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莲阁茶楼原名华总会茶楼，曾被列为“上海洋场一景”。茶楼分为上下两层，楼上摆放12张八仙桌，供人品茗吸烟；楼下则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
上海滩的堂子
民国年间，彼时上海的烟花柳巷，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各种“会所”，谈生意、干革命、讲斤头（黑社会讲和），主角们大多都是边吃花酒边听曲，谈笑间把事情办了。
蒋介石的结拜大哥、上海沪军府都督陈其美，在青帮中的辈分是黄金荣的师叔、杜月笙的师爷，性喜交游，成日花天酒地。
同盟会成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清和坊怡情别墅”拜访陈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
辛亥后，上海的《民立报》讽刺：“上海杨梅都督陈某，连取小妾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身居都督，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
陈为人仗义豪爽，即便素不相识，也热心相待，最好的招待方式就是吃花酒。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如果您在民国初年去上海滩逛堂子，大可报上陈的名号，就能以低廉的价格得到至尊的服务。
不过这陈其美在上海滩没快活几年，二次革命的时候，被袁世凯派人给刺杀了，蒋介石当时是哭了个半死。
也许您会问，陈其美死了，咱再去逛堂子，报谁的名号呢？黄金荣？杜月笙？
行是行，但黄跟杜毕竟是流氓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看不起的“白相人”（旧上海对混混儿的称呼），且黄金荣跟杜月笙发迹，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儿，您要是在民初说这两个人，估计吃不开。
有没有谁既能吃的开，又有几分面子的呢？当然有，花和尚苏曼殊。
您只要说是花和尚的朋友，估计姐儿们的眼睛都会笑没了。为啥？因为和尚够四海（出手阔绰），隔三岔五就会在某高档酒楼办群芳宴，请各路嘉宾。有文人记载：
苏曼殊腰缠甚富，任意挥霍。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曼殊在上海，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怪人，他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如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章士钊、于右任、鲁迅等。
另外，他是半个日本人。中日混血，为父亲之日本小妾所出，自幼便离开父母，在祖屋长大。因饱受欺凌不堪忍受而出家，又偷吃鸽肉，被逐出师门，此后便以和尚自称。稍长，游学日本认母，数年，精诗词音律、擅梵文佛理，热衷宣传革命，俨然一代怪才。
民国初建，不少人兴高采烈跑官求官，苏曼殊很气愤，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请他出来担任秘书，他坚辞，说自己只想与朋友“痛饮十日，有吃就行”，孙中山大笑“曼殊率真”。
因为跟沪军都督陈其美交情匪浅，苏和尚经常得到陈氏大笔馈赠。有了钱，这和尚自然就不守清规戒律，住在上海高等旅店沧州别墅，此处邻近静安寺，绿槐夹道，环境清幽。这还不算，还经常叫来一些美女相陪。
民国初年，陈其美常去看望苏和尚，通常见高朋满座，美女如云，和尚与校书们诗词唱和，便艳羡不已。苏和尚不交权贵，对陈也不怎亲昵，陈却笑而对他说：“和尚在风尘中生活，不可令床头金尽。”遂赠金若干。
苏曼殊很迷恋吃花酒，只要有点钱，就呼三喝四，邀请朋友到某处吃酒，并“叫局”邀佳人作陪。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有文学素质的妓女之雅称）日常生活很丰富，若是每天在堂子里打麻将，没人叫局，会很没面子。
那么，如何才能叫局，和尚又是怎么叫局的呢？
召唤校书到堂子以外的场合，称为“叫局”。比如说您颇有盛名，在某酒店请客，想叫几个校书作陪，只需差遣酒店小厮，拿几张红色的“局票”来，写上某堂子佳丽的名字，以及您的落款，让小厮快点送去便可。
任何消遣场所都备不同堂子的“局票”，也有专门送“局票”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半大的毛孩子，擅长跑腿。
校书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名气大的校书，通常还有小丫头或者老妈子跟着。对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来说，主要任务就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每日从中午开始安排一天的流程，有时候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
一张“局票”的背后，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首先，送“局票”的小厮要收几个铜板的跑腿费，这玩意不入账，您随手打赏便可。
另外，开出“局票”的饭店或者赌场，会将当天何人何时叫谁出局记清楚，到了月底，会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车马费”，大约一局70个铜板，相当于代买车票的手续费。堂子里也会有明细账，届时一一核对，以免将别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
民国年间，有位八卦文人仔细考究了一番，认为“出局”或“出堂差”，原指宋朝官员出公差，不想被烟花柳巷拿来套用了。有趣的是，民国年间高等校书乘轿子出堂差，经常有丫鬟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有人在报纸上发文批评：
……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
苏曼殊喜欢大宴宾客，陈独秀、包天笑等人都被他请过。他花钱如流水，海滩高等堂子都知道有个和尚出手阔绰，他对美女们彬彬有礼，姐儿们都喜欢出他的局。
“做花头”的规矩
苏曼殊喜欢吃花酒，也喜欢替人家“叫局”，据包天笑记载，苏曼殊曾给鸳鸯蝴蝶派的高手毕倚虹叫过一局。某日，一群文人相会，到场的人都有熟悉的局可叫，只有毕倚虹没。
苏便道：“我昨天在惜春老四家，见一女娃儿，颇娇憨活泼，可取材也。”有人接话：“和尚正法眼藏，必无错误，何妨叫来一看。”花笺飞去，不到半小时，人就来了。
为什么苏和尚能在徜徉烟花之地呢？就是因为他懂得校书们的心思，同为天涯沦落人，他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遣身世沉沦的伤感——最重要的是，他还肯砸钱为校书们争面子。
有人统计苏曼殊的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曾有朋友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苏曼殊笑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动了凡心？”
叫局的花销其实并不大，苏曼殊不仅仅喜欢叫局，更喜欢“做花头”，那就相当烧钱了。“花头”是一种记账单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于大洋12元，折合现在的物价，扩大三百倍，大约三千七百元。
“做花头”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称为“摆花酒”：找个由头，为某校书庆祝生日，或者故意给某校书长脸，在堂子里办宴席，每桌正式8人，一桌子花酒称为一个“花头”。
“做花头”要支付固定的酒菜钱，外加给琴师、佣人的犒赏，合计下来也得十三四个大洋，如果酒水喝多了，账单数字过大，做东的也会让客人出一点。
第二种是在堂子里请客“碰和”，也就是打麻将，通常是先上酒席再打麻将，每人都有美女相陪，高档水果茶叶奉上，打一圈麻将也算一个“花头”。
如果您办了五桌花酒，一次就能花掉六七十大洋，折合多少钱呢？大约相当于如今两万。不过购买力这玩意儿也不好折算，按照当时黄包车夫的收入水平，每月只有三五个大洋，您请一次客，够他们忙活一年了。故时人感叹“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穷人半年粮”。
民国时没有手机，请人赴宴往往要前几天就通知，可苏曼殊不一样，他兴致一高，直接拿堂子里的铜牌给黄包车夫去接人。铜牌上都刻有不同的花纹，如桃、杏、荷花等，称为“轿饭票”，在市面上能兑钱，堂子也会回收。
某文人记载受邀后的遭遇：
客人到后，侍应摆好台面，然后高叫“筛酒”，这是叫各房校书入席陪客。等客人入席举杯之际，侍者又叫“起炒”，声音略逊于前面那声“筛酒”。先上小吃，继上大菜，最后是米饭或稀饭。上主菜的时候，校书一个个地唱曲，乐师在一旁吹奏、操弦、击鼓伴奏。接着是校书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席间，侍者都在叫“添酒”，客人喝糊涂了，若是生客，堂倌就上兑了水的酒……
奇怪的是，花和尚苏曼殊喜欢逛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朋友们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他最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有素贞、桐花馆、花雪南等数人。
据说花雪南曾对曼殊动心，想赎身做其妾室，在民国年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苏曼殊却认为，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倒不如相忘于江湖，留回忆无限。
民国肇始，北洋当道，政治依旧腐败，孙中山极力奔走要“打倒军阀”，苏曼殊对前途极为悲观，终日逛妓院、喝花酒，收到稿费便呼朋唤友，千金用若泥沙。只是他饮食无度，肠胃又不好，是医院常客。
1918年5月，时年35岁的苏曼殊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传世的最后一部爱情作品《非梦记》，留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随即去世。
和尚走后，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竟一无所有。设灵堂的时候，许多校书头戴百花前来吊唁，个个颜色悲戚。
苏曼殊去世6年后，1924年6月，孙中山先生出资千金，将其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孤山，与名妓苏小小朝夕相伴，民国一代妙僧，便以如此的姿势走入了历史。
（作者：吴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