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生活》（Life ）杂志的“本周照片”中显示了一个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轻女人正坐在办公桌旁给男朋友写信，她男朋友正随海军在太平洋地区服役。娜塔莉神情恍惚地注视着男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一个日本兵的骷髅，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上面还刻着14 个美国军人的名字以及这样一行字：“这是一个日本好人——在新几内亚海滩上捡来的一个已经死去的日本人。”据文字说明说，娜塔莉对这件礼物感到震惊，但她还是按照日本首相的名字把它取名为“东条”。
▲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轻女人正坐在办公桌旁给男朋友写信，神情恍惚地注视着男朋友送给她的礼物
《生活》杂志的读者写信谴责娜塔莉和骷髅的照片，说它“令人恶心和恐怖”，并指出，如果情形颠倒过来，东京一份著名杂志发表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注视着一个美国士兵的骷髅，肯定会导致人们对日本人邪恶行为的极大愤慨。这些信在1 9 4 4 年6 月1 2 日发表。第二天，《纽约镜报》（Ne wY o r k M i r r o r ）报道，宾西法尼亚州一位国会议员送给罗斯福总统一把开信刀，是用一个日本士兵的肩胛骨做的。很显然，这位议员已为送给总统“如此之小的一个日本解剖人体部件”而道歉。日本的评论员强烈抨击美国总统的伪善：他“从他经常谈论的关于文化和人性自由的书上撕下了一页”。接下来，几天之后，娜塔莉和骷髅的照片登上了日本媒体，引发了人们的狂怒。“甚至在这个美国姑娘的脸上，也明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兽性，”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一位记者写道：“让我们所有人发誓，让美国人的野蛮从地球上消灭。”
只是后来，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战俘和平民俘虏的安全，罗斯福总统才退还了那把开信刀，并暗示已经为那块骨头举行了恰当的葬礼。海军对《生活》杂志上那幅照片的反应是：针对涉事中尉——娜塔莉的男友——所谓“被指控的”行为，启动了一次三心两意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根据1 9 2 9 年的《日内瓦公约》，亵渎敌军的阵亡将士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它违反了惯常的战争法则，也违反了日本与美国之间关于如何对待阵亡者的现有的双边承诺，但海军最高司令部在反应上行动迟缓。陆军部确认，亵渎日本阵亡者是“对法律和礼仪的严重违反”，但与此同时，阻止发表关于“纪念品”的故事的理由是：它们可能导致战场上的报复行为。这既强调了谨慎的需要，同样也（即便不是更佳的话）认识到了体面的需要。
▲美国《生活》杂志封面图
同时，指挥官们奉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这种非法而残忍的行为”，调查并惩罚违规者，《生活》杂志照片的故事传到了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部队。1 9 4 4 年1 0 月， 一个1 9 4 2 年入伍的3 0 岁艺术家约翰·盖塔·布朗宁在新几内亚的霍兰迪亚附近捡到了一个骷髅。他把这个骷髅带回了营地，放在一个朋友的床上，每个人都给它拍照，但他知道，审查官肯定不会让他们再看到这些照片。他在日记中写道：“军队对骷髅问题有着近乎神圣的紧张不安，我们再三得到警告：拥有日本人的骨骼、牙齿等等，都有可能面对军事法庭、死亡，以及许许多多荒唐的威胁。”他认为，《生活》杂志的报道“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布朗宁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荒唐的威胁”。
他们的司令官，这些曾带领军队在一场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们，认为“骷髅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有些军官期望他们的人做坏事，另一些军官则选择对证据视而不见：本着狂欢节的精神，从战场上捡回一个骷髅常常被视为“合法违规”。让士兵们“按照要求”做坏事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军方备受挑战，特别是自2 0 世纪大规模强征入伍出现以来。训练制度故意要通过身体虐待和口头辱骂来剥夺新兵们的身份认同。
在新兵们进入的这个世界里，士官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攻击性有着很高的价值，外人被非人化，他们生活的地方的每一个细节都由别人来设计。严酷的训练策略帮助侵蚀了平民的价值观，也创造出了更有效率的杀手。在越南服役的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记得关于发现敌军伤员之后的操作指南：“如果已经上好了刺刀，你只要刺刀朝下，用教练员自己的话说：‘割下他的头’，或者，‘再额外捅他几下’。”如果士兵不能杀死伤员，他们在心理上就不适合战斗。
那是一种必须达成的微妙平衡。士兵们被预期在战斗的压力下作出邪恶的反应，但当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军事贡献时，便重新开始和平的生活。在20 世纪中叶，新闻评论员们都承认，“和平时期给你带来最大麻烦的家伙”是战斗中最优秀的家伙。作为一个平民可能让你锒铛入狱的行为，在作为一个战士时却可能为你赢得勋章。装饰敌人的头颅，把你的名字刻在骨头上，绝不会为你赢得勋章，但在武装部队内部，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像这样的行为让战争的心理要求变得更容易。
▲二战的美国将军
在美国，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来自太平洋战争、越南或朝鲜的战利品骷髅冒出来，被寄给法医学家鉴定。偶尔，当警察为了其他原因而搜查财产的时候碰巧会发现它们，但通常是它们的拥有者上交或扔掉的，他们对于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有一种十分不安的矛盾心态。在美国、澳大利亚或英国，人们不接受把一个战利品骷髅放在家庭背景中。
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刚刚过去之后，即使它们被迎进一个军人的家里，作为对他的公正奖赏，但几十年之后，它们都变得反常和令人厌恶，即便对那些最早取得它们的人也是如此。偶尔，家庭成员满怀深情地看待它们，但很多人——特别是退伍老兵们的妻子——发现它们风味不佳，让人神经紧张。那个曾经为它们创造过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们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幸存下来的战利品骷髅是一些来自战斗的恐怖碎片，这些战斗过去、而且一直以来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作为战争恐怖的物理证据，想必正如很多收集它们的人感受到的那样，它们在家里似乎格格不入。既具体又模糊，这些“战利品人头”证实着过去的经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明确限制，不容易与他人分享。尽管在战争的历史上，阵亡者常常是看不见的，但他们在士兵们的日记中被反复提及，因为他们到处都有。死亡无处不在，因此，死亡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方式外人无法理解。这大概是老的战利品骷髅在今天为什么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它们把死神的世界带到了此时此地，促使我们试图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
尽管战利品骷髅在平民社会里似乎很不协调，但在战场上，它们履行了很多不同的职能。像获取它们的士兵一样五花八门，它们可能象征着愤怒或恐惧。有些骷髅像狩猎战利品一样被对待，但另外一些骷髅变成了爱的象征、吉祥物、伪科学标本或玩具。它们很可能启发内省的瞬间，就像它们鼓励虚张声势的炫示一样；毕竟，一个人骷髅就是一个曾经和我们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在很多方面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士兵们被人的骷髅所吸引。
战利品骷髅是已经被驯服的敌人，其本身就能够唤起养育的感情：这些骷髅被戴上了帽子和头盔，把香烟或烟斗拿给它们抽。像约里克一样，它们也重获新生，获得了新的个性和昵称；但是，重新赋予人骨以生命的那种游戏性质的努力也起到了强调它们没有生命的作用。
首先， 战利品人头证实了一个人的力量，他杀死了另一个人，并让人成为一件工艺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人寄回国内的那些骷髅都被彻底清理和擦亮了。死亡的所有腐烂都被洗净了，创造出了某种白色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取而代之。敌人已经静止不动。人身战利品所表达的是一种生存决心，一种与本部队成员休戚与共的关系，而你的生命依赖于他们。即使当它们引发一个士兵的哺育本能时， 它们依然是他的最高霸权的冷酷表达。它们帮助士兵们重新获得权力感，因为，高高举起的战利品人头断言了对战斗混乱的控制。在断头台上高举叛国者头颅的刽子手也可以这样说：宣告秩序的重获新生。
摘自书籍《人类砍头小史》弗朗西斯·拉尔森 著北京斯坦威图书授权合作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