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南库”的广州十三行,在清朝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1822年,广州西关附近太平门突发大火,大火7天不灭,波及住宅1.5万余户,商行11家。大火熔毁白银多达4000多万两,“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被焚毁的商行是广东十三行的一部分,这些商行手握特权,官商通吃,富甲一方,时人称为“天子南库”。

上图_ 1822年的广州十三行大火

十三行的由来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 年)六月,平定台湾的康熙皇帝颁布了《分别住行货税》,决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金丝行负责向本地商贩“赴税课司纳税”,而洋货行“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可以说洋货行就是十三行的雏形。经过发展,洋货行以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博得了外商的信赖。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仅保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广东十三行成为当时唯一能够进行外贸的组织。十三行并不是指特定的十三家商行,数量偶有增减。十三行成立之初,商行多达26家,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商行减至4家,一般商行数量保持在十家左右。十三行中,以“同文”、“广利”、“怡和”为魁,其中“同文行”和“怡和行”财雄势大,人脉广泛,先后成为十三行的首领。

上图_ 乾隆皇帝(1736-1796在位)

官商结合,专注外贸

与其他商人不同,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的贸易组织。朝廷和外商以十三行为媒介,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十三行既是中外贸易的桥梁,也是中外商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屏障,通过朝廷让渡的外贸权,获取巨额的利润,外商借助十三行,采购商品,开拓市场,三方以贸易为纽带,责任明确,利益均沾。

就地方官吏而言,同样觊觎十三行丰厚的垄断利润。出于成败荣辱的考虑,十三行只有投靠权贵门下,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占得先机。因此,两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清朝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指出:“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

上图_ 西方油画中的广州十三行

十三行接待外商时,先将船舶停泊澳门,由海关和十三行商人测量吨位,核算船钞,再由“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浦”,十三行出面筹备“唱演神戏”,“劳以牛酒”,供“外夷观瞻”。

在商务谈判时,“止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其余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拨兵防卫看守。”十三行既是贸易组织,又是外交机构,这一组织的建立无疑是打开东西方贸易的一次制度创新。有了朝廷的撑腰,才是十三行成绩斐然的内在动因。

上图_ 西方版画广州十三行的繁华景像

垄断外贸实力雄厚

十三行不仅从事海上对外贸易,还享有垄断经营的特权。康熙年间,朝廷相继组建了粤(广州)、闽(福州)、浙(宁波)、江(上海)等四大海关,其中“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可见朝廷对粤海关的重视。更表明了朝廷对广东对外贸易的关注和期待。

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者销售外国商品,均需经过十三行。乾隆年间,广州绣坊有50多家,从业人员多达3000多人。1772年,销往欧洲的广绣披肩有8万条。四年后,仅英国一家公司采购的披肩就超过了10.4万条。在十三行的运作下,中国的农业经济达到了巅峰,广州变成了清朝对外贸易的中心。时人用“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来描述十三行的富有。

十三行给广州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754年,到港海外商船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海外商船增至83艘,税银达110万两,鸦片战争前,每年有超过200艘海外商船到达广州,税银突破180万两。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十三行缴纳的税款占清朝税收总额的40%。凭借十三行的奥力给,广州在1850年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排名第四,即便是1875年仍位列第七。朝廷给予的外贸特权,为十三行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上图_ 清末广州十三行商人园宅

需求扩大外贸顺差

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刚性需求,刺激了中欧贸易的发展。以英国为例,约1650年,茶叶出现在英国。1669年,东印度公司将首批143磅8盎司(折合65.23千克)茶叶运到英国。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茶叶进口量超过200万磅。至1800年,英国进口茶叶多达2000万磅,奠定了最大茶叶进口商的地位。中国在茶叶贸易中,占据着优势地位。

十三行成立后,每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达700万元的商品,一半以布匹等货物偿付,另一半由美洲银币补偿。1805年后,东印度公司停止向广州输出银币,转而由散商充当代理人以糖、锌等商品贸易弥补。

东印度公司的事例,折射出清朝贸易顺差的“小确幸”。历史学家金汉升在《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估算,1700-1830年间,通过输出茶叶、丝绸等商品,欧洲向中国输入了约6亿美洲银元,折合约4.3亿两。年白银输入量约为330万两。国际市场的持续扩大,为十三行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

上图_ 清朝时期出口的茶叶

捐输不断贡献良多

靠朝廷扶持起家的十三行,对朝廷和各级官吏也投桃报李。十三行其实是朝贡贸易的一个枢纽,游走在政治博弈和经济利益之间,同时赚取大笔可观的财富。当发生战争、赈济灾区、兴办公共建筑或公益事业、皇帝寿辰时,十三行往往以捐献银两的方式反哺朝廷。

据学者陈国桢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和对外贸易》统计,从1773年至1835年,十三行以各种名义单独捐银460万两。对此,嘉庆皇帝心知肚明,特地颁谕:“捐输报效已非一次,自当培训商行,另其家道殷实,方不致稍行赔累。”不仅如此,“怡和行”商人伍秉鉴曾在《广州和约》中,分别拿出了110万银元赔付英军。十三行赢得了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声誉。

上图_ 伍秉鉴(1769年—1843年9月4日),又名伍敦元

上图_ 西方版画:十三行行商、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家的花园

1842年,清朝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第五款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 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 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同例, 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 无论与何商交易, 均听其便。”这一规定的订立,标志着十三行对外贸易垄断地位的丧失。不过,它为广州积累了丰厚的商业资本,营造了优越的经商氛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对广州乃至全国的商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计白当黑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吴建雍《从广东十三行看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垄断》

【2】赵立人《论十三行的起源》

【3】姜朋《广东十三行的运行和管理》

【4】以咸《话说“十三行”》

【5】隋福民《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制度演化》

【6】任光印《澳门纪略》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8】李国荣 林伟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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