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通寺位于相山龙山、虎山两峰之峪。俗称相山庙，又称显济王庙。至今已历尽人间1700多年的沧桑。现在的庙宇是依明清建筑风格修复的，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西晋太康五年（284年）。据《宿州志》记载：北宋元丰间（1078—1085）赐额“显通”。辽金时又加封“显济王”，故又称“显济王庙”。
对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惠我南黎”御书的来历，相山地区流行一种传说：在乾隆年间，经由相山西北流向相山东南的濉水，因河床年久淤塞，每逢雨季泛滥成灾。安徽巡抚高晋奉命前来勘河修治。当他来到濉溪之后，又顺便到了相山的显通寺，看到庙宇由两山环抱，古木参天，风景秀丽，但寺庙破残不堪。于是，这个巡抚高晋就把治河的主要使命丢在脑后，而向乾隆上书修寺，美其名以求神明护佑百姓免于水灾。乾隆阅罢高晋的奏章，就命高晋除修缮寺庙外，另建一条十八里蔽日长廊。高晋贪赃枉法，把修治濉河的金银肥了自己的腰包，只草草修理了寺庙却没有遵旨建造长廊。 哪知后来，乾隆下江南巡视，路经彭城（今徐州市），设行宫于云龙山下，忽然想起要到相山十八里遮天蔽日的长廊来观赏风景，便令高晋陪同御驾亲往相山览胜。高晋接旨吓得魂不附体。他暗想，乾隆皇帝一旦前来，发现并没有遵旨建造长廊，这欺君之罪，定要杀头的，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生死关头，他谎奏道：“相山‘穷山恶水出刁民’，龙驾不宜前往。”高晋为保自己的性命，竟把山清水秀的相山和这里的穷苦百姓诬为“穷山恶水”和“刁民”。乾隆是个胆小鬼，果真不敢到相山。但他为了收买人心，安抚这里的百姓要安分守己，故御笔亲书了“惠我南黎”四个大字赐予相山庙。这是民间故事，不是历史。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黄河泛滥，山东、河南、安徽之间广大地区一片汪洋。是年乾隆南巡江浙，沿途亲睹这些地方灾情，回朝后，便命吏部侍郎裘曰修会同山东 河南安徽巡抚进行治理。裘侍郎会同安徽巡抚高晋同赴宿州、灵璧、虹县（泗县）进行实地勘察。他们在徐溪口看到该城“宛在水中”，便命同行的凤阳知府项樟环城筑堤以资保护。并查明“濉河自徐溪口至符离集七十余里，沙淤平岸，河形全失；自符离集至霸王城一百数十里，俱间段淤塞”，于是便提出治理方案，绘图上报朝廷，经允准后于当年秋季开工治理，经一冬春，于翌年夏初竣工。
冬春季施工时，天晴气暖，风雪不兴，民众情绪高昂，都感到这是相山神在暗助，于是纷纷提议愿意重修残破的相山庙，以答谢神灵。此议得到裘侍郎和高巡抚的支持，于是便向朝廷写奏折拨款，将残破的相山庙重修得焕然一新。这次重修奠定了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该庙的基本格局。
乾隆二十三年，裘侍郎“阅工经相山，备览舆情，为请于朝，蒙御书‘惠我南黎’，颁挂神庙，以昭崇敬之典。”当年除夕，高巡抚由凤阳知府项樟等陪同，冒雪亲临濉溪查看新修堤防（后人称此堤曰“项公堤”）。次日新年，于相山庙举行恭悬钦赐匾额典礼，高巡抚亲将匾额悬于大殿之上。后由宿州知州张开士将御书摹刻于石，陈设于大殿之东厢。原匾额现己不存，刻石则保留至今。
由此可知，相山庙内御书“惠我南黎”是由吏部侍郎裘曰修在朝报告相山民情后向乾隆帝讨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