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338年周子旺起事，到这时候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红巾”在南、北壮大，并没有受到朝廷多猛烈的剿击。这意味着元朝的内部军事防卫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快速地瓦解了。“红巾”的共同名号，基本上是建立在对付共同强敌的前提下，而到了这时候，确定原本认定的强敌没那么强，竞争就变得激烈了。
回到当时的史料，对比之下就看出后来的一些说法，甚至被写入史书中的记载，不太符合事实。例如，每年到了中秋节都要说一次的月饼起源故事：来自元末汉人密谋“杀鞑子”，借由在月饼中藏纸条来联系。这样的故事与相关历史叙述长期建立起的印象是：元末大乱起因于强大异族征服王朝压迫汉人，汉人累积了长期不满，产生了“杀鞑子”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
然而史料上显现的，是宗教因素作用远超过种族区分与民族主义。“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是反抗势力的主要动员管道，而不是诉诸民族仇恨。促使民间蜂起主要的动机，是为了应对歉收、水灾、饥荒、流离等现实生活问题；而助长蜂起现象的，主要是元朝内部的防卫体系意外地瓦解。这些势力摆明了反对朝廷，举事要推翻既有的朝廷统治，但重点并没有放在将蒙古人赶出去一事上。
朱升建议朱元璋“缓称王”，就是看到了当时到处有人称王的乱象，那是民间普遍军事化的延伸现象，也是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
民族主义情绪什么时候出现，开始发挥作用？主要是南、北“红巾”竞争下的策略产物。“北红巾”比“南红巾”有更坚实的宗教基础，也有更有效的组织运作，为了进一步彻底压过“南红巾”，因而加码抬出了宋朝皇室权威。
刘福通等人的主张是：具备宋朝皇室身份，必然比徐寿辉或陈友谅更有资格当皇帝。这样的一种身份约束思考——当过皇帝的人家子孙才有资格当皇帝——事实上是和元朝长期执行的“身份制”统治有着密切关系的。从宋朝皇室的身份延续，才能进一步挑激起汉人与蒙古人的身份区别，才使得汉人民族情绪成为元朝灭亡的一大因素。
然而民族主义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和民族主义同等重要的，还有元朝因为地方分权所造成的问题。对付区区“花山贼”必须动用“三省拨兵”，而且竟然还解决不了。从当时的实况来说，应该是：正因为是“三省拨兵”，所以连小股反乱势力都解决不了。
地方分权之下，朝廷无法统筹，只要是跨行省的事务，就只能交付地方共同处理，因此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困窘，毋宁是必然的。“三省拨兵”，谁愿意多拨、多承担呢？表面上看，“三省拨兵”如此郑重其事，但在没有稳固统筹的情况下，“三省”一起失败了，传出去就变成：“连三个省的军力合在一起都拿他们没办法！”其实，如果不要“三省”联合行动，由一省单独处理，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明史陈友定传》中说：
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终，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
有盗贼劫掠，就必须有保卫乡里的对抗武力，而这两种军事化组织很容易互换，不会有清楚界限，到后来有部队的人就自称“元帅”。
而国家军事体制瓦解了的元朝，为了对付盗贼，权宜方便的做法就是承认这些民间领袖，直接将他们认作朝廷武力，去协助攻打盗贼。但今日佳人很可能明天就做贼去了，结果使得朝廷的威信更进一步衰落，朝廷给予的方便官职当然也就越来越没有效果。
在没有中央统筹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朝廷的做法反而更加促使民间自主军事化，结果是一团混乱，难以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