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和南京:国际丝都沉浮录

1872年日本印刷画:日本东京丝绸厂内,身穿和服的女工在织机旁工作


在国际范围内,“丝都”经历了一次现代转换:传统的手工作坊最终被工业革命所淘汰,像里昂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成为了新的国际丝都,而像南京这样的传统丝都,则陷入衰落。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也是中国这一古老文明国度艰难的现代转型。

里昂:从手工业到大罢工

在相当漫长的时期,瓷器和丝绸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净输出产品,在西方国家,只有贵族才穿得起丝绸做的衣服。

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先进文化的输出之路,丝绸作为商品,当然有实用价值,但是其文化价值却是更重要的,由于其技术先进,又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因此穿丝绸成为身份的象征。

但是,西方国家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体现在纺织业上,就是机器的大量应用,让丝绸和布匹产量激增。

世界上三次著名的大罢工,有两次都是纺织工人所为,分别是法国的里昂和德国的西里西亚,罢工的激烈程度可以用“起义”来形容。

这样的罢工,也被视为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要的工人大为减少,不少人面临失业的威胁,纺织工人的处境确实悲惨。

里昂是法国著名的工业城市,纺织业在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中占据过十分重要的地位。丝绸为里昂带来了财富和声誉。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本地的丝织业发展史,里昂把昔日的市政府建筑辟为丝绸博物馆(musée des tissus)。

一进入馆内,一种属于丝的辉煌光泽立刻映入眼帘。这里有路易十六的王后用过的布帘,它是用116种色彩的丝线细织成的,还有拿破仑的皇后所用的壁布,高雅精美之处,使人不得不同意,丝向来具有皇族的气息。

馆内的另一边,同时也收藏了法国大革命前一般人的服饰,从鞋子、帽子到衣服,都说明了人类对于丝织品的爱好,是不分贵族和平民的。当然,馆内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生动地反映了1831年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两次反抗压迫的武装起义。

1889年,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机械馆内展示的纺织机器


自从16世纪起,丝绸生产就是里昂最重要的手工业,丝绸生产给城市带来了最早的一大批财富,经营丝绸的富人也拥有了越来越高的政治地位,甚至里昂这座城市,在法国的地位也因此而提高。

16世纪之前,欧洲最大的丝绸产地是意大利,法国王室和贵族们所用的丝绸及丝绒全部都是从那里进来的。

1536年,里昂设置了第一个丝绸纺织作坊,在此工作的所有熟练工匠都是专门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聘请来的。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发展本国丝绸纺织业抱有极大热情,到了1544年,里昂的丝织工人人数一跃达到了一万二千多人,这样,它名正言顺地成了法国的丝绸之都。

到了17世纪,里昂变成了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是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的唯一源泉,这里出产的产品不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帏幔、窗帘、壁布、家具镶料都用它,里昂的丝绸一时遍布全法最大的城堡和宫殿,它们包括枫丹白露堡、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罗浮宫。

里昂从一个传统的丝都到纺织城的转变,关键人物是里昂人贾卡,他是纹板提花织机的积极改革创新者。

1777年,他制成了配置整套纹板传动机的脚踏式提花织机,只需一个人操作便能够织出六百针以上的大型花纹织物,许多式样较为简单的花纹由此达到了自动成形的程度。后来,这种织机发展成了全自动织机,在纺织业上被称为贾卡机。

贾卡1752年出生于里昂,一成年便在丝绸工坊打工,并且很快成为一个有创意的、技艺娴熟的工匠。他的改革计划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多次中断,但1805年,一大批改革后的半自动织机终于在这里运转了起来。

新织机不但缩短了产品的成形时间,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劳动量、减少了工作人数,这必然引起了大批工人的恐慌和随之而来的抵制及破坏。因为使用贾卡织机后,原来需要六名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一名,这就意味着大批工人的失业。

贾卡多次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有人对他以死相逼,更严重的是,工坊里的新型织机不断被损坏和焚烧。尽管如此,革新的成果还是遍及全国。1812年,整个法国已装置了一万一千多台贾卡自动织机。

和这些新式生产线相比,那些手工作坊就很不幸了。尤其是里面的工人,受到极为残酷的剥削,每天要工作15到16个小时,而每天所得到的工资,仅仅能买到一磅面包,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至于女工和童工的处境,就更加悲惨凄凉。

1831年10月和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发动了两次大罢工,最终都发展为武装斗争,工人们拿着武器,一度占领了整个里昂城,但是,正如同教科书所写,这两次工人大罢工最终都被镇压了。从根本上说,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新的生产力必然会带来更深的社会变革。

南京:丝织衰落与民族荣辱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是先进的中国文化向西方辐射的话,鸦片贸易则是西方文化向东方的辐射。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和平的方式,而后者则充满了血腥与罪恶,并发展为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对西方全面入侵的,是民族工业的兴起。纺织业,因为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后来被称为典型的轻工业),同时也由于其方便继承传统的工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度给民族资本家以希望。

但是,即使在江南这样的“开放”地区,人们的认识也是相当落后的——南京的丝织业,采用西方新式技术的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的手工作坊。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面对西方“洋布”的倾销,很难有抵抗的资本。

清代,南京堪称全国丝织业中心,以至于“南京布”一度成为出口国外的高级男装布料的代名词。事实上在明朝,政府就在南京、苏州、杭州3处,设置提督织造官,设厂监造。

1917- 1919年,浙江杭州,丝织机


后来清承明制,在底定江南后便立即恢复了3处织局,改称织造。所谓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指的就是这一带的纺织业。

3处织造所织品种各有侧重,从清代典制和现存档案来看,江宁织造主要生产各种制帛、诰敕、驾衣、彩绸和线罗及大红蟒缎、大红缎、金拆缨等项。

据史料记载,乾隆、嘉庆年间,江宁织造平均每年就需织造各色缎匹近4000匹,实际动用白银在6万两以上。

那时南京丝织业的具体从业人数,各方记载不一,但人数都不少。清末文献追溯其全盛时称:“城厢内外缎机总数常五万有奇,以此为生产者达二十万人。”南京堪称清代的全国丝织业中心。

晚清开始,中国逐渐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太平天国时期,清廷的官办织造系统被摧毁殆尽,南京原有的手工业产销体系也遭到破坏,,私营手工业织机则被全部收归公有,织工也被编入织锦衙,实行军事化管理。

由于工作繁重,又没有相应的薪酬等级,严重挫伤了熟练工人的积极性,加上战争升级,不断征调工人上前线,织匠们纷纷逃亡,不过一年时间,“所存只四分之一”。

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派人至各地招集机户等回来。1865年,复立江宁织造,并设置隶属于织造的织局。内置织机共129台,由织机选择熟练匠人充作“领机”向织局领取原料,雇工生产,机工工资按照工作量来计算。

同年,江宁知府凃宗瀛还在南京设立桑棉局,鼓励、资助贫民种桑。在这些措施下,南京桑蚕事业逐步复兴,“附郭内外,比户业蚕”,丝织业也恢复到有七八千台织机、男女织工5万余人、每年出缎20余万匹的水平。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如火如荼,资本的扩张要求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几乎每一次战争,都会强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便成为这些条约的“标配”,其目的就是倾销其本土生产的大量商品。

1899年,南京开埠,洋货可直达下关,在南京销售。1900年进口的货物,除鸦片外,其余系布匹。在近代工业规模化生产的洋布、人造丝等外洋廉价纺织的竞争下,工艺繁琐、价格昂贵的南京丝织品市场进一步萎缩。

外患同时还有内忧。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后,南京丝绸在北方基本滞销,当年运出的数量减至七成有余,“是时机户率多闭歇,织匠失业者甚多”。

据金陵关统计,至此南京的织机已仅剩5000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原有的官办丝织业解体,此后南京礼仪性丝织品的生产趋于停顿,其他丝织品的需求也锐减,出现了“机户停机、工人分散”的局面。

不过,自清末日渐衰微的南京丝织业,在1912年到1918年间,曾经一度出现“起死回生”的迹象。

首先是清中后期以来,南京手工丝织品已在上层社会及富裕阶层中相当普及,有一定的销路。

第二,是因为民国临时政府在此阶段推行以黑色作为服饰主要色彩,而元缎恰好以黑色为主,故而“金陵元缎花素盛行,销路最旺”,大有供不应求之势,“凡购货客人,皆先为付款定货”。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时一战正兴,列强无暇再东顾倾销,对中国特产的需求量反而增加,于是南京织缎业得以迅速发展,高峰时有织机万余张、织工约5万人,每年织缎达20余万匹,年产值达1200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列强逐渐恢复与扩大对华输出商品,而同时,国内服装款式和衣着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欧风输入,西装日渐流行,学生装与中山装亦日见普及。

而这些服装的原料,大多采用外来之毛织物,中国传统的绸缎不能适用。就算是做传统袍褂,不少人亦倾向于改用西式面料,“故京缎销路,受重大打击”。再加上日本在朝鲜、法国在越南均加重关税,严重妨碍南京缎品出口。

于是,南京的缎业再度萧条,至1929年,南京织机已减至3100张。到上世纪30年代,南京丝织业已是一派萧条:1931年,丝织品全年出口仅8担。

而至1948年,全城仅存织机百余台,其中能使用的竟然还不足七八台。南京作为丝都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等到新中国成立,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像无锡这样的城市,成为新的纺织业中心,则是这个故事的续篇了。

(作者:黄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