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医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人类，以任何方式进行医学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实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大规模酷刑和谋杀，所以我们对它们的道德判断是清楚的。
但他们也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道德挑战：如果一些医学实验产生了科学上合理的数据，那么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吗？或者说，我们使用这些现成的知识是合理的吗?
使用数据
人们很容易通过说这些数据是无用的，来转移问题——说不良行为一定产生了不良的科学，所以我们甚至不需要考虑它。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科学不是一种道德努力。如果科学数据太差而无法使用，那是因为研究设计和分析太差，而不是因为科学家的不良品德。事实上，一些来自纳粹实验室的数据，在科学上是足够有用的。
例如，在低温实验中，人们被浸泡在冰水中直到失去知觉（许多实验个体死亡），确定了人类在冷水中的冷却速度，并提供了关于何时重新升温可能成功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科学论文，引用了纳粹实验的数据，但没有表明其性质。
原始资料来源是利奥·亚历山大发表在联合情报目标小组委员会文件上的一篇论文。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出版物，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来自纽伦堡纳粹医生的审判。
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研究人员罗伯特·波佐斯（Robert Pozos）认为，纳粹的低体温数据对于改善船只事故后从冰冷的水中获救的人的复苏方法，至关重要，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拒绝了他公开发表这些数据的提议。
使用纳粹从致命的光气实验中产生的数据也被考虑过，但被美国环境保护署拒绝，尽管这可能有助于挽救那些意外暴露在光气中的人的生命。
一个棘手的难题
那么纳粹实验的结果应该被采纳和使用吗？一个简单的功利主义回应将着眼于明显的后果。如果现在和将来使用这些数据都能给人们带来好处，那么使用这些数据肯定是合理的。毕竟，死亡的人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但更老练的功利主义者，会考虑间接和微妙的后果。也许那些被实验对象的家庭成员知道这些数据被使用，会感到痛苦。他们的痛苦可能会超过所能做的好事。或者，使用这些数据可能会传递这样的信息：这些实验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甚至会鼓励道德上有偏见的医生，去做他们自己不道德的实验。
当然，这些不良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确保数据被秘密使用，永远不要进入发表的学术文献。但是用欺骗来解决道德问题本身，显然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关注使用纳粹数据的后果——无论是好是坏——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使使用这些数据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是使用这些数据是不正确的。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否认或淡化产生它们的实验中所做的罪恶。
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但如果它具有伦理意义，我们就需要能够把它讲清楚，并给它一个坚实的基础。稍加思考就会发现，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并不是绝对反对从错误的事情中，得出一些好的东西。例如，谋杀案的受害者有时会成为器官捐赠者，但没有人担心这是不合适的。
偿还我们的债务
那么，如何判断何时可以从错误的事情中，获得一些好处呢？答案在于考虑社会在道德上应该如何对待受害者。比如一些西方国家进行的对儿童性虐待的调查，并使这个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虐待受害者的伤害已经结束，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受害者在道德上应得到许多东西：承认对他们所做的确实是错误的，表明社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努力识别、逮捕和惩罚犯罪者，并为他们持续的痛苦和不利处境提供赔偿。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义务不忘记，也不粉饰。
纳粹医学实验的受害者，也应该得到同样的东西。如果社会对他们的义务，已经通过纽伦堡审判和全球对二战中对人们所做的可怕事情的持续憎恶，得到了广泛的履行，那么，如果这些数据可以带来一些好处，那么从道德上来说，使用这些数据是可能的。
但这必须在绝对公开数据来源的情况下进行，并明确谴责获取数据的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医学和科学文献中对纳粹低温症数据的引用，丝毫没有暗示数据的来源，因此在伦理上是缺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