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大叔王计兵51岁，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苏北农村家庭，初中辍学，外出打工，人生辛劳零碎。当他骑着电瓶车，这位诗人说，艰难的生活里，诗歌是那陡峭的另一面。
赶时间的人
骑上电瓶车，诗就消失了。
外卖员王计兵把车骑得飞快，脑海里只剩下地名。
空气在耳边呼呼作响，风像刀子一样打在身上。刚因爬楼汗湿的衣服又被吹干，让他直发冷。遇上红灯，他毫无顾忌地穿了过去——这很危险，而系统规定的送达时间在催促他。
这段手握车把的路程，就是送餐途中，王计兵能控制的全部了，可作用微乎其微。一次，他同时接了5单，末尾一单的商家出餐慢，只给他留下19分钟。最后，他有4单超时。
超时意味着罚款，甚至是停单。王计兵经历过一次，起因是两单的地点间隔着一条江，而系统显示的距离是500米。他绕了12公里的路，超时38分钟。第二天，他被限制接单，还要去指定的学习点学习，内容是“迟到这么久是一种错误”，以及“这会给平台造成什么坏影响”。
挨骂是家常便饭。有的店出餐慢，老板被催急了还发火，“不就是个送外卖的？你爱送不送！”最严重的一次，他被30来岁的男性顾客抓着衣领，从东墙拽到西墙，在屋里转了一圈。
外卖员没有投诉的权利，遇到这种事，他只能憋着。有一单，顾客说错楼栋号，王计兵白跑几回，一身是汗，让顾客加微信、发定位才赶到。顾客劈头盖脸地数落：“你是怎么送外卖的？”
当晚，他写下《赶时间的人》，记录外卖员的生活常态：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王计兵今年51岁，皮肤黝黑，下垂的眼睛笑起来时，眼角爬上几条皱纹。已经是可以“享福”的年纪，同龄人用空闲时间跳广场舞、遛弯，而他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在兼职送外卖。
图 | 外卖员王计兵
一家人已在江苏昆山生活十八年。六年前，得知积分入学制度，他和妻子背上贷款，在昆山买房，头一回交了社保，但儿子还是没上成公立初中。别无他法，他把儿子送去一所国际学校。那里，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富裕家庭，王计兵找儿子谈心：“我没人家那么大的本事，赚不来那么多钱。”
国际学校的学费，和二女儿的高中学费、住宿费加起来，一年十几万的费用，让家里不堪重负。经营着的小超市也不景气，一个月进账2000元，还要扣掉房租、水电费。店铺和房子被抵押出去，家里勉强能还上每月的贷款，但每年都在借钱。
一年多前，刚决定送外卖时，家里人都反对。大女儿已经嫁人，在电话里哭得惊天动地，“你要多少钱？我给你钱！”女儿家的日子也不宽裕，他安慰她，“我在家里闷，骑车出去玩”，还在路上拍花花草草的视频发过去。
刚开始，送外卖的确像旅游。看见风景好的地方，王计兵就停下车，花十几分钟转悠一圈，写写诗，一天下来只跑十多单，赚几十块钱。现在不一样了。一旦开始，送单就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最多的一天，他送了48单；每单的配送费是4-8元，靠送外卖，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今年6月，王计兵和他的诗歌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外卖小哥是作家协会成员”。网友评论《赶时间的人》：“真正属于劳动者的诗歌”。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时，他一天内接受了三家电视台的采访。那天，为方便记者拍摄送外卖的状态，他刻意选择更安静的路线，车骑得比平时慢一半，以防他们跟不上。
走红后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写诗不挣钱，每首的稿费一般也就三四十元。仅有的好处是，他的诗歌吸引来名家点评，还在一本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现在，王计兵依然每天五点半起床，出门看管自家的小超市。最近天明得晚，街灯还亮着，路上安静，他一抬头，看见夜空上的一弯月牙和一粒星，为此写一句诗：“月亮是人间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
六个小时后，他就会骑上电瓶车，忘掉诗歌，跑单直到夜晚。回家已经十二点多，他会在那时吃完夜饭，上床睡觉。
图 | 去海南领诗歌赛事奖项
“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王计兵的生活，在辗转打工中度过。第一份工作在沈阳，工钱一天三块五，内容是用羊角锤起出旧方木里的钉子，再把钉子取直。
那是1988年，他19岁，三年前刚从初中辍学。工地的电锯声震耳欲聋，工友大都三十出头，凑一块儿下象棋、打扑克，露骨地谈论女人的胸。
他融不进去，阅读、写作成为唯一的消遣。每天收了工，工友去公园玩，王计兵就坐在附近的书摊旁，读杂志里的短篇小说。他读到三毛，读到她在沙漠里，把轮胎做成椅垫。好奇坐在上面的感觉，后来每回看到修车摊，他都会讨要废弃的轮胎。
1990年，王计兵回到江苏老家，开始帮着父亲，在村里的沙河捞沙。
父亲的捞沙船，简易到像块折起来的铁皮，不能坐人，一年到头，他都泡在水里。河里全是流动的沙子，人一走动，更多的沙翻腾起来。每天刚一下水，四肢都被打得发痛；捞完一船沙，身体就变麻木，再没任何感觉。一船能装一吨多沙，三船能装一车，他一天能捞三车，共卖九元。夜晚躺上床，手和脚都痛得像火烧，往外渗血。
那是一生中最迷茫的时间。他想不通，“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图 | 王计兵
情绪是食粮，阅读、写作就是储粮的仓库，防止他年轻的身体被撑爆。他把父亲给他买毛衣的钱拿来买书，又模仿书里的手法写作，记录身边的人事。
干活时，他随身带支圆珠笔，放在内袋，没有别在胸前的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一个农民，“挂一支笔在身上，装什么？”，毕竟“那是文化人身份的象征”。
捞沙休息的间隙，有了灵感，他就把句子写在纸上、手上，甚至是装午饭的袋子上。最“疯狂”的一次，他脱下身上的黑白条纹长袖衫，在白条上写，密密麻麻，写满两个袖子。
写得多了，也会想被看见。1991年，他尝试投稿，陆续发表十多篇微型小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以后的白天，他继续在河里捞沙，其余时候，都窝在自家桃林的一个小屋里创作长篇小说，连续八九个月。桃树开了花，桃林又落了雪，一向支持他文学爱好的父亲开始担心了，怕他着魔，几次喊他回家，他不乐意。
十一月的一天，捞完沙，王计兵照例先回桃林，但小屋消失了，变成地上的一堆泥土和秸秆。他跑回家问父亲，父亲承认自己拆了屋，至于稿子，只说没看见。
王计兵懵了，一点点翻看小屋的废墟。不远处的沙坑里有些新土，他用锹挑开，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灰烬。他知道了，稿子被父亲烧了。他用手誊写的、摞起来几十公分高的、20万字的稿子，变成了一堆灰。
那一瞬间，“好像自己建的房屋被推倒了，突然无家可归”。回家之后，他和父亲再没说起这事。但有两个多月，他在家一言不发，直到母亲掉了眼泪，“他也是为你好”。
父亲的一把火，烧掉了王计兵的稿纸，也烧掉了他发表文章的念想。1993年，和同村的妻子一道，王计兵再次外出打工，去新疆砌过土坯，去山东开过翻斗车，又在2002年来到江苏昆山，居住至今。
初来昆山时，身上只有五百元。夫妻俩摆地摊、捡废品，卖一块钱一双的袜子、手套，蹬着三轮走街串巷地卖水果，终于开起一家租书的小店，一年多后，又因为无证经营失去一切。
没地方住了，他从工地上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河床里，再钉上木板，在河面建起一个小屋，作为住家和店铺。他们在地上铺好褥子，一家五口睡在废弃家具改造而成的货架下边。
用作屋顶和四壁的帆布在风雨天里飘摇，附近善心的老太太担心他们，从对面的楼上拿手电筒照。之后几年，为了攒本钱，夫妻俩把从前的活计重做一遍，直到2005年，开起一家小超市。
十来年间，王计兵持续地写作，稿纸是路边捡到的烟纸壳、卖水果的纸箱和烧饭点火用的纸张。每有灵感，他就记录下来，有时是几个词，有时是几句话，但写完就丢。最长的作品是首打油诗，他从自己的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开翻斗车的当天。二十多页纸，最后都扔进做饭的炉灶，烧了。
后来他接触到电脑，创作的诗歌才有了保存的地方。论坛给他“说话的机会”，热心人给出指点，少数提出批评，他一一回复，表示感谢。
吃着网上的“百家饭”，王计兵的诗歌慢慢“长大”。
诗歌的悬崖
随着王计兵的走红，这些“长大”的诗歌似乎真被看见。此时距他首次投稿，已经过去近三十年。
孕育他写作念头的故乡邳州，早已改头换面。这个江苏北部的小城，如今以银杏闻名。已是深秋，银杏树干笔挺，金黄的叶瓣落满地。最近，他刚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月，照顾偏瘫的母亲。
几十年过去了。从前捞沙的河，被规划为风景区，里面再没有沙；从前写作的桃树林，也变成大片的银杏。村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多年轻的面孔，他都不再熟识。
他上新闻的消息传回村庄，一些平日关系寡淡的村民觉得他有本事，遇到不公，就向他讨主意，而他能做的仅有聆听，为此生出一点亏欠。
图 | 王计兵的老家
每次回家，王计兵都为故乡的改变而失落。他常独自信步至未被拆除的老房，或者曾经麦浪翻滚的田野，安静地坐着发呆。
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没有吃的，在一个春天的夜，父母来到自家麦地，偷偷割下还没成熟的麦穗，磨成青糊糊，在锅里煮着吃。为了保全尊严，第二天，这对四十出头的父母又去地里晃荡，佯怒吆喝，“麦穗头被谁割去了？！”
两年多前，他的父亲去世了。风水先生选中的坟地，正是三十多年前偷割麦穗的位置。他对父亲烧稿纸的怨，早已慢慢化为理解，因为“孩子痛苦的时候，父母肯定更痛苦”。
如今回家，王计兵会独自坐在父亲坟前，跟父亲絮叨，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或者读几首诗。坟地藏在银杏林深处，就算哭喊，也没人听得到。安静的林子里，只有银杏树叶在沙沙地响。
采访时，王计兵的语气始终没有大的起伏，直至聊到父亲的坟，他哽咽得说不成话，沉默几秒才缓过来。这一生里，除为父亲，他几乎不哭，显示出一种哲理般的逆来顺受，常说的话是“不公平的事很多，你只能调整自己适应社会。”
“太多的往事如鞭子，都曾经把我的内心打出伤痕，让我时不时回过手来抚摸，感受一种结痂后的痒。”他曾写。
阅读、写作，就是那只抚摸伤口的手，这种“痒”让他舒心，为他筑起一块生活的隔板，隔开现实与文学。
在现实里，他话少，少到有人当他的面对妻子说，“他整天话都不说，你能受得了吗？”而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哭与笑，“好像是我性格的弥补”。
现在，王计兵51岁了，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老是提笔忘字，有时写一首诗，好几个字都得打拼音。但他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
“人生是立体的。”诗歌在告诉他。
他说，如果人生是豆角，诗歌就是那根供藤蔓攀缘的竹竿，“苦难只是其中的一面，它可能是烂掉的一面。还有另一个华丽、光鲜的面——诗歌就是那一面。”
送外卖的间隙里，他还在写诗，有时一天写几首，有时一周写一首。来了念头，他就趁等红灯，或在电梯，记几个关键词在手机里，等闲下来，再把词串成诗。
每次捕获满意的灵感，他都会有种兴奋的颤栗。最近一个这样的时刻，是几天前，他骑着电瓶车，缓缓爬上一个斜坡。
这像极了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瞬间——生活艰难，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才能向前。而王计兵有诗，如同陡峭的悬崖，带他飞翔。后来，他写下的句子是：“生活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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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郑可书
编辑 | 崔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