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林徽因与泰戈尔访华发生了什么?

1921年10月,林徽因与父亲一道回国,告别了伦敦的阴霾和那段与徐志摩欲说还休的感情。徐志摩一年后尾随而归,目的之一便是要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灵魂伴侣。但实际上,徐志摩从英国返回中国还另有原因,那就是要协助梁启超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他回国后,在松坡图书馆和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处理英文事务,泰戈尔1924年访华事件,也是由徐志摩负责联络和组织的。

泰戈尔的中国行

作为东方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传开,便在中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成为时尚。

1914年,胡适在美国接触到了泰戈尔。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阅读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尔。

真正有意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泰戈尔的是陈独秀。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拟题名为《圣歌》的四首译诗,由此拉开了中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序幕。

郑振铎从1921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12卷1号上发表了《杂译太戈尔诗》以后,便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上大量发表了翻译泰戈尔《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中的诗篇,并于1922年出版了《飞鸟集》的中译本。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先行者之一。按照他的回忆文字,其没有出版的《泰戈尔诗选》汉英对照本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泰戈尔诗的汉译诗集,比我们今天通认的泰诗汉译第一人郑振铎于1922年10月出版的《飞鸟集》和1923年9月出版的《新月集》等译诗集还要早5年以上。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掀起了空前的“泰戈尔热”,当时有影响的刊物都刊登了他的作品,而且从1920至1925期间,泰戈尔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或节译本。比如王独清和郑振铎都译了《新月集》,选译《新月集》的人更多。

陈独秀、刘半农、黄仲苏、郑振铎等人以及《小说月报》和《少年中国》杂志翻译了大量泰戈尔的诗,以及介绍泰戈尔的文章。

中国诗人和读者对泰戈尔的名字十分熟悉,因此对泰氏访华充满期待。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之行。

上海文艺界人士、中国各文学社团代表以及外国记者在码头排队迎接,热烈欢乐的气氛让泰戈尔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

泰戈尔随行有五人: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泰戈尔私人秘书姆赫斯特(Elmhirct),即我们常称的恩厚之。

泰戈尔在华日程安排充实有序,徐志摩充当翻译,常陪在泰氏左右。除参加上海的各种活动外,泰戈尔还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去了杭州,游了西湖和灵隐寺。

在北上的时候,路过南京和济南,泰戈尔停足演讲。据说在南京演讲时,东南大学图书馆挤满了3000多听众。

4月26日,泰戈尔一行到了北京,梁启超、蒋百里等讲学会主持者设宴欢迎。之后参加了京中各种欢迎仪式,4月30日到清华园,一边演讲,一边休息。期间,也有很多文化人前去拜访泰戈尔,和他探讨诗歌和东方文化。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文艺界人士为他准备了一场生日庆祝会,当然以新月社诸君为主。这场庆祝会由胡适作主持人。盛会上,中国人送给泰戈尔的生日礼物是19幅中国画和一件瓷器。

根据梁启超的意思,泰戈尔在会上获得了刻有中文名字“竺震旦”的大印章,“竺”当然是中国对古印度的称呼,“震旦”则是印度对古中国的称呼,意味着泰戈尔是中印文化的联系纽带。

除用中文和梵文朗诵泰氏的诗歌外,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徐志摩等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而且为了让寿星理解,特地用英文演出。

泰戈尔(中)与徐志摩(右)、林徽因(左)

台上演戏的徐志摩,据说对林徽因的爱慕之心复发,借助演戏的掩护,与林徽因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可惜姻缘天定,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后来,因为中国知识界很多人攻击泰戈尔,说他是过时的人物,因此他后面的演讲就取消了。在西潮涌动的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界注重的是西方思想,泰戈尔的东方情思,显然与他们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离。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去太原,目的是宣扬印度的农村建设计划,但此事不了了之。5月23日,泰戈尔离开太原,返回石家庄,然后南下武汉,从长江走水路到达上海。6月初,徐志摩和张歆海送泰戈尔去日本,其访华的历程到此结束。

泰戈尔访华,给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见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俩同为泰氏的翻译,而且共同演出泰戈尔的剧本,这让徐志摩陷入更为严重的单相思状态。泰戈尔在北平的时候,徐志摩特地请泰戈尔出面劝说林徽因,还是无果而终。

1924年5月20日,文化界人士送泰戈尔山西之行,林徽因也前来与泰氏道别。徐志摩在车窗里望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心潮澎湃。

联想到林徽因下个月即将和未婚夫梁思成赴美留学,从此与他天各一方,或许形同陌路,唯有茫茫的大海万古不变地鼓动着波涛。徐志摩此时感到“眼前又黑了”,在车未启动前即刻给林徽因写信,同行的泰戈尔秘书恩厚之见他伤感过度,终止了他的书写。

20世纪70年代,这封信被香港徐志摩研究专家梁锡华寻得,其中所写无非是不相信他和林徽因会分手:“离别!怎么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这段恋情,似乎从一开始都不在徐的掌控之下,林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约定,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承诺。

时过境迁,也许当时在心灵的碰撞中产生过热量的林徽因,回国后面对更为现实的生活,开始逐渐冷却,徐志摩已经成为她成长过程中熟悉的朋友,而不再是恋人。

1924年6月,浩淼的太平洋上,一艘轮船载着两个年轻的中国人驶向美国,逐渐接近他们的人生目标。而大洋的另一端,徐志摩的人生目标却越来越远,他与林徽因的缘分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泰戈尔与徐志摩?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与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泰戈尔左右,担任翻译工作,排演泰戈尔的戏剧,陪泰戈尔游山玩水,深得泰戈尔的喜爱。泰戈尔给徐志摩取了一个印度名“索思玛”,徐志摩则直呼泰戈尔“老戈爹”。1924年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访问了日本。

1925年,泰戈尔要去南美讲学,希望3月能在意大利与徐志摩相会,然后一起旅游欧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给徐志摩的交往构筑了平台。梁启超的弟子们是新月社聚餐会的常客,其中,王赓和陆小曼夫妇就是徐志摩在新月社活动中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徐志摩和陆小曼逐渐产生了恋情。在那个时代,著名诗人爱上有夫之妇,而且双方都是社会名流,当事人难以招架突如其来的巨大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躲避风头正劲的流言,徐志摩选择了出游欧洲。此次出游,也有泰戈尔的邀请,他希望能在意大利见到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经西伯利亚到欧洲。3月下旬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祭扫契诃夫、列宁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见到了张幼仪,见到了儿子彼得的骨灰,陪张幼仪游览了意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国,祭扫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雨果、曼殊斐儿等人的墓地;在罗马,祭扫雪莱、济慈的坟墓。

徐志摩自己说:“这次到来倒象是专做清明来的。”徐志摩怀着虔诚的态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从内心来说,是景仰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尔在徐志摩到达欧洲时先行离开,二人没有碰上面,虽属遗憾,但徐志摩毕竟借助泰戈尔的邀请避过了情感的旋涡。

1928年6月,徐志摩为躲避家庭的残缺现状,为躲避无法正视的婚姻,他决定再次出国。出国前,翁瑞午交给徐志摩一些珍藏的字画,希望他拿到国外变卖,攒钱满足陆小曼的生活开销。

这次出游,是徐志摩此生最后一次出国。也许心里隐隐觉得时日不多,他要将之前走过的地方,重新再温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经由日本,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照例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照例去了剑桥,照例拜访昔日的朋友,甚至绕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时候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尔。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辜鸿铭(前排右坐者)等人合影

1929年,泰戈尔去美国和日本讲学,顺便到上海看望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徐志摩夫妇为泰戈尔精心设计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尔和他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返程的时候,徐志摩又把泰戈尔接到家中休养了几日。

泰戈尔来华之前,中国学界一片欢呼声。但等到泰戈尔抵华后,部分人却唱起了反对的调子,让泰氏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

闻一多曾批评泰戈尔的诗“是没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闻一多代表了当时冷静思考泰戈尔热的部分人的观点,但他对泰氏诗歌的批评似乎并不准确。

泰戈尔的诗歌采用孟加拉文写成,原诗具有节奏、韵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译成英文后原诗的形式艺术便遭受了部分折损,而五四前后人们又根据英译本翻译泰诗,受翻译自身的局限使英译本泰诗的形式艺术再次遭受了折损。

泰戈尔虽然主张创作自由诗和散文诗,但他本人却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建构,认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畅的节奏表达找到通向人类心灵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细琢的自由体诗应该受到鄙视和嘲笑”。

不管当时人们对泰戈尔访华以及他的诗歌持怎样的看法,泰戈尔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它业已成为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中一份珍贵的外来资源。

(作者:熊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