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好杀人好吃人肉,为何还被人们歌颂几百年?

小时候对梁山好汉是百分之百的崇拜。

只要是梁山好汉干的,就是好的。梁山好汉杀人,就是好杀人。梁山好汉放火,就是好放火。梁山好汉开黑店,就是好黑店。梁山好汉吃人肉,就是好人肉。

因为水泊梁山是我的专利,我读大半本子《水浒传》!梁山好汉做什么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都是应该的,都是理所当然的!

▲水浒画。图源网络

只有那些踮着脚尖爬在别人背后好容易才能看上一眼半眼小人书的——这还得看书主人的心情,有时候他故意看到紧要处,然后将小人书一合,扬长而去,让你抓心挠肝而死——这样的人看到李逵杀人杀小孩吃人肉,才以为李逵是坏的。

等到评水浒批宋江时,他才惊奇地叫道:“原来李逵是最好的!以前还以为他是最坏的呢!”

由于崇拜太深,所以直到许多年后我才开始了对《水浒》和梁山好汉的重新审视,这时我才惊奇和困惑施大爷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笔墨写了这么多吃人肉这种野蛮恐怖至极的情节?杀人放火就更不用说了。

梁山好汉中确定吃人肉的有这么几位:

一是清风山的头领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宋江路过清风山时被捉,小喽罗们准备用他的心肝为三个大王做三份“醒酒酸辣汤”,而小喽罗们则“我们大家吃块新鲜肉”。

二是火眼狻猊邓飞。“多餐人肉双睛赤,火眼狻猊是邓飞。”

三是李逵。李逵杀了李鬼,吃李鬼老婆做好的三升米的一大锅饭时没有菜疏——本来李鬼老婆还准备上山挖点野菜来着,“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看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即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上抓些炭火便来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

其次是开黑店做人肉的。

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贤伉俪,催命判官李立,旱地忽律朱贵。他们开黑店,“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或“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煎油点灯。”

至于这几位店主自己吃不吃,难说。没有确凿证据,暂且存疑。

▲水浒画。图源网络

要知道有宋一代是中国经济文化的顶峰,这个时代孔子出世已1500年了,封建礼教近乎完美。

中华传统文明早已抵达顶峰,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仁义道德等等,其高度是其他民族无法望其项背的。

1500年以前中国人对渔猎砍伐都有严格的限制,严格的动物植物关怀,使之能与人类及环境共生共存。

连打仗都是“不以阻隘,不重伤,不擒二毛”。

《水浒》中这些野蛮恐怖之极的情节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施大爷这样写目的何在?

我读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吾民》时,才找到了答案。

林先生说:

“在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相对文明的社会生活国家中,仍然会发生《水浒传》中描述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对抗文明造成的混乱从而使社会延续的秘密。梁山泊的宋江、李逵等一群健壮的强盗,虽然是孔子之后15个世纪的人物,然后他们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疲惫不堪的文明的代表,而是文化时代到来之前的黎明时分一群欢乐的孩子。那时,生活的保障还是个未知数,似乎中华民族并没有按照孔子的说教变得完全成熟起来,而是切实地享受那延长了的孩提时代。”

林先生说:

“中国人做为一个民族,通过对文明的一种本能的怀疑与坚守现实原始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退化。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文明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与西方文明有相当差别的文明。喜欢尚古主义,并不大愿意向它说再见。”

林先生说:

“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种族上是年轻的。”

“欢乐的孩子”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对照一下我们自身,就会发现它很准确。

▲水浒画。图源网络

一个小孩尤其是男孩,都有这么一个贼招人烦的阶段,“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猪嬚狗不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以至于“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这个时期这些“欢乐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是非、善恶,没有怜悯、同情,他们只是懵懂懂地生长着,非常好奇地探究着世界。

他们的探究也是毁灭,比如拆鸟巢拈鸟蛋,捏死昆虫,毁坏花草,用竹竽击落贴水而飞的小燕子。他们只为好奇,只为取乐。

昨天在公园里,一群人围着一树美丽的花儿拍照,一个“欢乐的孩子”跑过来照着树就是一棍子,他看见花儿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乐不可支,他妈妈从后面赶上来照屁股就是一脚:“好好的花儿你打它做甚!”

小时候的一个春天,一帮“欢乐的孩子”捉到了一只黄口小雀,麻雀妈妈急得发疯,一次次俯冲下来要救它的孩子,到了跟前还是因为悬殊太大只得又升上去。“欢乐的孩子”们捉着小鸟的腿,让它向鸟妈妈拼命地扑腾、叫唤,鸟妈妈彻底疯了!“欢乐的孩子”们无比的欢乐。

回到家里我兴奋地讲给爸爸妈妈,没想到爸爸妈妈脸色大变,跌脚喊道:“赶紧放了!赶紧放了!”我很无趣地退到一边,心想大人们怎么是这样的?

▲水浒画。图源网络

那时我们看的电影全是“打仗的”,我们无不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像那些英雄一样,不怕死,杀敌(美帝苏修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兵)立功。

我们都梦想着自己有一把王八盒子或小马枪,睡觉时也搂着它。每当我们站在高处,看着放学的学生们沿着山坡小道蜿蜒而上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说:“要是有把机枪!一把重机枪或轻机枪压在这里,一顿突突突突,将是多大的战果啊!”

这就是“快乐的孩子”!真的,跟李逵一样。

只是没有李逵的膂力,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李逵这个“欢乐的孩子”也是这样,他杀人放火就是为了一个快活,“杀了个鸟快活!”

他一般都是不管官兵百姓“排头儿砍将去”,“只杀得血流遍野,血流成渠。”“将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

杀人对于他,只是“欢乐的孩子”的恶做剧。

这样我们就好理解书中这些情节了。

施大爷深谙中国的各个层面和中国人人性的各个断面,写出了“欢乐的孩子”这一面。

▲水浒画。图源网络

但《水浒传》绝不止这么简单,林先生也许忘说了,施大爷不仅写出了“欢乐的孩子”,还写出了“疲惫的老人”,他们代表着“疲惫不堪的文明”。

事实上那时中国人的文明水平与现代西方人的文明高度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有些地方低一些,但有些地方却更高。

宋公明哥哥就是“疲惫的老人”的代表。

他忠肝义胆,忠君爱国。

他呕心沥血,将这些“欢乐的孩子”——杀人魔头吃人魔王收拾在一起,让他们先“替天行道”,最后忠君报国。

他忠字过头,为了忠君报国,不惜搭上自己以及弟兄们的身家性命。

宋公明哥哥不要太吃力哦。

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种族上是既年轻又年老的。

一个民族,两个极端。

中华民族是“快乐的孩子”与“疲惫的老人”的混合体,他有着双重人格,一方面没有成熟,年轻的年轻得野蛮原始;另一方面则成熟过度,年老的年老得僵化风化乃至腐化。

所以中国人特别爱走极端,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所以孔子提倡中庸之道。

▲水浒画。图源网络

中庸之道非常高明。顺便说一句,中庸不是正中间,而是一个稍偏左或稍偏右的绝妙之点——这是个我的专利发现,现在暂时保密,机缘成熟时我再说。

话说回来,孩子无论多么讨厌,总被人原谅,有人疼。而沉重疲惫的老人总是招人嫌。

李逵受到了评论家过度的喜爱,他们给他贴上的许多美德的标签。

评《水浒》批宋江时更将他推到梁山泊最革命者的宝座。大家对他偶然做的一件好事,比如风闻宋江抢夺民女便砍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要与宋江玩命,赞扬个没完。

这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没把大人呕死,偶然给生日的母亲买了一件小礼物,母亲那个泪奔呀!乖孩子年年买比得上这个?

但那些被他排头砍死的无数的无辜者,那个可怜的小衙内,大家都选择性地遗忘了吗?

叹哥对李逵更是溺爱,李大哥长铁牛兄弟短,那叫一个亲热!

但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骂宋江。

对李逵的每一句夸奖,都是为了损一句宋江。他说:

“此书处处以宋江、李逵相形对写,意在暴露宋江之恶,固无论矣。独奈何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周岁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正深表忠恕之易能,,非叹李逵之难能也。”

瞧瞧,叹哥也认为李逵是天真忠恕的孩子,宋江是奸恶的老人。也难怪叹哥,两个极端,天生的对照。

▲水浒画。图源网络

还有对整个中国人溺爱得太过分的林语堂林先生,我看见他恨不得把李逵揽在怀里,拍着他的头说:“铁牛宝宝,乖,少喝点酒,少杀几个人哦!”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 文:苟天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