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谭明刚
什么叫江湖？ -----------------由猪小戒旧房焕新 谭明刚整理
江湖
所谓江湖，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关于江湖的爱情故事，关于江湖中的豪情，义气，关于闯荡江湖的点点滴滴让人刻骨铭心，小说里面一个个经典的故事让人们对它充满了向往，很多人们都受到它的影响，也因为这样，传奇一类的江湖游戏才会在中国那么火。
相濡以沫不如相望江湖
有人的地方 就是江湖
江湖一词出自:泉涸，鱼双与处于陆，相掬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什么是江湖？人即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即是江湖。江湖是美丽的，在深夜的街头独自挥舞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剑，像风一样潇洒，江湖是无奈的，看着自己的师友至爱喋血黄沙，为报仇也只能十年面壁。这就是江湖。在江湖里，你可以和你的爱侣双剑合璧，共奏一曲“笑傲江湖”。也可以凭着自己的绝顶聪明，找寻传说中的秘籍，练就绝世的武功。或者开山收徒，成为受人景仰的宗师。也可以打一把自己的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成为传说中的孤独剑客。等到完成了一些近于苛刻的条件，你就可以拜风清扬、张三丰、达摩祖师、王重阳、杨过这样的传奇人物，学到令人艳羡的武功。
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出自《庄子 大宗师篇》，原句为“泉涸，鱼双与予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原文意思是：泉水干涸后，两条鱼未及时离开，受困于陆地的小洼，两条鱼动弹不得，互相以口沫滋润对方，使对方保持湿润。此时，两条鱼便缅怀起往日在江河湖水里自由自在，彼此不相识的生活。
而后古龙在一本武侠书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成为惊世之言，至此，江湖的称谓为更多的人接受，也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最终，还是由古龙先生为江湖的称谓做了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诚如斯言，记得徐克版的《笑傲江湖ii东方不败》，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水墨山水、纯真作品，因为任我行“只要有人，就会有恩怨”变得沉重。
追溯庄子，历来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玄妙的真理，可谓寸字寸金。江湖，而非溪海，正因为溪水不能容纳更多，给人的感觉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我们不能忍心看到浑浊；海，又失之巨大，猛烈而骇人，心中只有敬畏，感觉望而却步。只有江湖，才能真正表现意境，江有溪之隽永绵长、且有奔渤之势，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湖，另有海之深沉，无穷的生命蕴涵之中。人之悲哀，就在于江湖。
“江湖”的词源
——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谈到江湖文化第一元典《庄子》
张远山
当代大陆学者的著作，我若非翻两页就看不下去，便是划上许多否定-性杠杠，以备一旦需要撰文批评，查找证据方便。然而陈平原先生所-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不仅一口气读完，还划了不少肯定性杠杠-。此书胜义颇多，如论侠客为何必佩剑、侠骨为何香如许，均予人启-发。妙句也不少，如“'山林’少烟火味，而' 江湖’多血腥气”；-“'山林’主要属于隐士，'绿林’主要属于强盗，真正属于侠客的-，只能是'江湖’”；“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只可惜此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言必称“江湖”，却未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词源。
一
此书第七章《笑傲江湖》开篇曰：“谈武侠小说，无论如何绕不开'-江湖’……'江湖’属于'侠客’；或者反过来说，'侠客’只能生-活在'江湖’之中。这种近乎常识的判断，其实大有深意。只是人们-很少深入探究为什么'侠客’非与'江湖’连在一起不可。”随后对-“江湖”一词进行了词源学探索。
陈平原对“江湖”一词的释义是：“'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这一浮泛释义的症结在于，他找到的最早出处是-秦以后的《史记》：“ 《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他显然知道，这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于是又自己加以-否定：“其中的'江湖’即指五湖。故《国语·越语下》又称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由于没能找到“江湖”一词的源头，陈平原的以下解说就不得要领了 -：“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很可能就不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高适诗'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杜-甫诗'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杜牧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其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相对之意，即隐士-与平民所处之'人世间’。'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
从并非“江湖”一词之源头的西汉《史记》（尽管所述的是春秋末年-的范蠡），一下子跳到八百年后唐代诗人高适、杜甫、杜牧带有“江-湖”字眼的诗句，再跳到三百年后北宋范仲淹关于“江湖”的名言，-时间跨度千载以上，陈平原依然没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词源，因为-他找错了方向。他应该到《史记》以前去找，而不是到《史记》以后-去找。所有元素型的文化观念都必须到先秦典籍中找到源头才算数，-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基本常识。先秦之所以被称为轴心时代，就因为它-提供了后轴心时代的一切文化元素。
由于找错了方向，又实在无计可施，陈平原只好把“江湖”的词源问-题悄悄搁过一边，回到“笑傲江湖”本题：“《史记》为游侠作传，-没有使用'江湖’这个词……唐人重新把侠客置于江湖之中，这一点-很了不起，基本上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发展路向。……唐代豪侠小说中-已出现'江湖’ 这个词，并把'江湖’作为侠客活动的背景。”〔2-〕由此一路向下，一直论到二十世纪的新派武侠小说，论到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由于对“江湖”的词源语焉不详，陈平原就给了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江湖”一词是迟至唐代豪侠小说才正式出现的。
二
“江”、“湖”两字分开使用时单独成词，作为专名固然特指长江和-洞庭湖，作为共名固然泛指三江和五湖，然而“江湖”一词既不是“-江”、“湖”两个专名分开解释后的简单相加，也与 “三江”、“五-湖”的共名无关。在中国文化中，“江湖”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专名，-“江”、“湖”两字仅仅是词素，不能单独成词，也不能分开释义。-更重要的是，“江湖”这一专名的特殊意义，决非从唐代豪侠小说到-当代武侠小说对此词的事后追加，而是唐代以前的先秦时代早就有的-：民间社会的江湖文化与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相对。因此并非先有“-侠客”，后有“江湖”，而是先有意义特殊的“江湖”，后有纵横笑-傲的“侠客”。这是因为，此词的真正词源出自始终不被儒家中国承-认为正式经典的中国文化第一元典《庄子》。在《十三经》和所有先-秦典籍中，都没有出现过“江湖”一词——不过说有易，说无难，海-内外硕学博闻者若有异议，切盼教正。
《庄子》全书使用“江湖”一词凡七处，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江湖-”，按顺序依次如下：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 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重言又见《外篇·天运第十四》）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外篇·至-乐第十八》，重言之异文又见《外篇·达生第十九》）
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以上五条（两条略）中哪条是“江湖”的原始出处？容我偷懒抄一段-拙著中的旧文：
庄子与韩非是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两个先秦思想家，尽管庄子死后-数年韩非才出生。但他们两个人的巨大天才，造成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两种力量：庄子左右了江湖文化，韩非主宰了庙堂政治。—-—顺便一提，与庙堂相对的“江湖”一词，也源于《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的这个大葫芦寓言。被人视为〃江湖〃一词出处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倒是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两个“江湖”虽然语意相近，毕竟还是第一个更符合后世通用的“江- 湖”。〔3〕拙著《寓言的密码》之所以仅引两条，因为《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亲撰，外篇为亲炙弟子据庄子遗稿与闻见整理编纂，杂篇为再传弟子-与庄门后学所发挥。而且只有第一条直接论人（惠施），后四条（加-重言二条）皆以物（鱼、鸟、狐、豹）喻人。所以我认为首条出现最-早，是“江湖”一词的真正词源。江湖中国的通天教主庄子，无可争-议地拥有“江湖”一词的知识产权。
三
陈平原说：“'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际-上是把伪经当成了真经。
出自《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语，固然是关于“庙堂”、“江湖”的最-大名言，但它不仅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而且范仲淹的儒家立场-使他更不可能把“江湖”的文化意义解释清楚，而是一定会对“江湖-”的真正文化意义进行歪曲和篡改。
儒家庙堂所推销的政治人格是忠君牧民的“君子”，道家江湖所弘扬-的文化人格是傲视王侯的“真人”。“江湖”的文化意义，与范仲淹-的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兼容，所以范仲淹对“江湖”的解释完全不足为-据。范仲淹笔下的“江湖”并非文化中国的真江湖，而是政治中国的-伪江湖——这个政治中国的伪江湖立意要消灭的才是文化中国的真江-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揭示的只是因失意而暂处江湖的真-儒家的卑琐政治人格，却远未揭示那些安居江湖、乐处江湖、傲立江 -湖的真道家的伟岸文化人格。
那些“每饭不忘君恩”的儒家，即使因不被帝王接纳或失宠于帝王而-暂处江湖，也不是真道家，充其量是伪道家，所以时刻想着钻营夤缘-进入庙堂。真正的道家不可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江湖新解：在现代的年代，江湖两个字远远不是表达狭义的地方了。现代人说的江湖，往往是说的黑社会秩序。
混在黑社会，就是喋血在江湖。小说中，电影中所塑造的黑社会英雄，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
江湖，在中国文化中有多种含义，但大多数均表示某种在官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庙堂”，或者朝廷）之外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在香港可以指为黑道的圈子。香港电影《江湖》就是2004年一部讲述黑社会的作品 (参看江湖(电影) )
而在不少中国文学中，尤其是武侠小说，江湖是侠客们的活动范围，即武林。 如：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著作《笑傲江湖》和武侠线上游戏《热血江湖Online》。
中国的江湖化
明以前中国社会
江湖并非无源之水，它产生于古典儒教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和技术性障碍之中。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
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
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 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
在现象凝固的背后，不能忽略一种视而不见却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几千年来，它仿佛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这股汹涌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们民族无限生育的
梦想！
灿烂的儒教文明最终衰落，其原因之一是无限激励人口繁殖，农业生产上却无法供给相当的粮食，于是过剩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冲垮了儒教自身的统治。儒教乃是自掘坟茔。这个过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驱。
从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历代中国天灾人祸乃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史记载天灾年年不乏。每逢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必有大批平民死于屠戮或饥饿。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数量总是迅速复原，甚至比灾难前更多。
中国人口的增长活力向来以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励。在儒教制度内部，又有两重因素激励生育：第一是生育价值观，第二是家族组织细胞。生育价值观，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家谱、辨血脉、兴太庙、举宗祠……举凡皆奉为人生大事。家族组织细胞便是社会组织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为根基，譬如土地权属制度、宗法制度、社区里甲制、税赋、征兵、田间生产、民间械斗，都以家庭或家族为细胞单元，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长。
反向调节人口的因素
从反面来看，古代社会也有人口制约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非常少。实际主要消极因素有三：（1）医疗条件限制，婴儿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税赋负担沉重，尤其以人头为征税对象，多一人多一税，人口生产成本增加，时常导致溺女婴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历代制约人口数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说是三个主要的负调节。
税赋抑制人口的机制，来自古代独特的税赋形式。古代中国政(蟹)府以人口为征税对象，称为“丁”，开征丁税。“ 丁”实际上不指人头，而是符合一定性别年龄条件的纳税单位。有此一税，多一人即多一负担，税赋成为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呈线性递增之势，制约人口增长。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在旧中国，婴儿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对夫妇一生通常生育十几胎，最后存活往往只有几胎。朝廷既鼓励人口滋生，又以人头税限制滋生，客观上属于一种动力平衡。
人头税制一旦确立，客观上成为人口控制的一个负面参数，对人口控制平衡未尝不是好事。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历史有一明证。清朝初年，朝廷为安抚异族国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政策，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并将其并入土地税。始料未及，人头税一减，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亿增至三亿，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积的限制对中国来说也是对人口的限制。恒定的国土面积肯定是这个民族生育梦想的最后边际。但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古人一时看不清真相，以为天圆地方，地大物博，遂产生扩张永无止境的
幻觉。
三千年来人口大趋势
以上因素综合下来，明以前各项正反因素相抵，中国人口仅以缓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变动不过在千万之间，来回波动。明以前地广人稀，耕地资源尚可谓绰绰有余，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时，人民生活空间宽松，不比今天这般拥挤无奈。
此时，各省人均拥有耕地资源虽厚薄不匀，但最少都在人均四亩之上，多则达到几十亩。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维持一家数口温饱，应付捐税徭役大抵无虞。各省相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状况相对最紧迫，境内多为丘陵、坡地和盐滩，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闽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仅占土地面积一成。即便如此，根据明初洪武年间人口普查资料，福建人均拥有耕地仍在四亩左右，尚能维持自给自足，略感紧张。轻度紧张的结果，就是零星人群闯台湾，下南洋，走东洋，讨生活。
综观秦汉至明清人口趋势，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价值观激励下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在税赋、医疗以及战乱、灾荒制约下暂时减少。总的来说，人口净值呈螺旋式上升，进三步退两步，人口压力时松时紧，一切尚处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内，还不至于动摇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对的，增长是绝对的。不管人口总量如何波动，大势总在增长，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它会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发生不可协调的严重冲突，人满为患。
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在古代社会制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价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驱动下，中国人口始终增长，古代政(蟹)府不能控制人口数量，无法实施计划生育。
第二，古代中国儒教文化导致农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总体水平停滞不前，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不可能依靠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譬如，“杂交育种”、化肥和机械耕作），来消化人口压力。
第三，全国耕地资源是恒定数，它是有限的。适于农业耕作（即农耕文明）的区域如下：东南以太平洋黄海、东海和南海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线为界（基本上与长城沿线吻合），二者之间的区域便是适宜耕作区。向北越过长城即进入游牧文化区，草原气候无法从事耕作。
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
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中国社会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
正此时，觊觎已久的西方豪强破门闯入，疯狂掠夺，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过程的惨烈性，就像一群饿狮子扑向一头老羚羊，加重了中国人的死亡和苦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数十亿两黄金白银的赔款掏空了中国社会的财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过剩的历史细节，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记载。
人满为患态势逼近，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结果，定居生活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开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渐被抛弃。
1500年后，耕地接近饱和，局部人口过剩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至1800年全国人口接近饱和，游民如洪水般散开，逃荒求生，全国蔓延，数量经常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严重动摇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1800年以后的整个19世纪，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产。从此，中国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须考虑用新模式解决迫切的人口增长问题，重组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至此时，中国古典性已经终结。然而，现代性尚未产生。
江湖应运而生
但是，基于民众移民、自由迁徙而立国，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概念对于五千年定居文明来说是个难题。中国不是海洋性国家，没有大规模商业贸易传统，人口缺乏流动性，历来移民人口稀少。面对人口四处流散的慌乱局势，当传统儒教定耕制度不再管理国家之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系统就被迫交给那些原本被士大夫们鄙视的“不正经人”——游民、商人、掮客、军阀、帮会、盗匪……自然地，规则的话语权也被迫交由他们管理。这一移交，就导致几千年经典制度的颠覆。于是，1800年后，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蜕变的新惯例体系，一个不依赖合法制度的隐形制度——江湖时代降临了。
江湖是一种什么社会？它不是农业宗族社会，当然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产物，是古代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后导致制度颠覆的产物。
古典中国的三大特征是：
（1）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
（2）宗族组织形态；
（3）礼教制度。
相比较而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三大特征是：
（1）个人主义价值；
（2）团体组织方式；
（3）契约法律制度。
江湖社会与这二者皆不相同，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1）“混世”和“痞子”价值观；
（2）团伙或者关系网组织；
（3）江湖规矩组成的制度规范。
武当派的真面目
武当为内家之宗。
据明末清初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武当派为宋人张三丰所创。据说张三丰是北宋未年武当山的丹士（道士），徽宗召他入京，道遇贼人，梦中元帝授其拳法，次日张三丰孤 身杀贼百余人，遂创立内家拳派。
又有的传说，说张三丰源出少林、精通少林精髓五拳十八式，将其统纳于十段棉长拳之中，变战斗搏击之法为御敌防卫之法，风格遂与少林大为不同、因此别树一帜、开创武当门派；又称内家。十年功成，声誉大振、又传出太极、形意、八卦等支派。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写到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张三丰本名张君宝，为少林火工头陀觉远和尚的徒弟、师徒因违犯少林不准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了出来，后来他根据少林功法而变通，遂创武当派。
关于历史上的张三丰其人，本名张全一，又名张君宝，三丰是他的道号，因为不修边幅，又被称作邋遢道人。关于他的生活年代，则是各有说法，有的称他为宋人，有的称他为金人，也有说他是元人、明人的。大概因为他在道教传说中十分有名，这才被抬出来作了武当派的祖师爷。这种说法，显然只是武当派为了神化自己，并非历史的真实。
武当派的正式流传，大约开始于明代。武当山虽在唐代就开始建造道观，但真正的黄金时期却是在明代。明成祖朱棣登基，推崇武当道教，调集民工30万人；用了13年时间，在武当山修建了33处建筑群，号称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十二祠、十二亭、三十九桥等，绵延140华里，建筑格局均依经书上的真武修仙故事，由工部设计而成。至今武当山紫霄官正殿梁上仍有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十二年圣王御驾敕建的字迹。三天门绝壁上则有“一柱擎天”四个大字，蔚为壮观。天柱峰顶太和宫又称金殿，殿中供奉张三丰铜铸鎏金坐像。武当道教的黄金时代从这时开始，武当的武术门派，也是在这个黄金时代中产生的。
据《王征南墓志铭》，最早传授内家拳见于记载的是陕西人王宗、王宗传温州陈州同，到张松溪手里遂蔚为大观，张松溪，正德元年（1506）前后生于温州，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左右卒于贵州玉屏。张松溪自称得张三丰真传，为武当派第三代传人。他后来游历江猢，又得峨眉真传，创立武当松溪派内家豢，武当派从此名声大震。传说曾有少林僧70人慕名而不服，上门挑战，松溪袖手安坐，兀然不动，一僧忽从半空跃起，施展连环腿法，想要以少林绝技破其气功。松溪仍是平心静气，只在少林僧攻势将至的一霎那，微微侧身抬手，少林僧便如断线风筝般忽然失了去势，飞出窗外，落在高楼之下。从此武当拳法，无人不服。张松溪之后，武当派人才济济。产生了一大批武林高手。
他们是：叶继美、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阵贞石、孙继嗟、李天目、徐岱岳、余时仲，吴七郎、陈茂宏、卢绍歧、董扶舆、夏枝溪、柴元明、姚石门、僧耳、憎尾等人。
武当派的功法特点是强筋骨、运气功。强调内功修练，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短胜长，以慢击快、以意运气，以气运身，偏于阴柔，主呼吸，用短手，武当功法不主进攻，然而亦不可轻易侵犯。犯则立仆。
武当战法策略是：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王征南墓志铭》）其总的要求又包括在
“六路十段锦”当中。“六路”，的歌诀为：
佑通神臂最为高，斗门深锁转英蒙，
仙人立起朝天势，撒出抱月不相饶，
扬鞭左右人难及，煞锥冲掳两翅摇。
“十段锦”的歌诀为：
立起坐山虎势，回身急步三追，
架起双刀敛步，滚斫进退三回，
分身十字急三追，架刀斫归营寨，
纽拳碾步势如初，滚斫退归原路，
入步韬随前进，滚斫归初飞步，
金鸡独立紧攀弓，坐马四平两顾。
武当功法，讲究“练手者三十五、练步者十八”，又有所谓七十二跌、三十五掌、六路十八法、十二字、存心之五字等。
武当派的拳术套路，有太极拳、无极拳、鹞于长拳、猿糅伏地拳、六步散手、武当太乙五行拳等。武当派的内功，有“洗髓金经”六式（金狮夺毛、凤点头、风摆荷叶、左缠金丝、右缠金丝、刀劈华山）等。武当派的器械，首推武当镇山之宝武当剑、又有白虹剑、太极剑、六合熗、六合刀、松溪棍等。武当派的阵法，在武侠小说中，常常提到的有九宫八卦阵、三才剑阵等。
少林出自佛家，有天竺文化的色彩。武当出自玄门道教，中华本上的色彩极浓。少林功夫蕴藏着佛家的慈悲之理。武当功夫源于道家、老子讲“一”讲“道”，庄子讲“广莫之野”讲“逍遥游”，使武当功夫有较浓的想象色彩和审美意蕴，招式的表现也很有诗意，比如下面这些招式，便十分形象化，富于审美的魅力：迎风铁扇、弃物投先、舜子投井、红霞贯日、乌云掩月、猿猴献果、仙人照掌，兑换抱月、铁门门柳、柳穿鱼、满肚疼、一提金、欢推窗、顺牵羊、乱抽麻、燕抬腮、虎抱头等。又如武当派纯阳拳的拳诀：
风吹荷花，左右摇摆，飞云流水，
穿连不断，踩步悬肘，运气养性，
慢劲快打，环套八法。
这里一方面是内功心法，一方面是形象化的姿态体式，荷花、清风、流水、飞云，使人仿佛想见武当道境的空明灵秀和清仙之气；招数的左右摇摆，绵绵不断，又仿佛使人想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至道玄机，想到天地初开时荒茫混沌的自然之力。
武当的支派有松溪派、淮河派、神剑派、轶松派、龙门派、功家南派等，又有玄武派、北派太极门等。至于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因其出自道家，人们常常将它们归入武当派，也有人认为它们自成体系的。
总之，武当和少林一样，最初是以地域来命多拳系，到了后来便大大超出地域的范围，武当派并不只是在武当山，正如少林并不只是在少林寺一样，它代表了一大批具有类似特点，如主静、主柔、出自玄门道教的武动派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峨眉派的历史真面目
峨眉派与少林、武当共为中土武功的三大宗，也是一个范围很广泛的门派，尤其在西南一带很有势力，可说是独占鳖头。
峨眉派之得名，是以佛教四大名山之峨眉山而起的，它与洪门天地会之“峨眉山”不同，洪门的“峨眉山”是山堂而出于虚构，峨眉派的“峨眉”是地名，是实指从明代开始有峨眉派的记载，明代中叶人唐顺之（1507一1560即正德二年到嘉靖三十九年在世）的《荆川先生文集》里，有一首《峨眉道人拳歌》：
忽然竖发一顿足，崖石进裂惊沙走。
来去星女掷灵梭，夭矫矢魔翻翠袖。
自身直指日车停，缩首斜钻针眼透。
百折连腰尽无骨，一撒通身皆是手。
余奇未竟己收场，鼻息无声神气守。
道人变化固不测，跳上蒲团如木偶。
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倏忽神奇，变化万方，难怪要引起诗人的极大兴奋了。
关于峨眉派的起源，据峨眉派的拳志说：祖师原为一道姑，后入佛门。……是时，师善技击，善研各家拳法，虑各家拳法繁杂，莫衷一是，女子御侮，多有不同，遂探各家之拳意）另辟蹊径，创不接手之拳法，独树一帜。积十三年，始臻大成，身旁弟子习之，呼之玉女拳法，同道相誉，称日峨眉拳，后弟子至峨眉山，偶谐其音，始称峨眉，此拳名之始未也，恐汝不识，为汝志之，师本与世无争，娱身可矣，御侮可矣，奚传姓名。（据孟宪超《峨眉拳（上）》，《武林》1986年第4 期）。
由此可见，峨眉最初是一个由女子所创的武林门派，开始的时候叫做玉女拳法，后因祖师人了佛门，又以称女子为“蛾眉”和佛教圣地之“峨眉山”的双重含义而得名。
峨眉派功法介于少林阳刚与武当阴柔之间，亦柔亦刚，内外相重，长短并用。攻防兼具入拳经上讲：“拳不接手，熗不走圈，剑不行尾，方是峨眉。”“化万法为一法，以一法破万法。”总之是以弱胜强，真假虚实并用，站在女子的地位融汇了南拳、少林、武当等众家之长。
从宗教渊源上看，峨眉亦僧亦道，而以道姑为主。在武侠小说中，金庸《倚天屠龙记》说是郭靖幼女郭襄，因为心中爱慕杨过，而又尊敬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所以云游天下，借此畅解胸中块垒。后得机会听觉远念涌《九阳真经》，创立峨眉派，后来传至灭绝师太，其弟子纪晓芙、周芷若等，皆
为道姑，此外，峨眉派的许多招式，也都具有女性的色彩，如拳法中的一面花、斜插一枝梅、裙里腿、倒踩莲等，又如剑法中的文姬挥笔、索女掸尘、西子洗面、越女追魂等，簪法中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完全是女子的姿态。又如峨眉派的著名兵器峨眉刺，又称玉女簪，也是由女子发簪变来的。
峨眉派武功有所谓“动功十二桩”—— 天、地、之、心、龙、鹤、风、云、大、小、幽、冥；又有所谓“静功六大专修功”一虎步功、重捶功、缩地功、悬囊功、指穴功、涅磐功；有“三大器械”一剑法、簪法（峨眉刺）、针法（暗器）。峨眉派的绝技，不仅包括三十六式天罡指穴法，还有峨眉剑法，其剑歌云（据董如军《峨眉剑技法七招》，《武林》1992 年第5期）
玉女素心妙入神，残虹一式定乾坤，
身若惊鸿莺穿柳，剑似追魂不离人。
临敌只须出半手，纵是越女也失魂。
峨眉派的剑法和簪法，姿势优美而威力十足，也是峨眉的绝技。
峨眉派的分支，据清初《峨眉拳谱》上说：
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
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五花”是从地域角度所分的五大支派：
一、黄陵派，据说从陕西流入；
二、点易派，以川东涪陵点易洞而得名；
三、青城派，以川东道家胜地青城山得名；
四、铁佛派（云顶派），川北较为盛行；
五、青牛派。以川东丰都青牛山而得名。
“八叶”是从技击风格角度所分的八派：
一、僧门，据说传自少林憎人，故名。又称“申门”。特
点是巧、快、灵、动，如猢狲状，别名“狲门”。
二、岳门、据说由岳飞所传，特点是矮桩，手法不划圆不成拳。
三、赵门，据说为赵匡胤所传，借鉴少林派太诅长拳（据说也是赵匡胤所传）等拳法，特点是高桩。又因习练红拳，称为“红门”。
四、杜门，以传说中诸葛亮八阵图之“杜门”而得名，一说拳法传于自然门杜观印。特点是封锁严密，善于防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