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朱德庸，很多人都知道这位来自宝岛台湾的著名漫画家。他的作品《双响炮》、《涩女郎》等影响极大，甚至被制作成同名电视剧，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而就是这么一位漫画大家，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和世界的交流是单向的。
直到53岁，朱德庸才明确知道自己患有阿斯伯格症（自闭症的一种亚型）。从那一刻起，他解开了自己人生的谜题。当朱德庸明白了这一切后，他不再纠结，明白了为什么会和别人的世界不一样，他原谅了自己——
“如果有时光机，我想回去，抱一抱小时候的自己。”
注：阿斯伯格又译作亚斯伯格，被认为是「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
特征：社交困难，伴随着兴趣狭隘及刻板行为。
童年的烙印
小时候的朱德庸过得非常不快乐，觉得世界不是他的，但又跑不掉。他觉得自己像一只海豚，放出一个讯号，又弹回来，没有回应。朱德庸说：“那种感觉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一个人欢迎我。大人对我没有一丁点儿信心。”
▲漫画家朱德庸
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必须把朱德庸的座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如果他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四岁到六岁，朱德庸都是对着窗外度过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幼小的朱德庸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有人走过，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被限制的小小人生。
在学生时代，朱德庸始终都认为自己非常笨。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比如他总是认错字，看餐馆的招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当然，永远也找不到。
人的学习接受能力有多种类型，而朱德庸天生对图形很敏感，但是对文字类的听，读，写都很困难。他说话结巴，别人讲一句话30秒，他讲三分钟。在小学的时候，朱德庸读不会课本，做功课也是非常吃力。念国中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糟糕，甚至最差的学校都不要他。朱德庸回忆说：“自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朱德庸当时到一家很差的学校去考插班，训导主任真诚地问他：“说老实话，你到底抽不抽烟？”朱德庸当时很感动，觉得碰到这么好的老师，像哥们儿一样诚心诚意，要是骗他，岂不是很糟糕？就说：“抽过。”这话一讲，回到家就再也没等到录取通知。
就这样，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朱德庸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感到自己很蠢，也很自卑。
画画和父母是成长的关键
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而亲戚对待朱德庸的方式就是社会的方式，非常现实。朱德庸回忆道：我去舅妈家，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正要喝，舅妈过来，把杯子拿走：“这杯子很薄，很贵！”另换了一个很粗、很厚的杯子给我。
“我爱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世界的假象。”从四岁开始，朱德庸就开始画画，而且非常热爱，到了几近痴迷的程度。
他唯一能找到快乐的方式，就是画画。书上、本子上，所有空白的地方，都被他画得满满的。
“外面的世界我没法呆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自己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里有我的快乐。”
在学校里受了哪个老师的打击，敢怒不敢言,一回到家朱德庸就开始画老师，狠狠地画，让老师在自己笔下非常惨的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朱德庸说：“如果没有父母对我兴趣爱好的保护，一定没有现在的我。”
其实，作为一个只爱画画的小孩的父母，朱德庸的爸妈也伤透了脑筋。因为很多学校发现朱德庸在课堂上也经常画画而一上课就分心走神，无法完成正常的读写作业和测试，所以，他经常会被劝退。
朱德庸被劝退之前，父母一般都会经历很多次被老师喊去学校训话。被一所学校劝退后，父母又得去找新的学校，看人家的脸色，求校长收留他们的孩子。但是，即使如此，父母从来不会给朱德庸任何压力，一直让他自由发展。爸爸会经常裁好白纸，整整齐齐钉起来，给他做画本。面对朱德庸看似奇怪的表现，爸爸妈妈也是包容多过训斥，一直保护着他活在自己的想象里。
朱德庸喜欢观察其他人的表情和反应，做一些别人不懂的“实验”：比如，坐在马路边看过往的人群，然后自顾自地笑；反复去按人家的门铃，按一次，马上躲起来，看出来开门的人的表情，等他回去了，再去按。把他一系列的表情跟自己的想象做比照。
上帝是公平的,他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
朱德庸看起来在学科学习上的门被上帝关闭了，但绘画的窗却打开了，但这漫长成长期间所遭受的不理解，以及他取得现在成就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家人对他的无限度的包容，都是很难复制的。
恍然大悟的人生
因为画画而成名的朱德庸，依然没有摆脱烦恼和折磨，时常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他会抗拒、紧张。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买邮票，他捏着钱，头脑一片空白，只想逃跑。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然后抓住同学，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你不要叫我去问，你自己去。”
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在他成年之后，依然不断提醒，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并因此反复纠结：“想到这个事情，你心里是很难受的，你会想到，天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连问都没办法问？”
这种从陌生人面前逃走的冲动，随着他的成名而逐渐被勉强克制，但从未消失。他的新书《跟笨蛋一起谈恋爱》在大陆出版，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在南京，他们请来两个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谈，一个是以谈论男女关系成名的孟非；另一个是张嘉佳，一位以荡气回肠的催泪爱情故事走红的作家。
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笑声不断，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手在不停地出汗，并感觉到肌肉在衣服底下发抖。
“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他说。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当天现场有上千人，不然朱德庸很可能撒腿就逃。
他笑着说，这已经算好的，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是2011年6月26日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如果生命有一个钮，一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我会去按的。”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才让他能够出门。
“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我都没办法？”在过去的30年里，朱德庸经常这样自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真是没办法。”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还有阅读障碍。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台湾最出名的漫画家才终于在医生那里找到自己人生谜题的答案：他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朱德庸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在他的前半生中，这种病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被孤立，被歧视，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而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不是智障啊。”朱德庸笑起来，轻松地靠在沙发上。
父亲可能也是阿斯伯格
“阿斯伯格症是遗传的，我爸爸可能也有。”（七维注：自闭症的病因现在仍然是谜，只能说，自闭症人士的后代患自闭的概率更高）在那之后，朱德庸就想起来，为什么小时候面对父亲总是感觉疏离。
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学生，在大陆参加过干部培训学校，是班上的第一名，很得蒋经国赏识。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来找他，问：“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朱德庸听妈妈讲，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蒋经国只好留下话，说：“你好好想一想，我下次再来问你。”
蒋经国来访的事很快众人皆知，许多人上门找父亲托情，想让他在蒋经国面前举荐。
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父亲依然默默摇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来人只好叹气走掉。从那之后，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台湾数十年间风潮迭起，而朱家从无大风大浪。
朱德庸的妈妈说起这些事，难免哀叹人生错失良机，朱德庸也曾不平，为什么父亲那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甚至也太能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父亲也并不像别人家的家长那样，会跟他谈很多人生道理，也很少有鼓励或者斥责。
一直到后来，朱德庸成家立业，有一次回家陪老父亲，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子对坐，寒暄之后都无话可说。
▲朱德庸和妻子
“我们两人就一直这样看着。他坐着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不说话；我也一直看着他，我也没讲话，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吧。”朱德庸后来回忆说，“所以，我以前就说我跟我爸爸感觉很亲近，但又那么疏离。后来等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感觉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面，他没有教导我任何事情，却能一直传达爱给我。我就是能感受到他传达给我的爱，用最简单的方式。”
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一生平安，朱德庸想，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如果受到提拔，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或者说，命运对疾病的补偿。
当朱德庸明白了这一切后，他不再纠结，明白了为什么会和别人的世界不一样，他原谅了自己。“如果有时光机，我想回去，抱一抱小时候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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