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人口生育需要政策干预，但不能直接干预。其次，生育问题应该遵循经济规律，主要交给技术进步来解决。从目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呈现一种不被人为意志转移的规律：随着经济增长，国家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
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但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也必须忍受。只有这种逼迫，技术才会进步。所以，短期来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生育率下降，经济不会下降，人均产值也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
目前，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如此严重的德国、日本，他们的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不可否认，他们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龄化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恰恰逼迫他们技术革新。
目前，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之一，生命质量很高。日本的工业机器人技术，正在大力应用于养老、医疗领域，以解决老龄化问题。这些技术进步不少是低生育问题倒逼出来。待中国老龄化到同等程度，技术和经济不知能否达到日德这一水平。
如果人为过度、直接干预生育会造成什么后果？
举个例子，当经济进入正常的周期性衰退时（非经济危机、大萧条），如果一家企业因盲目扩张而导致资金链断裂。此时央行大发慈悲，提供足够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那么这将产生道德风险，破坏市场竞争，最终不利于这家企业技术进步及持续经营。
如今长三角、珠三角企业面临用工短缺，企业用工成本在上升，经营压力在增加。此时，老板一般都在努力想办法，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改进流水线技术，采用智能流水线，降低用工数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术更好的材料，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但是，假如通过某种生育政策，劳动力又变得富余了，那么工厂则不会选择技术革新，而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
所以，人为过度干预生育，与过度扩张、紧缩货币一样，会扭曲劳动力的供给以及价格，不利于市场资源配置，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先进技术，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价格上升、持续工人运动以及工会斗争的艰难环境中地不断革新的。
所以，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须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悦，是人类经济进步的必然规律。
技术进步，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人类不会灭亡吗？
按照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人类不会因此灭亡。为什么？
所有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而如今，如果与生育有关的技术进步，原有的生育边际递减规律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边际曲线会右移，人口会在更高生育水平上重新建立生育效用递减曲线。
如何理解？
当影响生育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或发生了技术变革，人口生育率会提高，人口生育规模会增加。当这一技术稳定时，生育率又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递减。
例如，试管婴儿技术、无痛分娩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产的机会成本，提高生育边际效用。整形美容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产妇因生育带来的身体伤害，降低颜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风险。一些高龄产妇、爱美女士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选择生育。
当然，目前影响生育相关的技术水平还没出现革命性的进步，这种技术“微创新”还无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来基因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以及其它医疗技术爆发颠覆性创新时，人类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力资本，会在市场的调节下重新回到相对合适的位置。
是否能够确信，人类能够在自我灭绝之前，实现技术进步？
300多年来，市场机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战和质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但至少目前为止，它还是稍微靠谱的机制。曾经我们试图用上帝的视角，人为地、大刀阔斧地改变经济，试图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都遭遇失败。
不过，对于生育问题，我们依然要保持谨慎。这个问题关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生育相关技术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经济进步和收入增加，人们会降低生育数量，然后选择优生优育，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这种经济规律，实际上就推动了市场要素从劳动人口转向人力资本转型。一边是人口数量减少，一边是人力资本提高。
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生育效用曲线右移，促进人口增加。因此，人类不会因此灭亡。人们会在技术的革新浪潮中，反复地通过边际效用及成本理论，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之间一次次建立新的平衡。
这实际上是微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指数型增长转变。具体到个人，就是你按什么标准考虑生娃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能直接干预生育，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一提到市场，我们不能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误区，完全把人类的命运交给市场。市场与政府一样，都会犯错误。从上个世纪19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派不再纠结于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争论。布坎南、哈耶克、阿罗、波斯纳、科斯等经济学家共同找到了一个方向，并形成了共识，即通过“宪章”、制度来共同管理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
所以，任何经济领域以及市场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有效管理。在这一框架下，政府行使合理的干预行为，不违背经济规律，提供更好的公共福利。
我们回到生育问题。那么生育该如何干预呢？
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将生育问题交给市场来选择，不直接干预生育，不违背经济规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过抢人口的方式弥补老龄化和人口不足的问题，但这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全面开放生育政策，重视生育问题更为重要。
由于过去的生育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失衡，目前老龄化加速，老龄人将大规模到来，而年轻劳动力则相对紧缺。
目前，真正的问题，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未富先老”。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是自然下降，是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趋势的，那么这并不可怕，因为技术的革新、市场的调节，可以促进人口恢复均衡。但是，过度的人为干预，出现“未富先老”，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在短期内难以调节回来。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短期的具体做法是，过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红利，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调节，将这笔财富如国有资产拿出来，充实社保基金，降低这一代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大力完善幼儿、基础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大幅度降低生育、养育儿女的成本。
另外，受惠于过去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房地产制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给如今的家庭带来极高的生育成本。政府有必要做好转移支付，提供更多福利房，降低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
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生育问题，需要用过去人口红利时创造的财富来弥补，尽可能地烫平这一大波浪，缓解扭曲程度。
长期来看，如果生育相关技术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制度性养老以及养老基金或许反过来还会降低生育率。
但是，如果目前这个坎没被烫平，劳动力数量较大幅度下跌，而人才又没有培养出来，老龄化负担又很重，市场调节机制容易瘫痪，经济将受到较大冲击。
落实到个人家庭就是，孩子只生了一个，但又没有培养好，经济收入有限，养老负担很重，这才是真正的忧患。
所以，只有短期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对平稳地过度到低生育时代。中国的生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福利问题。
长期来看，政府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水平，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促进技术革新，推动中国的生育边际曲线右移，促使人口规模及人力资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寻找到动态均衡。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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