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首日，辽宁一复读生跳楼身亡.】6月7日上午，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大城子镇五金高层一名22岁男子轻生跳楼。该男子是某高中复读生，120医护人员到场确认已经死亡。据了解，该男生21岁，是某高中复读生，家长称是考前压力太大所致。
提到中国的应试教育，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能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道出这种体制数不清的弊端害处，因为这种体制天生就是以分数论成败的，天生就挂着满身的呆板与功利，所以在这种“罐子”里泡大的人，其大多也难免会僵化、死板、缺乏想象力，一个比较具象的反映就是我们的文化创意市场常年地乏善可陈，不管是文学、电影还是音乐，但凡是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领域，你会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跟着大潮随波逐流，什么新作“大作”发表出来，往往都是炒得天好地好，但作品本身却很难让人见到眼前一亮的特色创新。在最近这一二十年，尽管在千篇一律的风景中我们偶尔也能看到几星亮彩的光火，但大伙总是很快便能发觉，这些发光发热的人，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却并非一个应试体制下标准意义的“好学生”，相反有很多人不是没毕业就是多门挂彩，可谓完全是一种意外诞生的特殊品。
后来随着社会上创意人才日益珍贵，“非体制内”人才不断获得巨大成功，我们这个“一考定终身”的教育制度也愈发受到民众的怀疑，很多人都不禁会问，既然这个体制这么不好，为什么不能彻底改革？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借鉴发达国家，比如美国那样的教育体制呢？
但是一说到美国那种体制，我们就不得不回过头来分析我们内部的具体国情了。因为一个社会的体制总是和它的民众相匹配的，只有当民众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启用更理想的体制，进一步完善人们的生活。下面我们来简单看下美国人是怎么考大学的。美国人上大学，一般都是看综合指标，这个指标包括了你的平时成绩，你的体育，你的特殊技能，还包括了什么样的教授、学者给你写过什么样的推荐信……最后到了高校招生时，他们就是凭这些来评估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就这样的体制，我们把它引到国内会发生什么？我想不用试点大伙也能猜到，那些负责平时成绩的老师极可能要被抢着送礼的家长拉破衣服、踏烂家门，那些有资格写推荐信的专家、教授极可能要“被迫”收钱收到手软，到时像家长向老师下跪，用武力威胁老师，甚至急怒之下杀死老师这等事也极可能要成为报纸上屡见不鲜的热点头条。
鉴于以上情况，也许有人会想，为何我们中国的家长总是这么特别，这么极端呢？促使他们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为孩子拼上一切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如果粗略地纵览这个庞杂社会的今天与过去，我想有两个因素是最为显明的，一个是我们“孩子第一”的传统观念的问题；而再一个则是我们大环境的“整体品质”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我不知大伙是否留意过每年大一新生入学时的场景，假如说一个学校新入学的学生有一千人，那么陪同的家长就恨不能有两千人之多。据我所知，有很多学生事实上是很反对家长陪同的，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却全然不听孩子的意见，有些家远的甚至不惜陪坐上千公里的火车，不惜单位扣钱，连请事假也要缠着孩子，死跟到底。跟到学校之后，有些家长可能连宾馆都没得住，要么是订不到房，要么是舍不得花钱，最后只能在学校提供的“爱心帐篷”里凑合憋屈一宿。
从前人们看到这种事总是习惯性地往无私大爱那方面赞颂讴歌，但如果客观理性地分析，你一定无法否认这种过度的体贴中事实上是夹杂着一种无可奈何的付出与牺牲的，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一种足以令民众安心的养老机制，当初很多人决定要孩子，最根本的目的都是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孩子便不光是他的亲人骨肉，同时还是他的未来、他的保障、他的养老金、他的定心丸。为了养护好这颗定心丸，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的关爱都是带有恐慌性的，而人做事一旦带有恐慌性，他就很有可能会失去分寸，干出既害人又不利己的缺德事来。就家长过度宠惯孩子这点而言，他们最后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不但把一个被宠坏的任性者送到了社会，为他人制造了麻烦，而且到头来，这个什么苦也吃不得的孩子也很难在你的晚年给予你亟需渴求的关怀与陪护。即是说，从前你吃过的那些苦、受过的那些累、投过的那些资，最终不过是你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安慰，你虽然做了很多维稳保险的“安全措施”，但实事求是地算下来，你却并没得到多少那种直落心底的坦荡与安然。
这是养老的问题，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整体品质”的问题。一个社会的环境、风气如何，往往决定着民众的荣辱观和是非观，而今天，我们之所以无法配用发达国家的体制，我想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社会存在着太多荣辱观、是非观极差的低劣者。
这里说的“低劣者”，就是指那种没文化、没道德、没思想的人。只要你吃过这种人的亏，并且跟这种人短暂相处过，你一定能注意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共性，即内心极度自卑、极度饥渴，总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但因为本身没有真本事，最后就只有靠走歪门邪道来为自己赚取幻觉上的尊严与认同。在平日的人际相处中，他们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更不会考虑什么公不公平，只要有什么东西他们得不到，他们就是会巴结利用、会讨好贿赂；工作时犯了错误，他们怕担责，怕被看不起，他们就是要栽赃诬蔑、血口喷人，把责任使劲往别人身上推；当生活里自己有了什么自以为不得了的资本，但又害怕直接炫耀会被人骂“装×”，那他们就是会以“贬低他人”，来绕着弯地夸耀自己，哪怕被贬低的人跟自己无冤无仇，哪怕这样做会得罪别人，让人含屈受冤，莫名其妙。
看过这些人，有些人会说，这算什么，他们是他们，我不理他们，做好我自己不就得了。诚然，他人“作恶”，并不影响个人独善其身，但他们却破坏了这里的环境，而环境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关于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当年有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不是还发过一条非常有名的微博么：
“在国外，吃公平的食物，公平地排队，按我自己的意志生活，不求人。我求不来人，也不想为我最基本的权利去BEGGING或愤怒。你可以像我这样去商店就购物，回来以后不满意还能退吗?哪怕不是商品质量问题?你可以拿到属于你的版税而不被盗版吗?你可以想见到你的市长就去见，而不必担心被警卫拦在门外吗?你可以拿到凭实力得来的科研经费而不必请客吃饭拉关系吗?你可以像我这样生活几十年而不被生活激怒吗?你连这些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财富对你有什么用?你们要是在国内过得好，为什么那么多人一有钱就想着移民过来?因为你们内心里对公平的渴望和我们一样。你们一方面渴望公平，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获得不公平的权利，这样的扭曲，还不如我现在的生活。”
尽管这条微博争议很大，但着实点中了一些要害问题，而这些问题也足以说明为何我们无法大刀阔斧地改革教育，为何那些知书达理的人无法平心静气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工作、过自己的生活。从古至今，我们的社会一直存在着一股来自于低劣者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就像一只无处不在的黑手，不管你是谁，身处什么领域，它总要从后面悄无声息地拽你一把，要么绊倒你，给你摔得你遍体鳞伤，要么就激怒你，给你内心弄得乌烟瘴气。
如果具体举例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身边这样的例子都不可胜数。譬如说，国内我们许多人都喜欢在闲暇时玩一些富有文艺气息的小爱好，但有些人看你做那些精神层次的事，他们马上就要不带好气地问你，你学烘焙有什么用？你玩十字绣有什么用？你画漫画有什么用？你学茶道有什么用；有一年，我有个朋友去日本玩了一圈，回来后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发了篇游记，结果马上有人评论了一句，你去旅游怎么去日本？难道你是汉奸么；从前我写杂文，批判网络上的不文明现象，同样也是文章刚发就有人阴阳怪气地说，看了你的文章，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听话的崽子都是好崽子”。我写文章倡导现代人要节欲，要更多修炼内心，寻求清心寡欲，有些人一看，不知哪根筋被挑疼了，上来就满口市井戾气地质问我：你有本事把房子车都卖了，把存款都捐了，我看你还快乐得起来么？！你甭多了，就这么过一年，你试试看！
对于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我认为没有一句是需要明者做出解释、或者试图让他们明白某些道理的。很多人看了这些话也跟我一样感到惊愕，你不禁会想，他们究竟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一个人到底要愚蠢野蛮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么无知低级的话；要放纵自己到什么程度，才会容许自己变成今天这副鬼样儿？但是不论如何，我们是逃避不了的，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心志面对这些人，因为他们并非“个例”，而是几乎代表着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就道德素质而言，是遭美国人看不起的，是遭日本人看不起的，甚至中国的大陆人，是遭我们的同胞香港人看不起的。相信如果你在香港待过一阵子，你多多少少会为当地的干净整洁以及当地人的文明礼貌感到惊愕，那里和大陆着实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认为那里之所以不同，香港人之所以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扔垃圾，也都是靠严格的罚款制度日复一日磨砺出来的。当一个人做香港的旅游攻略的时候，你一定会注意到那些略显严苛的“规矩”：比如“公共场合骂脏话，最高罚2000港元坐监10天”；“无纸张包裹，直接吐痰进垃圾桶，可能被罚1500港元”；“与警员有肢体接触，或被控袭警罪”；“地铁内吃东西大声喧哗，最高罚款2000港元”等，每一条都透着极强的“以法树德”的意味，并且也跟大陆的“妇女把着孩子当街小便”、“地铁里吃鸡爪，扔一地没人管”、“女司机脱下高跟鞋猛抽交警”这类奇葩但却见多不怪的新闻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一个现代城市来说，这种将个人素质与金钱利益挂钩的制度尽管有些老套生硬，但它却直指那些仅把金钱视为硬道理、动辄质问别人“素质高有什么用”的精神贫瘠者。我相信只要让内地的城市更多地试行这样的体制，那么那些难以教化的低人势必也会急剧地收敛“锋芒”，让自己打骨子里明白，自己破坏了环境，那是要为此付出极高代价的，这个成本绝对是不划算、不值得的。另外，我认为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同时，也必须要引进美国的做社会义工的惩罚措施，有些人你说我有的是钱，不在乎这点罚款，但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下的有钱人几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极好面子，你一个有钱人不介意交罚款，但你总介意在自家楼下戴红箍儿挥小旗儿吧？这个制度就是要教育这些人，钱不是万能的，你给大众添麻烦，你就要服务大众，你在大众面前逞威风、耍混蛋，那大众就要在街头看尽你的洋相。
看过道德的问题，我们再转回来看教育，我们说，中国用美国的教育体制会闹出一系列行贿受贿、同流合污的肮脏勾当，那美国人用那种体制为何就会风调雨顺、无往不利呢？我想这个就是他们民众“品质”的作用了，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他们的风气和个人羞耻已经建立起来了，你在那种人文大环境里干那种事，那别人就是会看不起你，你就是生存不下去。而且再一个，你自己也会觉得肮脏低劣，脸上无光，不说跟妻子孩子不好交代，到时碰见邻居同事你可能都很难再抬得起头来。
不过就国民素质这方面，近些年我们国内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某些言行的丑陋，而且很多领域也出现了不少率先垂范的优秀个体，所以由此我就不禁会想，如果这些个体能够渐渐形成小的群体，而小的群体再去连成线、连成面，形成大的群体，那么假以时日，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能酿造出一种褒善贬恶的良性风气？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能改变那些野蛮愚劣的，淘汰那些无法文明进取的，最终使大部分的人都明理知耻，能够分辨是非，那么调整体制，取消高考，彻底地推翻应试教育，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件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以上我就是想说，“从我做起”一定是对整体有着积极影响的，一些个体也切实在这样的影响下有了最初的文明觉醒。在最后，我想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小事，这样的小事想必是在每个人身上或身边时有发生的，但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它却很可能就是构成我们新文明的点和线，就是未来那个超级大国的曙光与起点：
在07年的时候，我和同事去找一个朋友办事，事情办完，我们一起在车站吸烟。那个车站只有两路车有站，而且每辆都要等将近半个小时，所以那块总是遍地都是烟头。几分钟后，朋友先一步吸完，随即他掏出香烟，在硬壳儿的烟盒盖内侧捻灭了烟头，接着又将黑焦焦的烟头装回了盒子。同事看他这个举动觉得很不理解，就问他，你扔地上不得了么，这地上全都是，反正他们（环卫工）也得扫。朋友努努嘴，说，是啊，那样可以是可以，但那样干我心里膈应。
不一会，我和他也吸完了，我拿出抽拉式的便携烟缸把烟蒂塞了进去，接着又一歪胳膊，把这个开着的“小抽屉”挪到了他跟前，他看了眼，也没有说话，顺手便把烟蒂放了进来。后来没过多久，当我们再一起出去办事、一起吸烟的时候，我发现他也买了一个样式差不多的便携烟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