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在全国领域内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
但是，元朝统治者却对汉人实施的高压政策。
首先，大肆掠夺民间财富。由于蒙古人习惯了游牧生活，大量夺取农民耕地，改做牧场；民间的马匹，都被没收充作军用。农具、盐、茶、酒、醋等日常用品，全部收归国营，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
其次，在军事上实施军事管制。为了加强对汉人的防范，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置兵驻防，立里甲制，以二十家为一甲，蒙古人当“甲主”，负责监视全甲居民。此外，禁止汉人、南人锻造和私藏武器，不得打猎、聚众、学习武艺等，甚至不准夜行。
再次，尤其在文化上压抑士人地位。
蒙古人本身文化水平较低，考虑到汉族传统士人地位高、影响大，难以管理，就以各种理由打压。如当时社会的职业等级分别为：官、吏、僧、道、医、工、猎、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还不如娼妓。
尽管如此，元代文人还是开始艰难地寻找自我。
他们开始山林隐居，求仙学道，实际上这是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的自我麻醉，心情无法像前人那样坦然。越往后，他们逐渐发现这不是一条通往光明之路，内心充满着难言的苦涩。民族遭受蹂躏之恨，个人不幸的切肤之痛，使他们既打消了“兼济天下”的念头，又缺乏沉湎山水修身养性的情致。他们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虽然渴望着解脱，渴望着超越。
于是，他们需要宣泄自己的情感。
就这样，杂剧开始成为文人的新宠。
其实，对于元代戏剧家来说，创作本身是一种激烈的感情宣泄。他们将自己对世事的忧愤，对正义的渴求，对传统精神的反叛，统统融入杂剧创作里。
元代的文人们，迫不及待地欲借杂剧这一方寸之地，来发抒自己的不平之气。于是，这些“不平之气”带有极大个人随心所欲。他们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态度越出了封建秩序的藩篱，逐渐演变成为那时代的生活之源，客观上成为一种民族情绪的集结，成为当时社会心态的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