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初秋，驻扎在上海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军（也就是“登部队”）通过军事顾问部向汪精卫伪政权提交了一份“肃清方案”，希望汪伪政府配合日军，把一些出产丰富的地区“治安”搞得更加完善一些，当然，其目的在于肃清各地区内部的敌对政治或军事反抗势力，以此有利于日军对于中国的经济压榨。
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商谈，周佛海接连向几个好友吸收意见。梅思平主张从南京附近的几个县试点一年，并推荐他来主办此事，说他有地方行政的经验，而又略懂一些军事。周佛海说：“肃清这两个字太刺耳”，中国历史上把这类行动称之为“清乡”，不如用这个老的称呼来形容比较妥当。
换名的汤药一样有毒，名为“清乡”实则“肃清”，只是给后世留下更多调侃和谩骂罢了。
3月，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把南北两个傀儡组织——南京的“维新政府”和北平的“临时政府”合流，由汪精卫组织所谓“国民政府”，在自担任“代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时候，采取了这次臭名昭著的清乡行动。
汪精卫仗着日本的旨意，开始筹备清乡委员会，7月时便已筹备就绪，汪精卫又以伪行政院长和伪军事委员长的双重身份兼任了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接着汪伪在苏州成立“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开始在江苏省的昆山、吴县、常熟、太仓四个县的部分地区，配合日军的军事扫荡，推行清乡罪恶活动，这个行动以地区而言，由苏浙皖三省扩大到湖北广东以及“淮海地区”，波及的面比较广；就时间而论，自1941年7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时足足四年有余，时间久，迫害也就严重。其中人民受其荼毒者何止千万，可谓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那么，汪精卫为什么要接受这么一个灭绝民族正义的行动呢？
自汪精卫沐猴而冠，还都南京以来，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傀儡政权形式上虽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些地方伪政权同南京伪政府依然貌合神离。特别是北平临时政府名义上虽然已经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可是它和汪伪政府分庭抗礼，各自为政。所以汪伪政府当时所能管辖的区域仅有原属南京伪维政府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而已，辖区实在太小了。而原属伪维政府的地方组织与人事还要汪伪国民政府继续下去，不能够变更或调动。因此，汪伪政府只好关上南京城门做他的小朝廷。汪伪的政令不能够走出南京半步，这与1939年汪精卫未到南京前在上海组织弄堂革命时的情况，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好不了哪里去。
再者，苏浙皖三省的那些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扛起了革命的旗帜，在敌后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有力的牵制了敌人的深入内地，遏制了沦陷地区的蔓延，从而使得日军在沦陷区的军事占领，仅仅波及大中城镇和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的点或线，不能展开成面。以此也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以战养战的战略决策，使得日军在战争的泥泞中拔腿不前，越陷越深。
所以，为了扩大自己伪政府的影响力，也为了铲除共产党的反抗势力，汪精卫铤而走险接受了清乡行动，并仗着日寇的实力为虎作伥。
同时，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因为日本的军事占领未能深入农村，以巩固日军的军事占领。
由此可见，汪伪政府不但不能适应日本的需要，且由于它的统治不能够深入到最底层，赋税于是也收不到，政府经费也无从着落，反而使得日寇多了一层负担，这是日军始料未及的。
于是在1941年初，汪伪傀儡政权的导演者——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向汪精卫提交了清乡计划，并要他考虑主持清乡的人选。汪伪是日寇的大汉奸，对于主子的意旨当然是唯命是从，全部接受。
对于主持清乡人选，汪精卫最初属意于当时的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有一天，汪精卫对罗君强说：“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异于一个太子太保。我想给你一件实际的工作，你看怎样？”
汪精卫那时虽然没有说明工作的具体内容，但罗君强早已心中有数，欣然就接受了。因为他知道清乡计划已经在汪伪政府里面人尽皆知，汪精卫此时除了清乡行动，没有其他更加急迫的事情需要委任给他的。
罗君强官瘾很大，于是他便邀请周学昌每晚到他家里去，起草清乡督办公署的组织条例与清乡计划，可见，罗君强非常看重这一次行动，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这些官场里的蛀虫就是这样啃食着贪腐的伪政府血液的。
当清乡运动展开的时候，犹如一群日寇圈养的走狗奔跑的田间地野。
“清乡运动”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日军修筑工事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接着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全方位扫荡；第二步是“政治清乡”；第三步是“经济清乡”；第四步是“思想清乡”，这一步步下来，正见证了一段滑稽的历史图景。
然而，这段历史不是亮色，是暗色，是白天走向黑夜的悲哀；
这段历史不是黄钟，是瓦釜，是良知毁灭的嘶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