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一场已经到来的危机
今年7月，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中西部、西北部地区出现成片大暴雨，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央视新闻报道，7月18日18时至21日0时，郑州全市普降大暴雨、特大暴雨，累积平均降水量449毫米。
根据《暴雨年鉴》中的相关定义及标准，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0mm为特大暴雨，按这个标准，河南此次全省监测到特大暴雨的雨量站超过了600个。
欧洲也同样遭遇了极为罕见的超级洪水袭击。报道显示，当地时间7月21日，西欧极端降雨天气引发的严重洪灾，已造成至少有200人遇难，其中德国的遇难人数最多，达156人。
在南美洲，大部分位于热带地区的巴西则经历了猛烈的寒流袭击，南部多地甚至出现多年来首次降雪。尽管过去10年间，几乎每年的这个时间都会遭遇冷空气，但今年自5月份以来就一直持续寒冷，在历史上还是十分罕见的。
此外，今年七月初，美国也经历了号称千年一遇的“热穹顶”，多个地区进入超高温天气。加州死亡谷54.5℃的高温打破了美国百年来的记录，更是追平了地球表面可靠的最高气温纪录，异常高温天气导致近600人死亡，2000多人受到影响。
随着北极温度上升和热浪影响，格陵兰岛则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融水事故。据丹麦气象研究所计算，7月27日，格陵兰单日融冰量就达到85亿吨。据研究者介绍，这些融化的冰足以使美国佛罗里达州淹没2英寸（大约5厘米）的水面。
《柳叶刀》发表的“高温与健康专辑（Series on Heat and Health）”也显示，极端高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正在加剧，死亡人数正在不断增加，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这些影响预计会持续恶化。
异常气候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冲击，“气候变化”早已不是那个只存在于环保口号里的名词。
在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气候变化应对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也是当今社会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
在由全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的《巴黎协定》中，各缔约方要将全球平均气温的恒高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的2℃以内，并在此基础上再做出升幅小于1.5℃的努力。
数据显示，2011-2020年是1850年以来最暖的十年。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升温幅度超过1.5℃，那么地球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将会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
而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在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就已经较工业化水平高出了1.2℃，也就是说，气候变化距《巴黎协议》规定的1.5℃升温临界点仅差0.3℃。
虽然尚未触及1.5℃的临界值，但今年全球多地的极端天气现象，也足以敲响气候变化的警钟。
气候变暖将改变区域水热资源的分配，随之而来的是农业、水资源、海洋与海岸带、人体健康等相关敏感领域和区域的变化。
可以预见的是，气候变化将会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各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和水资源保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全球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0年气候服务状况报告》显示，在过去五十年中，全球发生了超过1.1 万起气候相关自然灾害，致使 200 万人丧生，造成经济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
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统计，2020年全年大型自然灾害发生数为389起，造成经济损失1713亿美元，超过了2000—2019年的平均水平。其中，约90%的损失是由气候原因造成的。
气候变化将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负外部性因素，无论是渐进性的气候变化，还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都将对全球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也极易带来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
显而易见的一个方面是，气候变化将带来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恶化，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例如，今年2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寒潮，就致使德州最大的电力公司布拉索斯电力合作公司破产，经济损失高达1950亿美元。
而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保险公司面临的索赔频率和金额远超预期，甚至出现巨额保险赔付情况。
据统计，2021年上半年，极端天气让全球保险公司损失400亿美元，是2011年上半年（发生了日本和新西兰地震）以来最严重的同期保险损失，也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第二大损失。
气候变化也会导致受灾地区抵押物受损或贬值，使银行贷款质量下降：被洪水淹没的社区房价大幅下降，部分资产折旧加速，相关企业经营中断，银行贷款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都会上升。
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到冲击，将面临流动性紧缺、难以在短期内再融资的困境，而市场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则会强化负面影响，加剧信贷收紧风险。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也会使各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更加困难。
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风险及次生灾害的持续时间、规模和对通胀预期等方面的影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预判失误会极大限制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产生负面的效果。
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气候变化风险也将通过贸易、产业链和金融等渠道进行传导。气候变化给部分国家带来的损失，将通过连锁反应与发酵，波及到与之有经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从而造成系统性、全球性的金融动荡。
即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低碳环保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相关行业经营发展，同时带来相关市场的波动。
比如，对化石能源的限制将导致相关碳密集型企业价值下降，经营困难，信用风险增加。
更高的碳排放标准和环保要求还会增加相关企业经营成本，如更换设备、改用清洁能源、对碳排放征税等，这也会导致相关企业的利润下降，偿债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增加。
而随着消费者和投资者转向低碳产品和投资，碳密集型资产被抛售，高碳行业的投资者将蒙受损失，市场也将更加波动。
最优减排：平衡成本与收益
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
“减缓”是通过减少碳排放，来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进而阻止气温进一步升高，这是一种主动应对气温升高的方式。
“适应”则是基于气候变化已经并将持续发生的事实，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增强人类生存的适应能力和防范能力。
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重心仍然偏向“减缓”。
人类的经济活动增加了产出，产生了碳排放，进入全球碳循环，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进而使得温度升高。温度的升高使得气候灾害的频率和损失上升，反馈到人类经济活动上，表现为经济的损失。
气候应对政策的收益很明显，可以缓解全球变暖，降低潜在的气候变化和气候灾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气候政策的成本则包括直接的低碳转型投资、以及间接的成本，例如关停高能耗企业造成的产出损失。
然而，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减排的收益更多地发生在遥远的将来，但我们在当下就需要付出相关的成本。
这就涉及到两个重要的跨期问题：一是贴现，二是代际公平。
学术界公认的对环境经济学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
魏茨曼教授认为，气候变化经济学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类，目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避免200年后，也许是300年后会发生的气候变化灾难？
简单理解这个问题，是把今天的代价和300年后的灾难后果进行比较，也就是把300年后的后果，贴现到现在。
举个例子，为了避免气候变化300年后可能带来的100元损失，今天的人最多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每年1%贴现率，是付出5元；每年2%贴现率，是付出3角。
也就是说，贴现率的大小决定了我们如何比较今日的代价和未来的代价，低贴现率意味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贴现到今天）会更大，人类将愿意在现阶段付出更大的代价来避免气候变化。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发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2.5%和5%的贴现率对应2020年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分别为140 美元/吨和22.6 美元/吨。
就我国而言，减排的成本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各部门向低碳转型所需要的投资。不同机构估计，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总规模基本在100万亿以上，平均到每年约为 GDP的1.5%-2%。
据清华大学估算，在2℃和1.5℃的减排路径下，GDP损失将逐年增长，到 2050年可能分别高达GDP的1.5%和4%。
不同路径的估算不仅关乎代际公平，还关乎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预测。
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认为，若技术进步足够快，未来减排将更便宜，采取 “等等看”（wait and see)的策略将增进社会福利。
因此，当下的我们需要找到气候应对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尽快基于“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制定减排行动方案，明确各时期的减排成本，更好地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实现减排和低碳转型。
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与“新蓝海”
最早从1990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开始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谈判。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得以确认。
今年9月21日，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承诺，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份承诺响应了联合国减排的号召。
当前，随着世界多国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以实现去碳化，全球煤炭供应收紧。
上个季度，煤炭价格的持续上涨，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所——欧洲排放交易系统(ETS)的碳价格在7月份创下新高，接近60欧元/吨。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疫情封锁措施逐渐取消，工厂产量将增强，煤炭需求也将不断增加，供需不匹配驱动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短期内预期国际煤价仍将保持高位。
而从长期来看，碳中和背景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将对各国经济结构带来长久且深远的影响，而各国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也将成为未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
在加速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成是核心关注点。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近几个月来，全球的电动汽车销售都有显著增长，且新能源汽车需求依然强劲。今年迄今为止的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额高于去年同期150%以上。
目前，普通家用车大约占交通排放总量的一半，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1%。因此，市场脱碳将成为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
对我国而言，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与碳排放约束目标的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提高我国经济总量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此外，在各国气候变化政策推动下，责任投资（ESG）的理念也逐渐盛行，ESG评级机构亦逐步加强了对企业气候变化表现的关注。
其中，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英文缩写。
2021年2月，明晟指数发布了《2021年全球机构投资者调查》，调查覆盖全球200家资产管理机构，其中有70家来自亚太地区，管理资产总额约18万亿美元。
调查结果显示，在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中，近三分之一表示未来三至五年气候风险是对机构投资方式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
在ESG基金的投资决策过程中，不仅要看财务回报，还要兼顾社会影响，注重环保、践行社会责任和治理公司的手段这三个非财务因素。
企业的气候变化管理意识与行动、积极履行减碳义务的能力，成为有效提升ESG评级表现及资本市场认可的新竞争领域。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5日，我国全市场与“低碳”“环保”“责任投资”相关的ESG投资基金已成立182只，另有8只基金正在发行。
在A股市场持续震荡的行情下，ESG投资基金的整体收益表现不俗，平均收益达14.81%，不仅远超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沪深300等主要指数涨幅，也跑赢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年内收益5.85%。?
目前，ESG投资基金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ESG基金成为行业新宠，但ESG基金的投资方法、持仓标准、构建统一的ESG评价体系等方面，还有待达成行业共识。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资料：
安邦咨询：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冲击已经到来https://www.anbound.com.cn/ViewArticle.php?ArticleID=F26DAB9BF6A137C3B6782E562794C2F2
中国军网：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s://www.81.cn/xx/2021-09/22/content_10092385.htm
上海证券报：浅谈ESG投资https://news.cnstock.com/paper,2021-08-16,1507963.htm
普华永道：《ESG投资方兴未艾，企业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将决胜“新蓝海”》
招商银行首席观点：《应对气候变化，一个经济分析框架》
中国银行宏观观察2021年第48期：《基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视角，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挑战及应对》
川财证券他山之石·海外精译第274期：《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有何影响》
吴绍洪,赵东升.中国气候变化影响、风险与适应研究新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6):1-9.
Weitzman ML. Tail-Hedge Discounting and the Social Cost of Carb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3;51 (3) :873-882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