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不是唯一被贸易所驱动而横渡太平洋的。领队的或许是烟草。葡萄牙船通过某种方式带着这个物种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南部的广西边境；在这里，考古学家发掘出当地制造的烟具，年代可上溯至1549年。 二十几年后，这种植物乘坐从马尼拉出发的运银船，来到中国东南部。不久后，它很可能经由朝鲜王国而流入了中国东北。
在福建月港，烟草就像在伦敦和马德里一样令人们着迷。“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17世纪时福建诗人姚旅记录道，“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姚旅写下这些文字时，烟草刚传入福建不久，但它遍及全省的速度之快令他震惊。“今反多于吕宋，”他惊叹道，“载入其国售之。”
当时和现在一样，吸烟是为了应付军队生活的无聊和疲惫。烟草受到明军士兵追捧，并随着他们行军的脚步散播到帝国的每个角落。在西南省份云南，有一位医生记录道，明军士兵“师旅深入瘴地, 无不染病, 独一营安然无恙, 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 （蚊子不喜欢烟，因而吸烟或许真的提供了某种对携带疟疾的昆虫的防护效果。）文献继续说道：“由是遍传，而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在17世纪30年代，文人王逋还是个从未听说过烟的孩童，到他长大成人后回忆，“虽三尺童子莫不食烟，风俗顿改”。
“烟草处处有之，”一本可能是中国第一本吸烟指南的书宣称说。将这种植物叫作“金丝薰”和“相思草”（后者显然并不反对烟草善于令使用者上瘾的特质）的清朝的烟民大军，恐怕是这个星球上最狂热的尼古丁奴隶了。炫耀烟瘾成为了时髦富人的标志。男人们吹嘘自己若不点烟就吃不下饭、不能交谈，甚至无法思考。妇女们随身携带特制的丝质烟包，上面镶着宝石纽扣；女性较娇柔，为了不被猛烈的烟草气伤到，她们用加长的管子来抽烟，有时烟管太大，不得不让仆人们在一边托着。在中国富裕的美学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烟颂。
含香吐圣火，碧缕生微烟。
知郎心肠热，口是金博山。
晚起的贵妇人睡在特殊的枕头上，将头升高以便仆役们在主人还未清醒时就为她梳妆打扮，这缩短了起床与吸当天第一口烟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个场景有点难以想象，”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评论称；正是卜正民关于中国吸烟史的研究吸引我关注这个话题的。
卜正民从陈琮的《烟草谱》里发现了沉睡的吸烟者的故事，这本1805年面世的博学之作，收录了与烟相关的诗歌和散文。明代陆燿1774年左右完成的《烟谱》，文辞比前者更深奥。曾任知府、巡抚的陆燿为雅士圈子列出了用烟时的种种规则。仿佛现代的礼仪指南一样，这本手册提供了一系列抽烟的宜与忌：
烟有宜吸者：睡起宜吸；饭后宜吸；对客宜吸；作文宜吸；观书欲倦宜吸；待好友不至宜吸；
忌吸者：听琴忌吸；饲鹤忌吸；对幽兰忌吸；看梅花忌吸；祭祀忌吸；朝会忌吸；与美人昵枕忌吸。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士们繁复讲究的解决烟瘾的行为似乎很荒谬，但在国外也不乏怪异的同类人。就在陆燿制定吸烟礼仪的时代，英国富人们在聚会场合用复杂的礼仪吸着鼻烟（研磨得很细腻的烟草茎）。打开他们的银质或象牙鼻烟盒［如人类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所形容，“18世纪的崇拜物”］时髦的年轻潮人用手指长短的骨勺挖出几份新鲜研磨的鼻烟。当一群群穿着精绣马甲的男士同时将微小的、研磨好的烟草粉末球送到鼻子里时，舞会就会顿时安静下来，然后他们掏出蕾丝手帕来掩盖即将爆发的喷嚏声。对于上瘾者来说，掌握吸鼻烟的奥秘是值得努力的：嗅鼻烟比吸香烟更快将尼古丁送入血液。很少有人比伦敦著名的花花公子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对这套礼仪更痴狂，他声称一年中每天都用不重样的鼻烟盒。布鲁梅尔指导他的漂亮伙伴们操作他那套精妙的嗅烟术，单手打开烟盒，捏出一撮鼻烟，将它放进鼻孔里。完成弹烟的动作时，头也要潇洒地侧仰一下，以免留下不雅的棕印子。
除了打断舞会上的闲聊、制造高昂的洗衣账单和鼻咽癌，鼻烟热在英格兰并没有其他影响。但中国的烟草成瘾则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大环境下，因此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无论好与坏，烟草是塑造现代中国的非计划性生态入侵的组成部分。
当时，中国大约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却只能靠约占全球十二分之一的耕地来养活自己。尽管这两个数字不够精确，但毫无争议的是，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都是人口大国，却始终只有相对较少的土地能种植庄稼、养活人民。实际上，中国必须在水土充沛、适宜种水稻和小麦的地区收获巨大数量的粮食，这占到全国口粮总量的一半甚至更多。不幸的是，这些地区相对面积较小。这个国家有许多沙漠，大湖只有几个，降雨没有规则，而且只有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这两条河都源自西部的高山，沿着漫长、蜿蜒的河道，最终流向太平洋海岸，两者入海口相距几乎不到150英里（约241.4千米）。长江带着山区径流来到入海口附近适宜水稻生长的平原，黄河水则流入了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小麦生产中心的华北平原。这两个地方都是为全中国生产粮食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再没有像它们一样的地方了。可是，这两个地方又都容易遭受洪灾。
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深知这个问题，以及通过治理长江、黄河来保护中国农业生产基地的必要性。水的管理如此重要，因而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欧洲的博学之士都认为，水利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韦伯称，建设和运作巨大、复杂的灌溉系统，需要组织大量劳动力，它不可避免地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官僚体制并压制了个人。在其1957年面世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马克斯的基础上，将中国和有类似治水需求的地区形容为“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ies）。魏特夫对这类社会的观点可以用他著作的书名来概括：“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在他看来，欧洲避免了专制制度是因为农民没有灌溉的需求。欧洲农民自谋生计，这催生了个人主义、创业精神和技术进步的传统，这些都是中国从未有过的。近些年来，魏特夫的论点已经不被看好了。今天大多数汉学家认为，水利主导的亚洲与非水利主导的欧洲等其他地方都一样，是多元的、个人主义化的，并以市场为导向的。但这个形象依然很有影响力，至少在西方，中国仍过于频繁地被视为一块无差别的工人群体，像蚂蚁一样遵照国家指令来行动。
○摘自书籍《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美] 查尔斯·曼恩（著），中信集团出版社授权合作稿，全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