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画家威廉亚历山大随马噶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在他笔下，扬州城墙沿着河流兴建，对岸是一座寺庙，水面船只来往不绝。尽管已是盛世之末，但这座商业城市依旧兴盛且气象万千。
中国的伟大之地常有兴衰轮回的命运，而1817年的扬州，无疑正处于其中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它衰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仅剩下过去的影子。
瓦砾堆积在瘦西湖畔，双桐书室荡然无存，九峰园中奇石倾颓，一名老妇在片石山房架起锅灶，全然不知文人墨客曾在这里雅聚。是江北地区的萧条制造了这一幕，让危机从食盐专卖的衰落中发端，并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动荡而加剧。
尽管巧合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如果追根溯源，便不难发现结局早已注定：扬州是一个脆弱的城市，高度依赖政府的保护，当后者自顾不暇时，它只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食盐、水道和区域的衰落
漕粮、盐政，还有税关口岸的地位，是扬州兴盛的三个原因。财富从唐代便在此处汇集，即使经历了明末的兵祸，这里依旧是举足轻重之地：1749年制订的关税定额中，扬州预计要上缴税银20多万两，在全国40个税关当中名列第七；在1735年，扬州是上交超过10万两的九个税关之一。
从16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徽商和知识分子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状态，事实上决定着一方水土的兴衰。如同亚马逊流域的蝴蝶在加勒比海引发了一场风暴，安徽内陆的一系列变化，也以导火索的形式改变了扬州100年的命运。
由于人口增长、米价上升，徽州的地价陡然走高，驱使徽商将资本从商业转入土地，令食盐交易的规模开始减退。扬州的局面，渐渐今不如昔。它看似巧合，实际是农业社会的必然，更何况盛世的余波远去，江淮的经济早已停滞不前。
而一系列外因，也摧残着日益凋敝的贸易：因为苗民起义，湖南船夫必须返回故乡，满载食盐的仪征盐船只能在武昌排队。1792年引入的“封轮”制度更是破坏力巨大，盐船抵达后就被封存起来，然后依照抵达顺序卸货，运转效率由此大幅降低。
更可怕的影响来自朝廷，从18世纪70年代起，“报效”额不断升高，并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盐税、运库和商人的资产经常被强行征用，用以抵偿因内忧外患而日渐紧张的政府开支。重重压力之下，盐商的状态每况愈下，1805年的洪灾之后，他们甚至无法拿出足够的经费修缮水利设施。
朝廷也知道商人面临着压力，于是在1813年下令，改变水利工程费用的筹措方法，尽管新举措将支出主体转嫁给田赋，但地方官员却私下提高了商人的捐助数额。更不幸的是，货币出现了大幅贬值，据估算，1814年的材料费较七年前上涨了一倍之多。
通货膨胀还从另一个角度增加了商业的压力。盐在市场上以铜钱购买，但盐税却必须由商人以白银缴纳。据魏源的计算，乾隆年间一两白银可兑1000文钱，道光初年兑换比率上升至1500-1600文，种种压力迫使商人提高价格，积压的盐量也因此直线上升。
食盐专卖中的问题早在18世纪90年代盐商引退时便有所显示，并在19世纪20年代变成了一场危机。
有人将通货膨胀与鸦片贸易联系起来，将食盐专卖中的问题归咎于白银大量外流，但这种假说存在一个问题，即食盐销售的困难出现在19世纪之交，而通货膨胀直到19世纪20年代依然不明显。尽管如此，在鸦片贸易活跃的19世纪20年代，盐商们确实正经历着明显的困难。
商人自己也出现了问题。1822年，大学士曹振镛提到了当时“首商”黄至筠的腐败。根据他的奏折，黄至筠连续多年垄断首商一职，为人贪得无厌，种种劣行，引发了公愤。因此，大学士曹振镛请求皇上废除首商一职，恢复总商轮流当值的制度。
更令人发指的是，黄至筠的罪行发生在盐业贸易的危机时期，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居然安然渡过了1822年的丑闻，事实上，他的行为不过是弊端的冰山一角。
大致在这一时期，包世臣谈到了扬州育婴堂的管理不善：这个机构收容了1400多名弃婴，由盐政资金资助，其财务的管理漏洞百出，而且多被私人挪用。
1830年上任的两江总督陶澍早已对种种弊端有所耳闻。盐商们声称，为盐政机关的整修支付了数万两白银，而实际支出不到三分之一。
用于资助德音、春台两个戏班演出的基金，最终被用来支付商人举办的家宴，更有甚者：“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依靠）自己资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随着盐业贸易在19世纪初衰落，江北农村也遭受了痛苦。1796年，黄河堤防决口引发洪灾，在大运河山东段导致了数百万两的损失，这是水道系统崩溃的开始。
1797至1809年间，江北地区每年都要临时性或全部免除许多地区的赋税，并提供可观的灾害救济。1804、1805和1806年水患接二连三。1807年，用于保护下河耕地的堤坝需要维修，但损害程度太大，以至于地主们难以承受维修费用。总督铁保要求为此项任务筹集17759两银子，在六年之内偿还。
洪泽湖堤防由于工程和财务原因无法恢复，令水利系统的运转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比如1808年提出修复高家堰，费用估计需要150万两。可就在文书往来期间，下河地区又发生了洪灾，结果到1812年，高家堰的水坝只剩下五座还在运行，其余则彻底陷入瘫痪。
在中国水利史上，道光年间是内陆水道系统崩溃的时期。唯独黄河稍显平静，但这份成功的水利记录，实际是通过将洪泽湖水排入扬州方向取得的。
1828年，江淮之水溢出周围数里，乌鸦以死畜为食。1832年，数千农民聚集起来，反对掘开高邮的大运河堤坝向下游泄洪，但最后，当局用军队回应了所有的抗议行动。
被毁灭的城市
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三年以后，扬州被太平军占领。城内人心惶惶，空气恶臭，水源污染，瘟疫流行，一名传教士写道：“灭绝之神在这座不久前还非常富裕、安逸的城市上空盘旋，发起的攻击似乎永无止尽。”
不仅城里，乡村地区也遭到蹂躏。太平军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攻击时来到北湖，向那里课以重赋，方志里出现了数千名为守节而死的妇女，即使在战火平息的1866年，当地依然处于一种苟延残喘的状态中，只有关于过去的悲伤记忆被保存下来。
英国插画设计师托马斯阿罗姆的铜版画“扬州江口”，绘制于1842年。作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的一部分，这幅插画随书于1843年发表，在欧洲流传很广。尽管如此，阿罗姆事实上并没有到过中国。
不仅是扬州，整个江北地区都遭受了苦难。太平军初次攻击的1853年，恰逢黄河大堤决口，改道的河水使大运河的通航能力严重萎缩，1862年淮北又爆发了捻军起义。
在局势稳定后，周期性的难民淹没了这里，他们或因为谣言，或因为饥荒而逃难，而干旱则如同诅咒般如影随形。
扬州的衰落或许可以归结为大运河的凋残，不过大运河在19世纪后半期仍是一条有效的运输线路。扬州固然由于过境贸易的衰落而遭受了损失，但主要问题还在于进口货物与地方产品之间无法保持平衡。在一个“女子无所事事”的地方，扬州没有任何底线可以依靠。
薛福保家族在太平天国期间逃离无锡，在江北的宝应找到一个避难之处。他观察到：“今江北之困，非独其地瘠也，人力亦未尽也”。
一部分农民跨过长江，在上海街头捡垃圾和拉人力车为生，不只他们如此，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离去。刘熙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867年，他前往上海龙门书院出任山长，13年后才返回故乡，1881年在那里故去。
从上海看扬州
在扬州衰败的日子里，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在它的映衬下，这座古老的城市顿时颜色无存。
1928年，久居上海的郁达夫，开始寻访历史上的江南。他的旅程在游览扬州时达到高潮，这座传说中的园林和梦幻之城，无疑比其它任何地方更能震撼人心。
他满怀期待地跨过长江，脑海里回荡着文人墨客的称颂和赞美，但刚踏上旅途，他就发现周围“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在行程的第一天，沮丧的预感便得到了证实：寺院和亭台已经衰朽，园林无人看管，曾经著称一时的花木和假山，只留下一些令人伤感的遗迹。
1935年，在给《人间世》杂志主编林语堂的一封信中，郁达夫写下了这次参观的感受：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院亭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
郁达夫将扬州的凋敝归结为缺乏铁路，它增加了城市与外界的隔阂，在回忆游览扬州时，韩起澜也提到过这个地方的偏远：“这是一座阴湿、长着苔藓的城市，非常古老，没有什么变化，它与对岸熙熙攘攘的镇江被一条汹涌的大江割断。”
那时候，扬州是一潭孤寂的死水，在它的周边，居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处狭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南，那里的市镇正向着繁荣和现代化冲刺：南通和海门以棉花产业而自豪，同时坚定地以上海为发展导向，而曾几何时雄踞其上的扬州，只能以腌菜、化妆品和牙刷为主导产品苦苦支撑。
郁达夫发表这封信时，一场激烈的论战正围绕着《闲话扬州》进行，该书的作者易君左是他的挚友，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期间，易在扬州呆过几个月：国难当头，他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而扬州的凋敝景象，更使他愈加烦闷不安。
毫不奇怪，《闲话扬州》中尽是对城市阴暗面的描述：盐商的大宅正在破落，排水系统运转失灵，街头垃圾遍地，居民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更令易君左难以容忍的是，在大敌当前的关口，当地人却涌向茶馆、澡堂和戏院，将宝贵的时光用于消遣。
毫无理由的断言最终激起了众怒。当地士绅向江苏高等法院申诉，最终令《闲话扬州》遭到禁毁。但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因为伴随此案发表了太多的文章，虽然以谴责易君左的内容居多，但它们也证实了“扬州梦”已经结束。
（作者：安东篱）
摘编自《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中华书局出版，看历史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