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曾听说，阿波罗11号从未登上过月球，所谓的“人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不过是摄影棚里伪造出来愚弄大众的骗局？你是否听说过“全球变暖”乃科学家的捏造之词，真正的意图是骗取经费？你又是否听说，接种麻风腮三联疫苗可能导致孤独症，而癌症早有方法治愈，只是为了维持现有治疗方案的盈利才故意不公之于众？
现在，不管怎样，这些大名鼎鼎的阴谋论，你现在是听过了。
谈起这些所谓的“真相”，“知情人士”常常一边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一边却又恨不得掏心掏肺抖出其中所有的秘密。末了，那人还要掩着嘴压着嗓子说，“这事儿，利益纠葛之深，牵涉范围之广，可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哦，那么神秘，那告诉你的人，是怎么知道的？
这种“悄悄告诉你”的阴谋论者常常出现在大卫·罗伯特·格莱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博士的生活中。大卫是个医生，在牛津大学从事癌症研究，同时也是科学作家。这样的身份让他在平日里总能从听说各式各样与科学相关的阴谋论。该做些什么了，他想。
相比于举证批驳，大卫选择了另辟蹊径——牵连甚广的阴谋并不是没有过，他决定算一算，那些大规模的暗中勾结，到底有多容易败露。最终，他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阴谋论的可行性，并写成论文[1]发表在了《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
重大阴谋，能撑多久？
大卫的研究结果非常地……显而易见。结果表明：规模越大、涉及人数越多的阴谋，越容易在更短的时间内暴露。这其实不难理解：知情人士越多，机密遭到正义使者揭发或“猪队友”不慎泄露的可能性就越大。以过去几个已经暴露的几个巨大阴谋为代表，大卫计算了其中平均每人每年泄露秘密情报而导致计划流产的概率：
1. “棱镜门”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利用大型网络公司挖掘数据、搜集情报。预估涉及人数3万人，约历时6年后暴露，平均泄密概率为4.09×10^-6；
2. 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美国公共卫生部为了研究梅毒，表面上为非洲裔病患提供免费治疗，实际上仅供应安慰剂，放任梅毒恶化。预估涉及人数6700人，约历时25年后暴露，平均泄密概率为4.20×10^-6；
3. 美国联邦调查局法医丑闻：联邦调查局鉴证人员故意夸大毛发比对吻合率。预估涉及人数500人，约历时6年后暴露，平均泄密概率为2.45×10^-4。
大卫以其中策划得最为“周密”、平均泄密概率最小的“棱镜门”事件为参照，计算了现在几个著名阴谋维持不暴露的时间。
根据计算结果，“登月骗局”和“全球变暖骗局”应在三年零八个月内败露，而癌症的“秘密治愈疗法”如果存在，也该在三年零两个月左右为大众所知晓——要知道，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距今已经近47年了。而且，前提还是“骗局”策划人员的口风和美国国安局一样紧。若是参照法医丑闻的水平，阴谋能够维持的时间又要大幅下降。这三个阴谋论的可信度有多低，也就不言而喻了。
若要人不知，就……少让人知
实际上，大规模的阴谋维护起来非常困难，人多口杂，指不定哪天就出岔子。大卫的模型推测，一个阴谋若想维持10年不暴露，最多只能有1257个人知情。而像“登月”这样年代久远的事件，如果至今仍是一个未被戳破的“骗局”，其知情者恐怕不能超过两三百人——然而，1965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雇员人数峰值就超过了41万人。
所谓夜长梦多，知情人存在的时间越长，阴谋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一种情况：在模型中，大卫考虑到，如果阴谋仅涉及到单一事件，后期不需要工作人员继续维（作）护（恶），那么随着知情人的死去（比如被其他知情人杀人灭口），阴谋的暴露概率可能在随时间推移达到某一峰值后开始降低。然而，这个办法也终归不是长久之计——组织清除知情人的行动增加了阴谋败露的可能性，尚存的知情人看到同伙不断被害，也说不准反过来对抗组织，来个鱼死网破。
相比之下，科学界的“阴谋”就更加难以维持了。科学发现公开发表后，科研同行乃至民众都能看到研究数据和结果，领域内科学家也会进行重复实验并做出自己的推测。有这样一套科学研究方法在，想要造假不败露，就算是给整个领域的科学家发封口费，也不一定能成。
而另一方面，相信科学相关的阴谋论，特别是医学领域的阴谋论，往往可能带来比相信人类从未登月更沉重的代价——在听信疫苗有害而拒绝接种的例子中，这样的代价便是生命。
模型虽好，仍需努力
通过计算各个阴谋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来拆穿阴谋论无疑是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办法。然而，大卫的这个模型也尚有瑕疵：首先，论文以三个已暴露的阴谋作为参照，可能导致结果偏差。不过论文中考虑的均为最保守的情况，实际阴谋暴露的可能性将只高不低。另外，论文只考虑了暴露阴谋的内部因素，而忽略了外部因素及整个过程的动态变化。不过实际上，阴谋策划者的处境可能更为严峻——既要抓“内奸”，又要防止半路杀出个看穿一切的程咬金。
然而，即便模型更加精细，结果更加准确，大卫自己也清楚，试图用这样的方法来唤起人们的理性思考，“还是肯定无法让所有人信服。”他表示，对阴谋论的坚信往往出于意识形态诉求，而且受回声室效应的影响而变得难以扭转。这使得在反面证据已不胜枚举的情况，部分人群仍然坚信各种阴谋论。“我们还需进一步剖析这些阴谋论的形成过程和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原因，并以此思考对付它们的方法。”大卫说。
（编辑：C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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