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咖啡馆被一把椅子挡住了去路，你会怎么选择？
绕开，还是把它挪开？
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你是南方人，你会倾向于绕开；而如果你是北方人，你更愿意把椅子挪开。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件事可能跟你本人没多大关系，更像是一个被烙印在你基因里的行为。
北方人愿意挪，而南方人更愿意绕
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托尔汉姆（Thomas Talhelm）带领的团队在中国五个城市——北京、沈阳、上海、广州和香港的星巴克展开了这项研究。
他们在这五个城市的星巴克里设置了一个椅子困境：把两把没人坐的椅子放在通道上，中间仅留下一条让人侧身可过的空隙，然后观察路过的顾客和店员的反应。
他们总共记录了678个人经过这个“陷阱”的结果，并发现，在南方的星巴克里，只有6%的人会挪椅子，而北方的星巴克里，16%的人会选择挪椅子。
在上海，这个比率更是低到仅有2%，而北京则有接近17%的人选择把椅子挪开。
而如果把挪椅子的店员和顾客区分开来，南方挪椅子的人可能更少：因为调查发现，店员（因为工作原因）挪椅子的比率，要比顾客高5倍。
如果我们将这个比率再带入上海那少得可怜的2%里的话，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海人几乎不会挪椅子，他们要不就是挤过去，要不就是绕过去。
个人主义VS团体主义
对很多人来说，挪椅子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更没有人会去关心这背后是不是真的有南北差别。
但是对托尔汉姆这样的文化心理学家来说，这个小动作的背后，反映了一个更宏观的命题：某一类人群是更倾向于个人主义，还是团体主义。
显然，相较于更愿意从椅缝中挤或是绕道而行的南方人，北方人的态度更为直接，那就是把椅子挪开，给自己腾地儿。
这就带来一个结果，似乎南方人会更顾虑到周围的环境，比如这两把椅子究竟为什么会这么放？是不是椅子的使用者只是暂时离开了？
而北方人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对他们来说，椅子只是挡道而已。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论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南方人会更多地考虑到外界的因素，并不愿意与外人发生冲突；而北方人则更多的考虑如何做对自己有利，并不是特别在意是否会因此与外人发生冲突（比如椅子实际上是有人坐的，只是暂时离开而已）。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这反映出中国的南方人更倾向于互相依赖，而北方人则相对独立。
实际上，另一个实验也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
托尔汉姆和他的团队在北京、沈阳、上海、南京、广州和香港的256家星巴克对8964名顾客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发现，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在北京和沈阳的星巴克里，单独在店里喝咖啡的顾客都要比另外四座南方城市多。
平均下来，北方人自己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比例，比南方人高了10%，而且还是全天候碾压……
大米理论：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起源？
“星巴克实验”的结果，被认为契合了托尔汉姆2014年提出的一个解读中国为什么会存在南北文化差异的理论：大米理论（The Rice Theory）。
这个理论认为，种植水稻可能使文化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种植的则使文化变得更加独立。
▲1996年，中国可耕作土地中的稻田比例，颜色越浅表明稻田比例越高。图中三个畜牧大省（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未被标出，因为这些地方的汉族人受到的当地民族、政治等影响，可能会成为实验的混淆变量。在水稻-小麦分界线区域（黄色高亮部分）中，种植水稻的县市比相邻的小麦县市更倾向使用整体性思考（以安徽为例）。图片来源：T. Talhelm et al.（2014）Science.
托尔汉姆认为，这种文化差异是由水稻和以小麦为代表的、包括小米、玉米、大豆等在内的农作物的种植模式不同导致的。
他认为，由于水稻需要使用灌溉系统，对人力的要求也更多，不同农民之间需要协调，整个村庄相互依赖，因此村民们会建立起一些互助的系统，受此影响，这种文化就会变得更倾向于整体性（collective）。
而小麦则不同，小麦的种植并不特别依赖集体行动，这使得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安排种植计划，也让与之相关的文化更倾向于个人主义。
虽然在小麦从中亚传入中原地区之前，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小米，但小米的种植方式实际上与小麦是类似的。
所以其实可以认为，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从一万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住民选择驯化小米，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原住民选择驯化水稻时，就开始存在了。
但这又跟在星巴克挪不挪椅子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行为模式由祖先种什么决定？
在“大米理论”提出前，可能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主要有两种：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和病原体理论（pathogen theory）。
现代化假说主张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化的加深，人们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和分析性。
病原体理论则认为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性会使得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加危险，因而相应的文化倾向于孤岛化和集体主义。
但现代化理论在香港碰了壁。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领先中国的城市，香港除了拥有传统的中国文化，还因为被英国统治了150多年，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从现代化假说的角度看，这样的地方应该更偏西方，更倾向于个人主义。
但事实是，在香港，只有不到6%的人选择了挪椅子，这一比率高于上海、低于广州，稳稳坐在了水稻文化的圈子里。
同样种水稻的日本也是如此。被视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在挪椅子这个问题上坚决地跟发展中的中国站在了一起，两者都是不到10%，而美国这一比率是超过20%。
财富水平似乎也不能说明问题。在“星巴克实验”中，北京的被调查对象里60%出生在北京，98%的人来自小麦产区或在北京生活超过了2年；上海也类似，被调查者中61%出生在上海，93%来自水稻产区或在上海生活了至少2年。
由于星巴克在价格上会将部分低收入人群排除出去，所以可以认为星巴克的消费者属于“中产及以上”消费者，这些人传统上被认为更具有个人主义倾向。
但是在挪椅子这件事上，相较于愿意挪椅子的北京人，上海人真是宁愿挤过去，也不愿意挪椅子（17% VS 2%）。
至于病原体理论，在调查中发现，更高寄生虫疾病发生率的省份却进行了更少的整体性思考。
这意味着，虽然温度升高有利于传染病的传播，但是温度高的地方水稻也种的更多，对社群的忠诚和对陌生人的防备，反而让来自外界的传染病在社群内部传染的几率变小。
实际上，耕种模式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南方的宗族力量相对北方会更加强大。
由于水稻种植对灌溉系统的依赖，越强大的家族越能在水资源分配的问题上拥有话语权，这反过来又会加强家族的影响力。两者的影响互相叠加，最终在中国南方形成了独特的宗族社会。
而宗族的一个主要社会功能，就是传承文化。另一方面，宗族力量的强大，也会让生活其中的人更愿意通过调整自己去适应生存的环境，而不像北方人那样，很多时候要通过改造环境来谋求生存。
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很可能是由他的祖先生活在哪儿、靠种什么为生来决定的。
当然那个挪椅子的实验可能还有一个小bug，那就是对胖子来说，挪椅子真的是因为那道缝太窄了，实在挤不过去。
参考资料：
1.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T. Talhelm, X. Zhang, S. Oishi, C. Shimin, D. Duan, X. Lan, S. Kitayama, Science 09 May 2014.
2. “How Rice Farming Shape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Thomas Talhelm & Shigehiro Oishi,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Human Psychology (pp. 53–7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Moving chairs in Starbucks: Observational studies find rice-whea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daily life in China”, Thomas Talhelm, Xuemin Zhang, and Shigehiro Oishi, Science Advances 25 Apr 2018.
4. 《大米理论：祖先种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果壳网，https://www.guokw.com/1332/
5. 《托马斯·托尔汉姆和他的“大米理论”》，Calo，果壳网，https://www.guokr.com/article/438403/
6. 《为什么北方人倾向于改变环境，而南方人更倾向于改变自己？》，李斐然，《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