迫发动的”；也就是说，当时日本会发动战争：“大东亚战争”，是因为受到——美、英、中、荷…等国对他施加军事与经济压力；即日本在二战时，是受到所谓的A、B、C、D大包围。在出于自卫之下，日本才会突袭英、美等国！
这种错误的描述，让侵略他国的日本人从战争的加害者，变成“被动反击”的受害者；甚至有关突袭珍珠港的细节，裕仁都被蒙在鼓里…这份文件最后也成为战后日本右派政客对于大战的主要论点与结论！由于美国的纵容，使得许多日本军国主义罪犯战成为1946年东京大审的“漏网之鱼”；例如恶名昭彰的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Shiro Ishii，1892～1959），就因为在战后对美军“毫无保留”的交出了所有人体试验的机密资料，因而来换得无罪释放，同时为了掩盖有关信息，美国在1945年12月对外宣布了他的死讯，甚至还公开伪造了一场葬礼，让石井免于受到战犯惩罚。
除此之外，部分被判有罪的战犯也大多在1949年和1950年之间被提前释放。致使许多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财界和军政界担任要职，例如甲级战犯岸信介（Yamaguchi，1896～1987，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在释放之后还当上了日本首相。
由于日本国家机器长期控制在被释放的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或其后代）手中，所以日本从来不会也不觉得——需要反省战争罪责，他们不但不将战争罪责与历史列在教科书中，甚至还美化战争罪行，因此德国前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就非常严厉的指责说：“日本人在亚洲没有朋友”。有日本良心之称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Ienaga Saburo，1913～2002）在其所著之《战争责任》一书当中，也相当沉痛的写道：“……日本这个国家不只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得担负起国际上的责任，也得谨记对本国国民要负起国内的责任……代表日本国家机器行使权力的个人，也应负起等同的责任。相对的，不在权力位阶上的被统治者的日本国民是不是就没有责任？我认为还是有不同于有权力者的责任。
然而，虽无行使权力的地位，却忠实地遵从权力的意志，并发挥其影响力以促其实现的情形…反抗者、推动战争者、听从者等则又有不同意义的责任，应列入讨论。不仅如此，在战争当时物资及精神未受影响的婴儿世代，战后出生‘不知战争的世代’是否也有战争责任的议题也不能缺席。
确立了日本本国及日本国民在各个范畴所必须负的战争责任后，与日本交战的联合国各国对日本、日本国民的责任也应该讨论，而不该只是做单向的批判。联军所执行的审判战犯曾被批评是‘胜利者的审判’，难免在不知不觉间将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诱导至否定的方向，也是将联合国方面的责任全束之高阁”。
如此经过70多年，在日本政府刻意隐瞒与压制下，日本并没有实质进行过任何有关于“南京大屠杀”之官方研究。许多日本右派学者对于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多以坚决否认代替忏悔，并大放厥词的说其为“虚构”与“幻影”，甚至说这些指控都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或是“美国的战时宣传”，做为对日本人残忍的根据，借此为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找到合理的理由；要不然就是尽量缩小被杀害的人数，由数千人到数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