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散文理论来自公安派与英国小品“合成”?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最富盛名的文体家,在文体创作与革新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他提出“美文”的概念,并实践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文小品。尤其是在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周作人在理论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反对文以“载道”的思想。他说:“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轻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坛上的说教。”但后来他也熟悉到了自己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1928年5月,他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写《跋》时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在写或读可以说本于消遣,但同时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是想要去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是周作人从思想内容上,对散文的文体特征,得到新的进展。到了30年代,周作人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时,全面系统地谈了自己对现代散文的理解。在谈到现代散文的精神源头和其受到的影响时,他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却恰当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散文源流上的熟悉,在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所得到的全新的理论。

周作人为何对散文作如此解释?我想应该从两个源头---即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来阐述它们对周作人的影响。

公安三袁早在“五四”以前就以诗人的身份走进了现代知识界的视野,例如,陈田辑撰的《明诗纪事》庚签(1909年刊刻)卷五不仅选录了三袁兄弟的31首诗,而且汇辑了明清人的评论,陈田还为三人分别撰写了按语;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初版)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初版)已列有专章或专节来介绍“公安派与竟陵派”。胡适曾于1916年9月从曾毅《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四十六章中读到袁宏道的《西湖》、《偶见白发》两诗,虽以“皆可喜”而“亟称之”。公安派的革命性质和现代意义,是周作人在1928年首先发现的。其机缘始于“五四”落潮后的反思过程中,他开始把目光从西方文学转向中国古典文学,一边阅读、讲授乃至指导门徒整理明人文集①,一边撰文探讨现代新文学与明末文学的关系②,以至萌生过编一部“小品散文选”的设想。公安派与现代新文学的关系,是周作人这一思路的真正起点和亮点。这几乎全部都是新的,其中最值得本文关注的有如下四点:

一是肯定公安派对于前后七子“复古的风气,揭了反叛的旗帜”。

二是指出“以袁中郎作为代表的公安派,其在文学上的努力,直继续至清朝的康熙时代”。

三是认为公安派的主张与胡适差不多,“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

四是发现“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和“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现在再看周作人的散文理论,可见古今“相似”是他寻根溯源的表征,但其实质却明显有别:一类是今人与古人对话以后的“相似”,这往往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继承或借鉴(但不是模仿)。一类是今人未与古人对话时即已存在“相似”,如“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俞平伯、废名的作品“和竟陵派相似”,但他们此前并没有读过公安派或竟陵派的书,所以这类“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如“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俞平伯、废名的作品“和竟陵派相似”,但他们此前并没有读过公安派或竟陵派的书,所以这类“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而有意寻根溯源的今人,实际上是在寻找与自己(或包括自己在内的群体乃至这个时代的潮流)相似的古人,故也可归入这一类。那么,显而易见,这两类古今“相似”,正体现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因为有古今心灵“对话”的纪录或凭据可供参考,有利于寻绎出演变的轨迹,其所得结论比较容易获得认同。后者或是以间接、潜伏的途径渗透,或是由于时代、环境、个性相似而使得今人与古人精神相通或风格相近,虽由于不易寻绎其演变的轨迹,其所得的结论也难于获得认同,但今人一旦寻找到最“相似”的古人并产生共鸣,实际上就已开始向前者转化。因此,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西方文学的引进者和现代散文大师,周作人的这种寻根溯源仍然意味深长,它不只是一种出自“假定”的学术论证,而且兼具为尚在发展中的新文学引导方向的意义。周作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勾勒出公安派的现代版形象,虽然简略而写意,却既令人遐想,也招人疑思。

从以上的言论中,处处可以看出周氏有意识地继承公安派散文理论的一面。古代散文理论非常丰富多样,但周氏择取的恰恰是公安派的理论,他说:“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以为公安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是沿着这个统系。”这恐怕与周氏对明末知识分子的神往有关,在周作人看来,明末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反抗正统中获得了思路与文学中的自由天地。

正如我们料想的那样,周作人总是试图给散文一个详尽的定义,或称之为美文,小品文,或称之为笔记。最初将各种具体解释形成理论来表述,是在《美文》一文中。该文简短,提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散文,但英国小品文却占着头等重要的地位。

对此,周作人的说法是“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不少新文学作家如郁达夫、朱自清有着很大的差别。但他又不能否认现代散文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接受的来自异邦的影响。周作人以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使人阅之自生美感”[2〕,“这种文章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作为“近世自我的解放和扩大的”产物,它“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用蒙田的话说,即“我所描写的是我自己。”周作人以“美文”标示散文一种,强调了对于散文“美”的召唤,同时也表达了对杂感类公共写作模式的反拨,主张“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以凸显散文文本中的个人性。

周作人曾先后翻译介绍了艾迪生、兰姆、欧文、吉辛等英美散文作家,并主要强调了他们的散文叙事与抒情“两者夹杂”的特点。以后,周作人又把蒙田、兰姆等人的散文特点归纳为“说自己的话”,这里,周作人注意到了英美散文(主要是随笔)在内容上主要是表现自我、说真话、抒真情;在形式上将叙事与抒情结合的特点。对周作人散文理论影响最大的还是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蔼理斯在强调让人的生物本能非欲念自然发展、自由生长的同时,又用人所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加以克制,以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周作人从蔼理斯的理论中的这种“自由”与“节制”相协调、相平衡的原则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他认为“自由”正是小品散文所应表现的主要内容,具体说来,就是要着重表现率真、自然的人性和生活情趣。而“节制”则是一种艺术的机制,也就是小品散文在艺术表现上应追求表现自我与隐蔽自我、感情的倾泻与控制、放与收之间的平衡。

总之,相对于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建构的现代散文“主流话语”而言,周作人的声音无疑是较为独特和深刻的。因此,重视和分析他的现代散文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描述现代散文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