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生命中的女性对其女性观的形成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是老舍的文化之根，其受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道德伦理观念。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男性占绝对主导，女性绝对依附于男性的社会。早在先秦周朝时期，古人就提出“三从四德”，并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的和行为准则和衡量女性的金科玉律。周代《礼记正义?郊特性》提及“三从”：“男女有别……男率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它强调男尊女卑，女性依附于男性，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的价值观。
而在《周礼?天官?九嫔》提到了“四德”，则回答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在品德、言辞、相貌、女工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为了体现这样的价值观的合理性，中国古人就运用天地阴阳这些自然现象来消磨女性的反抗意识，使她们将男尊女卑的意识内化于心，践于行，如司马光在《家范?训子孙》说道：“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与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
总的来讲，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是需要男性保护的，因而女性应该是柔弱无力的，不能强于男性，男性则要刚强、强悍，富有进取心和攻击性。女性要绝对地顺从与男性，应该具备姣好的外貌却不妖艳，性格温柔贤淑，宽厚忍耐，生活上相夫教子，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这样的贤妻良母型女性才会被社会认同。这样的思想经由口耳和文字一代又一代进行补充和传承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老舍于1899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的大杂院。北京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同时是元、明、清三朝的统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沉积着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就像长城，是不会轻易被推倒的。
大杂院的生活和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的缩影，又是一个社会底层人物所聚居的地方，社会底层人民不易接触到社会上流行的个性解放等西方思想。即使接触到，那些外来的西方解放思想也一时动摇不了根植在底层老百姓血液里的传统文化。
老舍出生并成长在这样的大杂院里，最直接接触到了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婚丧嫁娶、人际往来的习俗，诸如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势必在他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将老舍潜移默化，成为其做人做事，判断善恶的标准。
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老舍目睹了底层人民悲惨的生活，不禁让他同情于这些生活拮据，苦苦挣扎着的弱者，对那么备受折磨却依然坚强、善良的人民抱有好感。
作为一个少有的从平民成长起来的作家，老舍习惯于用传统市民的视角去书写他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人物、社会，也惯于用传统的文化伦理去审视作品中的行为。在这个传统市民的立场上，老舍就偏爱于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并将这类女性作为婚恋对象，而对那些对凶悍女性以及受过教育的新式女性特别是被资本主义异化，只会享受的女性给与了批判。
尽管老舍与同时代的作家一样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但老舍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他曾说到：“我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那时候我已经做事，虽然做的是教育界的事。可是到底对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
痴迷于教育事业的老舍全身心投入到了教育当中，对五四宣扬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爱情至上等思潮并不积极追随，只是成为那个时代的旁观者和见证者。五四运动还是给了老舍“一双新的眼睛”，使得他意识到“‘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看到了中国封建礼教压制人性的一面，但也“感到了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
老舍的这种情况使得他不会像其他作家一样那么激烈地抨击中国文化，热衷于西方文明，反而对这两种文化保持着冷静思考的姿态。对于封建礼教的糟粕，老舍在小说中进行了一定的披露与抨击，但也意识到西方文明在一时之内难以实现中国女性的解放，还有可能异化了中国女性，将中国女性身上的传统美德消磨殆尽，使其成为肤浅、怪诞的中西混合物。
相对于西方文明，老舍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对中国女性的积极意义，认为具有勤劳、忍耐、会持家的女性在新旧文化混杂的时代里，更能积极应对各种困难，给家庭带来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