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和欧洲中世纪骑士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点——武装两者的花费都是十分巨大的：置办整套武器铠甲，饲养战马与乘马至少各一匹。这样的花费基本等同于一座坞堡（城堡）治下领地数年的产出。
▲汉墓中出土的明器陶坞堡模型
换一个角度来看，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的具装重甲骑兵与欧洲的中世纪骑士，有着近似的经济基础。比如在南方，经济制度以地主庄园经济为主要表现，这一点与欧洲骑士生存的条件可以说完全相同。要阐述清楚这一点就需要回溯到两汉时期了。众所周知，西汉的强盛建立在国家拥有大量自耕农的基础之上。汉武帝时期的频繁征伐导致国力消耗过度，大批的自耕农破产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势力。（西汉王朝自建立之初就严格打压豪强势力，其中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汉武帝诛杀灌夫、窦婴。史书对灌夫的描述：“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可见灌夫家族在地方势力之强横。灌夫家族所在的颍川郡，正处于汉朝统治核心的中原腹地，而非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豪强是先秦时期贵族的遗存。秦末混战中，旧时代的大贵族们已然消逝，但许多小贵族们虽然丧失了贵族的称号，却躲过了浩劫。同时，很多在楚汉战争中立下战功的汉军军官们，因战功获得土地成为地主。秦的统治太过短暂，对贵族势力的打击力度不够，而上千年的贵族统治传统，让民众在耳濡目染中，只要获得一定经济实力，就会去追求贵族时代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力。新旧小贵族们也就是所谓的豪强，没有贵族之名，而有贵族之实。他们利用其在地方的经济力量，与汉朝政府的官僚机构争夺控制地方的政治权力，其必然会被政府所打击。）
尽管西汉自建国起就大力打击豪强，采取严刑峻法，甚至不惜重用酷吏，动辄采取“夷三族”（汉代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比后世的诛九族还要酷烈）的措施。然而豪强如同春天的野草一般，烈火烧之不尽，风吹又生。终于，新莽之末改朝换代时的大血战中，豪强势力摆脱了被政府打击的命运，一跃成为实质的国家统治者，在东汉之际发展为门阀士族。
东汉政府军初期可以说是一支豪强地主联军，其成分复杂导致了东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其势力来维系统治。在军事上，东汉郡县政府的贫弱导致其无法组建并供养法理上的地方军。同时，大量的财富与劳动力被豪强门阀掌握，官府控制下的户口流失，也使得东汉政府丧失了实行西汉时期广泛征兵制的基础。地方权力的相对真空，就导致了豪强门阀逐渐加强了自身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事实上，汉末三国战乱从一开始就是各门阀军阀豪强势力之间的混战。
后汉三国时期，曹魏帝国的创始人曹操，一生致力于对世家门阀势力的压制。他期望国家政权能够恢复到西汉时期，那种在整个社会占据绝对权威的地位。然而世家大族一直进行着反扑，最终夺权篡位建立晋朝的司马家族，就是世家门阀中的佼佼者。曹操所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命运，正反映出士族的反击：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捷径，转化为了士族大家把持人才选拔的工具。
西晋短暂的统治，在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战火中崩塌。司马睿在南迁士族的支持下，联合南方士族，建立了东晋。如前面章节所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的意义是，政权是皇家与其他士族门阀共同建立的。司马主祭，士族主政——司马氏皇族作为大义上国家权威的象征，门阀士族共同组建了维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的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情况类似于一种民主制度的萌芽。只不过这民主只限于门阀士族之间，和平民百姓们毫无关系。最终这些虚幻的民主，在流民帅孙恩领导的大暴乱中破碎。数百座坞堡被攻克，江南士族一蹶不振，淝水之战中的英雄谢琰也战败被杀。刘裕那个出身于流民的北府军小兵，借平乱平步青云。后又借平灭恒玄逐步掌握军政大权，最后成为了南朝宋的开国皇帝。
士族统治的根据在于其庄园经济的繁荣，而这种地主庄园经济与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体制几乎如出一辙。士族的坞堡（我国传统民居中的“客家土楼”，堪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堡的现代活化石。当然，作为坞堡的直系后代，现存于山西省内那些始建于明末之际的宗族城堡，例如晋城市阳城县内著名的“皇城相府”，其面积更大，防御设计更加完备。明末乱世中，这些城堡甚至在李自成数万大军的围攻之下仍屹立不倒，远胜那些孙恩之乱中被攻破的前辈。）就是贵族领地中的城堡：平时，士族成员居住在坞堡之内管理庄园，佃农辛勤劳供养士族的悠闲生活。遭遇战乱，士族家族成员与依附于士族的荫户佃民依靠坞堡自保。坞堡既是士族们的居所，又是士族统治地方的根基。
▲皇城相府：整座城池依山而建，分内外两城，建立起了一套在冷兵器时代堪称最为完整的防御体系。
内部的高墙大院，也将城市内部划分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这样的设计不但有利于巷战防御，还能防御火灾的蔓延。照片最中心的河山楼也是最后防御的防御核心，当城池被攻破之时，这里就是守卫者最后的依仗。每个楼层都有窗口，可向外投射火力；楼层之间也便于梯次防守。河山楼共有七层，其中地下一层十分隐蔽。能够储存大量粮食，并挖有水井，据说水井之下还隐藏有一条逃生地道。
虽然在明面上，国家政权是由政府建立的官僚体系维持运作，但实际上，官僚都是出身于各世家大户的贵族子弟，政权为士族暗中掌控。九品中正制也是这样条件下的产物，士族垄断了知识的传承，把持了任命官职与人才选拔的途径，占据着政府职位，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
举一个直观的例子，书圣王羲之出身琅琊王家，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这也就是王羲之被世称为王右军的原因）。士族子弟不但充任封疆大吏，在朝中为官，还身兼军职掌握了国家武力，整个封建国家政府为士族充斥。
士族控制着国家的政权的同时，也掌握了国家的军权。作为当时战斗力最为强悍的甲骑具装，自然不会被士族所放过，也只有士族才能财力武装起一名甲骑具装武士。能够充任甲骑的必然也是世家旁支子弟以及最为忠诚的家仆（即“客”），只有他们能够在饮食上摄入足够营养，形成精良的体格。为了保护这些世家子弟，家族也会花费巨大财力为之装备优质盔甲。虽然我国古代一直以来对盔甲管制颇为严格，不许私人持有，但对于世家而言，保存几套盔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军队的装备由国家提供，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士族手中。士族子弟自然是充当军官的第一人选，为军队配发装备装备时，也会对士族子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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