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杉谦信作为代表性的战国武将，在战国粉中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在这里，便简要谈下笔者对此人的见解。
上、长尾政权的特征
1506年（永正3年）9月，越后守护代长尾能景在越中和守护代神保氏、一向一揆的势力交战，吃了大败仗。自己也战死在般若野（今富山县砺波市）。中越地方的国人五十岚氏借机起事，被能景子为景讨平。之后，长尾为景就掌握了守护代府内长尾家的主导权，他为了能够压倒守护上杉家，掌握那些独立性极强的国众，成为真正的越后国主，而和他们斗了整整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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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守护上杉房能急欲加强自己的权力，为此不惜废止越后有力国众“守护不入”的特权，企图建立更加牢固的领国体制。为景就利用了国众的不满，在1507年8月奉其养子上杉定实为新守护并进攻房能，迫其自尽。但是长尾氏的拳头骤然变大，必然引来若干不甘居于下风的国众不满，扬北众中的本庄时长、色部昌长等人便同关东管领上杉显定互通声气，举兵反对为景的“伪政权”。1509年，上杉显定、上杉宪房父子更率大军自关东攻入越后，上田长尾房长等越后长尾氏的同族都倒到管领一边，为景抵挡不得，只能和守护定实一道退向越中，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第二年4月反攻越后，在6月的椎谷战斗中大败管领方，从而扭转了局势，上杉显定最后在长森原之战中死在为景一方的北信国众高梨政盛的手里。于是定实、为景又夺回了政权，为景奉定实为守护，他利用守护的奉行人组织发号施令，逐渐地掌握了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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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上杉定实并不甘为一个傀儡，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1513年，定实一派的琵琶岛城主（今新泻县柏崎市）宇佐美房忠便以此为旗号举兵反对为景，但他很快失败，在第二年的5月就战死了。以此为契机，为景就否定了定实作为守护的地位。但是他也没有自立新的守护，也没有谋求让自己成为守护，而是去交通京都幕府，接近细川高国扶立的将军足利义晴，得到了使用“毛毡鞍垫、使用白笠袋”的特权，并让嫡子受将军偏讳，取名晴景。他打算在以将军为顶点的身份秩序中，取得同直属将军的守护大名的同等地位，而牢座越后国主的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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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景的权力始终只是个空中楼阁，他并没有取得国内大小渠帅的信任，表面上他安座着头把交椅，底下却是暗流涌动。1527年，细川高国被柳本贤治为首的丹波军逐出京都。高国的敌手细川晴元、三好元长等人拥立足利义维成立了“界幕府”。此事件标志着细川高国政权的垮台，通过高国政权得到政权合法性的为景顿失其靠山。守护上杉氏的有力支族上条定宪抓住这个机会，在1530年举兵，号召众人起来打倒为景。上田长尾氏和房忠子宇佐美定满、以及扬北众都响应上条起兵。会津芦名氏侵入菅名（新泻县村松町），以鱼沼和中越、下越为中心的反为景势力也借机兴风起浪。为景大窘，情急下居然想出了求天皇赐下分国平定纶旨来平息当面兵乱的昏招。这当然起不到任何效果，山穷水尽的为景只能引退。他在1536年8月将家督让给了嫡子长尾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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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景缓和了父亲的激进路线，首先他尊重守护上杉定实，让定实下发对国众的安堵文书，自己只发一张奉书，致力于绥靖各反对势力。但是1538年定实的养子问题引发了伊达氏的“天文之乱”，其余波波及越后，晴景无力镇定。他的弟弟长尾景虎却从而展露头角，他得到了古志长尾氏等中越、下越地方势力的支持。逐渐势压晴景。为此上杉定实出来调停，让晴景把家主位子让给了景虎。1548年12月30日，景虎入春日山城掌握了权力，谦信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以上从永正到天文年间的越后战乱，虽然可以说是以守护和守护代的权力争斗为主轴，但是其发展动态却受国人势力向背的的很大影响。国众之间围绕领地、水利问题争端不断，在万事只看拳头大的中世，这样的矛盾时常会激化成流血械斗。但是他们也不喜欢永无止境的内耗，他们希望一个拥有裁判权和调停能力的上位权力给他们的权益以合法保障，使他们动用武力维权的时候旗号可以响亮些。但是他们也不希望这个权力过分集中，以至于影响到自己的独立性。于是骑墙行为就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只会支持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代言人。但只要风向标一转，他们又会为了自己的“家”和领地的生存反水。所以无论守护也好守护代也好，都没有办法把国人完全的吸收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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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拉拢国人,就要承认他的领地的合法性。为此需要对其发放在家督相续时的领地安堵状和新的封地分封状。前者因为只是保障新家督能够保有世代相传的领地支配权，不管怎么说都是是和国人结成了消极的关系，对于此而言，后者更有积极地要求国人作为对于恩典的回报而服从国主军役的要素在。但是问题是不管是守护和守护派两者哪一派胜利了，他们都没有实力去将对手斩尽杀绝，为使守护家延续，他们只有尽快结束战乱。所以他们无法施行这一普遍的战争游戏规则——没收敌人的土地，满足我方将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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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为景能够对国人行使的政治权限无外以下几条：段钱的赋课、催促出兵、另外就是纠纷的裁判权。这并不出守护的原有权限。他们虽然通过掌握了守护的经济基础——负责段钱征收的段钱所和守护料所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办法进行检地。
接着让我们来看长尾氏和国人之间的军事关系的特点。当1513年7月宇佐美房忠起事时，扬北国众中的中条藤资在8月1日向为景提交了誓书，其中称：“自先祖以来对御名字（指长尾）便无异心，尤是藤资，既然多次奉公，更别无他意，即便到子子孙孙对为景御名字亦不可生别心”。为景也在19日回了一张誓文表示对藤资别无二心。虽然说为景作为越后的中央政权对于一般国人拥有优势，但是两者间在实际上也只是以互换誓书为形式的同盟、协作关系为根本。这一关系市毫也无法影响中条氏作为一个独立领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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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年越中守护畠山尚顺向越后方面求援，他不止向府内长尾提出了援兵请求，还向古志长尾房景和中条藤资请求援救。另外为景就此事也同房景也提出了“合力”和“同心”的请求。从此役后房景在越中的战功是通过为景向房景报告这点来看，可以认为为景确实掌握了越后国军的指挥权，这也是为景国主地位的一个象征性表现。
虽然为景曾经通过掌握了以守护为顶点的府内的支配机构，将自己定位在以将军为顶点的身份秩序中，掌握了无论哪个国人都未曾有过的一国公权。但是却没有和国众建立以土地为媒介的主从关系。对于国主的军事动员和合力要求，国人并不作为国主的被官，而是站在基本近于对等的立场上来决定自己的进退的。为景也只能作为这种在瞬息万变的情形下形成的同盟关系的盟主来维持自己的国主地位。并且无论是长尾晴景和上杉谦信，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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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在1557年第三次川中岛之战时，谦信在决定出兵信浓的2月26日里，向扬北众的大渠帅色部胜长请求出兵，信中便称：“虽说是应深思熟虑，但还是夜以继日地等候您率兵参阵”。3月18日谦信虽还是出信催促，但是胜长还是按兵不动。在谦信本队抵达善光寺的4月21日谦信对胜长又去一信，信中说：“近来只是待您速速参阵，无论如何都希望您率兵出阵”。此足可说明即便到了谦信的时候，他也并不能硬性地动员非嫡系的势力，只能等待他们的自发协力。仔细一想，后来谦信在越中、上野地方的方面大将，不是河田长亲这样的近幸直臣、就是毛利北条高广这样比较早地服从谦信的一小撮国人。
众所周知，谦信在掌握政权八年后的1556年夏天，演出了一场假隐居的大戏。他以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忠臣为借口出走春日山，扬言要出家。长尾政景等国中大小渠帅大惊，急忙写誓书表忠心，才把这位爷爷给请回来。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苦恼于无法统制国众的谦信政权的形象，和另外一个方面谦信同不得不依存于上位权力的国人在危险的平衡上构成的越后的战国权力构造。谦信抓住了国人们的弱点，装出一副“做你们的头头非我本意，但是既然你们非得推戴我，则须听我号令”的傲娇姿态。来将自己的立场正当化。
为景、谦信政权就是这样一条浮沉在国人的波浪之间，以誓书为舵桨前进的小船。其实这又何独是长尾一家的困扰，它同样是战国期大名权力的一种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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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东出兵的意义
越后守护上杉氏，是关东管领上杉氏的重要支族。自上杉宪实为首，不少出身越后上杉的子弟被过继到上杉本家就任关东管领。由此越后守护家也对关东和邻国信浓地方的政局有很深影响。在战国时代，因为他们和北信地方的大小渠帅关系尤其密切，故村上、高梨、岛津等北信将领被武田晴信夺了地盘以后，他们便到越后避难，寻求复国。谦信则宣称自己对信浓毫无领土野心，只是因为不忍亲祖母高梨家被灭，才出兵信浓。当然，这只是表面理由，事实上当然是为了防止“唇亡齿寒”的局面。从而和武田在北信战场上上演了五场“川中岛之战”。
对于越中也是一样，因为也是年来的老关系，他对越中守护代神保氏和国人椎名氏的对立，派遣使者加以调停，并以此为契机在1560年第一次出兵越中。当然，这也不尽是为了“大义”，他对北陆方面的用兵，更大程度是为了打通北陆的水陆流通道路，因为他和越前朝仓的关系一直不错，只要排除了越前和越后之间不肯合作的势力，他无疑能将整个北陆日本海一面的航道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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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年的关东出兵“越山”也是一样，其发端自然是被北条氏康赶出上野的管领山内上杉宪政的来靠，为了“大义”他又不得不有表示。
谦信在1553、1559年4月两次上京，此时谦信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要压制住信玄在北信的军事活动，使村上诸将复归旧领。其二就是得到出兵关东的大义名分。
谦信向苦于畿内三好长庆全盛局面的将军足利义辉保证，无论越后发生怎样的祸乱，只要公方发话，他都会不顾危险来为了守护幕府而尽力。另外他还接近和义辉有着姻戚关系关白近卫前久，种种苦心经营之后，终于得到了允许乘座涂漆的肩舆，准三管领家等一系列的荣誉和特权。并且也得到了对信州军事干涉的承认。因为北条氏康通过扶植古河公方足利义氏，已经得到了关东管领的地位。他则通过得到将军许可他协助上杉宪政支配关东的文件来与之对抗。有一种解释说这是将军家公认他过继山内上杉、就任关东管领，这并不是这样。他只是从幕府那里得到了出兵关东的大义名分而已。并且这已经足够让他对越后和关东的诸渠魁们主张其正当性，和名正言顺地调遣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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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年3月，谦信出兵越中，将神保长职暴打一通以断绝关东出兵后顾之忧，上杉宪政便借谦信大军凯旋的机会要求出兵关东，这时恰巧房总的国众正木时茂送来了里见义尧的求援信。谦信遂决定出兵。他在整顿领国的工作完成之后，在8月下旬正式奉宪政出征关东。在9月上旬兵进上野，传檄诸将称：“因为北条，东国战乱不绝，军士万民皆为苦恼。为攻打北条以息干戈，须重兴古河公方和关东管领的统治，为此吾遂奉戴宪政关东入国而出兵”，号召反北条势力的大联合。他接收了箕轮城主长野氏的支城厩桥城且在此过冬，在2月下旬以小田原为目标而南征。此时其军力涵括了关东七国，近世的战记物称其兵力达到了十余万之多。当然这不会是真实数字，但是这时谦信旗下已有了一支空前规模的大军这一点并不假。北条当然不会傻到和这样的大军去硬碰，他们从开头就采取坚守各据点，且骚扰上杉军后方的战法。弄得谦信师老兵疲，诸将也不愿再打下去。这场轰轰烈烈的小田原征伐战遂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当然对于越后人来说这仗倒真不一定是“负担”，因为此时越后国内正闹饥荒，谦信就借着这个机会，将大量的剩余人口动员到军队里来跟他到关东“就粮”，他再发德政令来安抚国内矛盾，一举避免了天灾带来的政权危机，而把灾祸整个转嫁到了北条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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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信在小田原撤围以后转进镰仓，在那里正式从上杉宪政弄到了上杉家总领和关东管领的名分。在这里他并没有干脆的接收这些名分，而是让诸将上演了一出“全体一致推戴”的戏码。这和当初他的假隐退采取的手法如出一辙。顺带一提，这场戏更在关东武人心灵的维系点——鹤冈八幡宫的神前举行。这更是渲染了它的隆重色彩。
有些人因为谦信的如此举动，认为谦信政权是一个单纯的守旧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如此。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他虽然出身在越后的守护代家，并且在事实上否定了旧守护的统治。但是他并没有绝对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来超越且君临于国内诸如蒲原郡司山吉氏和古志郡司古志长尾氏、及扬北的本庄色部、中条黑川之类的国人。所以他只能通过国人的推戴和誓书来担当越后的国主。在关东，他必须通过上杉宪政这个权威标志才能指挥佐竹、里见、佐野这样的大小渠帅。他是在国人、大名的同心合力，也就是在一种一揆的契约秩序下确立自己的权力的。
1556年谦信究竟是溜到了妙高山还是睿山要“出家”，有着种种说法，另外国主复归的请求和宣言是在那里发布的也是搞不清楚。但是至少可以推定这是和神佛有着关联的场所。而在他就任关东管领的地点如前述也是在八幡宫。这无疑是他早就预先布置的。在神前立约结成一揆乃是中世日本的社会通习，他的那以一揆盟誓为基础，以誓书为媒介形成的权力不靠神力就无由存在，他那异乎寻常的信仰心，怕是和这一点不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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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这样的政权形式确是古色苍然，但他并没有向幕府寻求守护职或是关东管领职的补任。他为了让和国人和东国诸大名处在同辈立场上而被埋没自己能够从一揆的海洋上浮上来，虽然需要将军等旧政治权威的认证，但绝不能认为他的权力还是通过这些“职”才得以实行的。他在幼年曾经目睹父亲被国人联军逼到走投无路的窘状，认识到将军朝廷等旧权威力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他还是将自己的权力基础扎根在地域之中、在地域的领主权之上。这足证谦信政权不是室町式的权力，而是战国时代的新生事物。
虽然这样，他的权力结构给他的军事行动上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他无论是在越后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强制力强迫各地的领主出兵，他只能请求这些“味方中”协助他的军事活动。1561年后谦信虽然频繁地出兵关东，但是佐竹等大名、国众出于自己眼前的利益，要么不肯出兵，要么又回到北条一边去。谦信只好抹下脸皮对他们动刀动枪，但是这些人知道谦信不可能在关东久驻，谦信大兵一过这些人又是故态复萌。于是谦信就陷入了这种没有尽头的消耗战。武田和北条借着谦信的这个弱点军事谋略一起上，谦信的关东版图便日益缩水，从北武藏一线一直后退到上野沼田、白井城的小角落里。1578年正月，谦信终在准备出兵援救佐竹、里见等关东诸将的前夜，因为脑溢血而倒在了厕所里，终成了不归之人。
本文出自北朝论坛，作者:王谥恭献源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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