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还是就业？
工作围城
青年失业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克里斯蒂娜·丰塞卡曾在期末考试之前一周得了肺炎。克里斯蒂娜·丰塞卡回忆说：“我曾想过我会死。”当克里斯蒂娜·丰塞卡康复后，她重新评估了自己要优先处理的事情。作为一个明星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蒂娜·丰塞卡曾有很多工作机会，但她却全部拒绝了。“我意识到我不愿意花一辈子去做任何不值得去做的事情。”
克里斯蒂娜·丰塞卡开始自己创业。经过一年的创业失败后，克里斯蒂娜·丰塞卡与他人成了一家名为“谈桌”的公司，谈桌公司帮助其他公司成立客服中心。克里斯蒂娜·丰塞卡声称：利用谈桌公司的软件，客户能在五分钟内设立客服中心并进行运作。
克里斯蒂娜·丰塞卡女士创业成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对于千禧世代的工作情况感到乐观。在28岁时，克里斯蒂娜·丰塞卡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服务，该服务能支持另一种最近才出现的服务。克里斯蒂娜·丰塞卡生活在葡萄牙，但却将业务拓展到了全球。
当读者阅读本文时，克里斯蒂娜·丰塞卡的事迹听起来与几个年轻企业家十分类似，例如，一个俄罗斯人设立的虚拟模特人才机构（castweek.ru），一个美籍亚裔大电提琴家教人们怎样使用手提电脑制作新声效（danaleong.com），一个尼日利亚人设立了一个新出版公司，专门出版非洲爱情小说（ankarapress.com）。
现在的年轻精英懂多种语言，具备全球视野，精通数码设备；他们几乎没人知道互联网之前是生活是怎样的或者能想象没有互联网时，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在他们之中，那些著名人物是在30岁之前改变世界，例如脸书（Facebook）公司的马克·扎克伯格，谷歌公司（Google）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Instagram 公司的凯文·斯特罗姆。全球经济为千禧世代提供了良好条件。例如，与创建一家工厂相比，数码创业公司需要的资金要少很多，一个优秀的软件能以极低的成本销售数百万份。因此，现在的土豪赚钱的速度远远快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这样的老富豪。
当前世界的工作条件对其他年轻人却不那么容易。佛罗伦萨·莫罗是巴黎一名年轻建筑师，他在2009年离开大学时遭受双重打击——那时的世界经济不景气，他还是个法国人。佛罗伦萨·莫罗说：“我真的需要一份全职固定工作。”按照法国多达3800页的劳动法规，签署固定工作的员工享受福利多，很难被辞退。
因此，法国公司全部停止招聘固定工：五分之四的新雇员签的是短期合同。佛罗伦萨·莫罗女士曾做过8份工作，没有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超过16个月。因为家里有个小孩，佛罗伦萨·莫罗不得不继续找新工作。“这很累人。”佛罗伦萨·莫罗感叹道。有个雇主建议佛罗伦萨·莫罗应当成为一个“企业家”，以承包商身份做之前的工作，这样公司能不固定地使用她，又不会增加辅助成本。佛罗伦萨·莫罗拒绝了这个建议。
城内人和城外人
在法国，无业青年人数（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对青年的定义，15岁至24岁）的是青年总数的25%，是三十年以来最高点，令人震惊。法国政府时不时地颁布劳动法规，但法国选民对这些改革举措毫无兴趣。有观点认为就业人员享受了太多法律保护，因此求职者很难找到工作，佛罗伦萨·莫罗不接受这种观点。佛罗伦萨·莫罗认为是雇主的剥削造成了这种情况，无论政府派别属于左翼还是右翼，她对法国政府能否解决此问题表示怀疑。
僵化的劳动法规让青年求职者比年龄大的求职者更难找到工作。没有很多工作经验的人发现自己找工作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雇主展示。当公司知道他们不能简单地解雇员工，他们在招聘员工时就十分犹豫。此情况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尤为明显，公司必须为大龄固定工的清闲时光承担巨额固定费用。
不止法国面临这样的难题，在欧元区，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法规，对在职员工呵护备至，而对求职者设置障碍。这三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48%、48%和40%。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有着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巴西雇主除了支付雇员典型工资外，还要上缴法定强制利润和税款。南非则是欧洲式劳动保护方式配上采取极端种族偏袒措施。
南非公司必须优先雇佣黑人求职者，即便求职者不符合要求，只要“求职者能在合理时间内具备工作能力”。巴西青年的失业率约为16%，而南非青年的失业率高达惊人的63%。就全球而言，青年失业率为13%，与之相比，成年人的失业率为4.5%。与大龄求职者相比，年轻求职者找到临时性、低工资或无保障的工作的机率更高。
失业对青年人有多重影响。首先，失业者感到焦虑；其次，失业是潜在人力资源的浪费；求职者将很多时间用来发送履历邮件或沮丧地躺在沙发上，而不是将时间用来修炼热水器、铺设电缆或者开拓业务；第三，财务破产。如果青年人不能在职业生涯迈出一步，将来他们很难供养支撑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第四，失业状态有固化功能——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越长，他们丧失的技能和自信越多，雇主对他们也越没兴趣，他们越容易放弃希望和依赖救济金生活。
如果人在年轻时失业产生的疤痕效应会产生更坏的影响，多半因为年轻的时候是工作习惯养成阶段。教堂山镇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托马斯·姆罗茨和韦尔奇咨询公司的蒂姆·萨维奇发现只要某人在22岁时有六个月失业，23岁时，他的收入会比没有失业的人少8%。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保罗·格雷格和艾玛·托米雷发现年轻时失业过的人42岁时的收入比同龄人低13-21%。斯特灵大学的大卫·贝尔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大卫·布兰法罗发现那些在二十出头时曾失业过的人，到了50岁的时候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快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斯特凡诺·斯卡尔佩塔声称：“第一个十年很重要。在这一时期将决定年轻人的长期职业生涯，年轻人将在这一时期掌握软技能，例如责任心、守时和团队精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主要为富裕国家服务的智囊团。
据世界银行估计：在未来十年，将有十多亿年轻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在他们之中，仅有40%人能从事现有工作种类。私营企业将创造约90%的新工作。经济增长是创造就业机会最好的促进因素，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对年轻人而言是特别好的事情。斯特凡诺·斯卡尔佩塔先生赞同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最近促使劳动法规变得更灵活的措施，但他还认为劳动法规应当更简化一些。
例如，最好废除临时合同和正式合同的界限，只采用一种规定雇员利益和工作保障逐步增加的基本劳动合同格式。丹麦的情况就表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依然能提供给劳动者安全感。在“弹性安全”系统里，丹麦公司能简单地招聘和解聘员工，失业劳动者能得到国家的帮助，让他们能重新获得培训和找到新工作。
工会常对最低工资制度喜爱有加。最低工资对在职人员有好处，但最低工资定得太高，将不利于那些技能或经验不足的人找工作，这些人通常是年轻人。通过最低收入补贴来补助工资具有较好作用，让最低收入雇员的税后工作得到了提高，而又没有增加雇主的开支。最低收入补贴最终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因此，很多国家政府倾向于提高最低法定工资，将成本转嫁给其他人。美国民主党正试图将联邦最低工资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此举肯定会提高失业率。
将傻小子变成企业家
创造宽松环境让年轻人自己创业也很重要。青年人可能精力充沛并善于接受新观念，但他们创建的公司却不如大龄企业家的公司成功。年轻人发现他们很难融资，因为他们基本上信用记录级别不高，可抵押物也少；他们通常对要进入的行业所知甚少，也与同行很少接触。全球创业观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年龄超过35岁企业家创建的公司生存42个月的数量是25-35岁企业家创建公司数量的1.7倍。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年轻人对自己创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52%的年轻人表示自己有意创业，与之相比，富裕西方国家只有19%的年轻人有创业意愿。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非洲年轻人没有多少选择；在贫穷国家，工作机会少很多。
一个名叫芭麦义·贾切的17岁尼日利亚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贫穷国家企业家。芭麦义·贾切上午8点至12点在学校上学，下午就在炽热的阳光下售卖袋装水给其他没有自来水的穷人。芭麦义·贾切一天能赚1美元，一半的钱用来交学费，他打算将来成为一名医生。
家境富裕的年轻人正在尝试新的成功创业模式，将自己塑造成“社会企业家”。例如王克伦（Keren Wong），她出生就有“特权”（她的父母有足够的钱供她去康奈尔大学读书）。王克伦是一位美籍华裔，正在管理一个BEAM 项目，该项目能将中国农村教师联系起来，相互交流教学心得，提高教学效率。
唉！在各处，人们都发现年轻人的技能与雇主的要求并不匹配。克里斯蒂娜·丰塞卡表示他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才来制作软件。克里斯蒂娜·丰塞卡说道：“我需要很好的工程师，很好的设计师，这些人要讲英语讲得很好，现在就是缺这种人。”随着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元素越来越多，对智能技能的要求也随之上升。全球的学校还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