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买了个表,怎么知道是不是准的?丨杂物科考队

这里的皇上,当然是清朝的皇上,撑死了是明朝的皇上,因为之前皇上买不到表。

明代末期,西洋钟表就传入中国,并大受中国皇室贵族欢迎,很多皇帝成为狂热的钟表收藏爱好者。

但问题来了,在没有7点钟准时开始的《新闻联播》的时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买的表是不是准的呢?

接下来你将看到:

●皇上,你买了多少表啊?

●火车和航船,逼中国人守时

●统一时间,还得靠打仗

一向准时准点的值班编辑 / 老梁

皇上,您买了多少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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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为昼,举世皆同其时”。在工业时代之前,精确的计时对大部分人来说完全没必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大伙儿起床,抹下惺忪朦胧的眼睛,看到升起的太阳,那便是认为活在同一时刻。

老百姓算时间一般靠太阳+鸡,精确一点的有日晷、水钟、漏刻等等。劳动人民还创造了诸如一盏茶、一顿饭、一袋烟的计时单位。至于小说,像《三国演义》,更讲究英雄的豪迈气场,关羽斩华雄,计时就用了杯中酒的冷热换算。

●故宫里的日晷

下面就得说皇上买了个表这件大事了。

自明代末期,西洋传教士和商人把钟表带到中国,就引起了皇帝们的兴趣。清朝皇帝自顺治开始,就使用钟表计时,不离左右。

按照中国传统的时间观点,一天分成100刻,而西洋人认为,一天分96刻,每刻15分钟,这个非常不符合大清国情。好在康熙皇帝敢于搞体制改革,命令二十名大臣去观象台测验,发现用西洋办法算的时间更符合天象,于是从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开始,清朝官方承认并推行了一天96刻的制度,进一步推广了西洋钟表。

于是在康熙皇帝时,大臣们已经都随身带表,以免误了时间。那么多钟表,自然有快有慢。

乾隆年间的大臣富察·傅恒家里不仅自己带表、家里带表,就连仆人也都随身带表。为的就是互相印证,以免误时。当时上流社会佩戴钟表如此流行,以至于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钟表进口市场。

●富察·傅恒,乾隆时期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一等忠勇公、领班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

然而表有误差这事是说不准的,有一天上朝,富察大人的表就慢了,以为没到时间,晃晃悠悠上班,进门一看皇帝在里面等着了。据说富察大人“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

对大臣来说,校准钟表的对象自然就是皇上,而皇上的标准时间,是紫禁城交泰殿的

自鸣钟。

●左边就是交泰殿里的大自鸣钟,现存的自鸣钟造于嘉庆三年。

但对皇室贵族而言,钟表更重要的功能不是计时,而是奢侈品。所以他们会要求钟表越奢华越好,装饰越多越好。

●清雍正《十二美人图》之持表对菊图(局部),美人手持一块珐琅表。

乾隆皇帝是钟表的狂热爱好者,他每年要订购价值3万到6万两白银的钟表,而且“务要是洋做者方可”,必须原装进口,而且在上谕中要求采购的官员“不必惜费”,不要怕贵。

而对于多数老百姓而言,“时间”、“时差“的概念,和他们有啥关系呢?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中国人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一段童年的回忆就佐证了这点。他说,在家塾读书时,“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蒋梦麟

火车和航船,逼中国人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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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于中国的乡村或者偏僻的城镇或许无所谓,但是对于其他地区却不尽然。

例如上海,它是近代中国的“魔都”,自打开埠后,外国人首先带来了统一的城市时间。

19世纪80年代,上海法租界当局便在外滩搞了一个木结构的气象信号台,除进行天气预报外,还在正午时分利用台顶落球报时。

彼时的报纸《点石斋画报》以“日之方中”为题,报道说:

“本埠法租界外滩外洋泾桥堍,于秋间新制验时球与报风旗,按旗于每日上午十点钟扯起,递报吴淞口外风信,其视风之所向或大或细或睛或雨,随时改悬各旗,传报至球,则每日十一点三刻钟时升起半杆,十一点五十五分钟时升至杆顶,至十二点钟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验对时刻。允称奇制”。

●《点石斋画报》所载气象信号台

此外,在上海各国租界,外国人还纷纷修起了钟楼,从英国、美国或者德国进口巨钟安置楼顶,按点报时,成为统一时间的标准。

当时诗人作诗歌咏:

大自鸣钟莫与京,

半空晷刻示分明。

到来争对腰间表,

不觉人歌缓缓行。

作为当时的航运中心,上海还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吴淞铁路。其发布的火车时刻表见下:

●图片来源: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载《史林》,2005(4)

尽管吴淞铁路第二年即遭拆除,但是火车毕竟还是在中华大地上“咣当”起来。有资料统计,到1911年,全国铺设铁路共计9000多公里,京沈、京汉、胶济、津浦、沪宁等线路均告竣工。

相比铁路事业,航运业的布局同样不逊色,而且部分地区统一的标准时间正是由于它们的兴盛而率先提出。

截止到1899年,依条约规定,大清政府开放了南到广西北海、北至辽宁营口的31个商埠,并包括若干沿江城市,例如南京、汉口、重庆等。最初进出港口城市的外轮、洋商等,需要有统一的时间来协调。不然货运迟到、航船早发,大家都得打起来。

●清代上海海关的航船,左边远处有钟楼

于是,1902年中国海关推出“海岸时”,海岸时“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之时”。它的便利,让铁路事业的工作者们看到了甜头,也纷纷采用。

中国人民因为车、轮船的出现,固定时间的运行,不得不搭上了“赶”交通工具的“贼船”,就再也停不下来。上海《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就说,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乘轮船或火车旅行目前已为一切社会阶层所乐于接受。对于铁路来说,客运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即使在象1911年……那样的特殊情况之下,进港的轮船也是挤满了人的”。

统一时间,还得靠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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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时毕竟只是一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神州大地其他地方又该如何?

1919年,北洋政府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五个时区的方案,以照顾全国人民的感受。

方案中提出,五个时区即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昆仑时区和长白时区,前三时区分别对应世界标准时的东八区、东七区、东六区,后两时区为半时区,五区换算标准时即8时、7时、6时、5时30分和8时30分。

彼时观象台还推出时区的套餐——《历书》,制作了中国各大城市标准时与地方时的对照表,以便老百姓遵循。

●1919年中国标准时区划分图

悲催的是,北洋政府是个弱势的政权组织,操作时间的方案墨迹未干,就被国民政府取而代之。它继承了前任的标准时划分方案,加之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报时技术的改善,推动了五时区中,尤其是东八区中原标准时的扩展。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可见可闻的电报、广播,还有人流集中地悬挂的大钟。

●上海外滩海关大钟

显然,这个五时区的搞法是非常麻烦的,很快受到了交通事业的挑战。

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陇海路、西南的湘桂路的竣工,并且航空事业的横插一脚,使得大力推动大范围的标准时成为紧要的事情。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遭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到政府迁都重庆时,内政部决定自1939年6月1日起,“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它对于推动全国各省市执行标准时是个福利包。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恢复使用中原标准时,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照旧用陇蜀时。当时的报道说,“沪渝、沪蓉、沪昆等线民航飞机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

●民国时期的民航客运,那时候刻没有啥星空联盟、累积里程啥的

然而,随着人民解放军由北至南、西南、西北战场的节节胜利,不统一的标准时状况因为协调战场的指挥而得到统一,那就是使用中原标准时。不过,人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既然要打扫屋子,那就连“中原标准时”的称呼也得清除。

1949年9月27日政协会议通过定都北平的决议,十天之后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就登报表示,“本台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随后的数月里,全国除西藏、新疆地区外,纷纷表态采用北京时间作为标准时间。

也就是说,人民政府在统一大陆之际,顺手就完成了旧中国花了四十余年也没完成的统一时间的任务,北京时间也就诞生了。

皇上再也不用担心对表的问题,只不过皇上早就没了。

参考资料:

郭庆生:《中国标准时制考》,载《中国科技史料》,2001(3)

郭庆生:《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载《中国科技史料》,2003(1)

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载《史林》,2005(4)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